金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西夏应天元年，1206），蒙古部人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上尊号称成吉思汗。元至元二年（1265）十月，元世祖追尊庙号为太祖。自建国至元顺帝退出中原，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1368），共163年。1234年，蒙古王朝灭金，统一淮河、秦岭以北。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1276年，宋皇室降元，1279年，统一全境。
元代文学是诸族群共同的贡献。在统一的政权统治下，各族群获得了新的历史发展，为现代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蒙古族统治者根据征服顺序的先后将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类，并没有体现将统治对象成体系分类的制度，只有区别对待的现象。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列元代“氏族”：蒙古72种，色目31种，汉人8种。所列蒙古，异译重复者占三分之一，色目人也有异译重复的，也有错误列入的情况。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色目人为23种，仍然有异译重复。汉人，是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南人”，多为汉人，也包括南方其他族群。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近现代的“民族”概念，《辽史》称“部而不族，族而不部”。“部”是主要形式，很多不能确指具体族属。各族群包括部分有自己文字的族群或地区政权，大多学习汉语和汉文经典。这并不是从元代开始，中国自商、周开始就是多元文化，中原文化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历史发展也是各族群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共铸中华文化的过程。华夷之分，指的是文化。“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是孟子的思想，朱熹宣扬孟子“用夏变夷”思想，曰：“以诸夏之礼义化变蛮夷之人耳。”秦朝“书同文”，就是促进国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夏夷之变的过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吸收诸族群之优长发展的过程。耶律楚材在金亡后，写《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从三皇五帝说到金，意在“使世之人知成败之可鉴”。主张“孔教祖宣尼”，治国“遵汉制”，“崇文”“拔贤”。元好问入元后，编金诗总集，称《中州集》。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说：“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万里外，皆中州也。”清楚地说明，在一些胸怀卓荦的士人已经认识到中华文化、文学是各族群共有的。
元代在统一全国后，进一步扩大由各族群士人共同组成的文化圈和文学队伍。元蒙古皇室成员在元世祖忽必烈之后，也多能诗文，元世祖忽必烈、元文宗图帖睦尔、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以及云南梁王、其女阿瓂公主，皆有汉诗作品。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曾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奉旨祭祀孔庙并立碑，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在大都天庆寺雅集，并出其所藏书画请与会者鉴赏。元顺帝在宣文阁书“九霄”二字，赐布衣臣胡震宦。时待诏宣文阁的王沂称其“运笔，势若飞动，而从容之中”。若李文尉、贯云石、薛昂夫、马祖常、萨都剌、泰不华、余阙、乃贤、杨景贤等色目、蒙古族群作家，皆享盛名。
和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突出的成就是各种文体均有发展。在曲方面，后人常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小说话本、平话开启小说的新面貌，始有刊刻文本，并孕育着重要作品的生成。文章、诗词等文学样式承前启后有明显的特色。
文章、诗词
元代文章，《全元文》共收录文作者3200余人，文章35000多篇。《全元诗》收录诗作者近5000人，诗约14万首。《全元词》共收录340位词作者，词4639首。尚有相当数量待补。
元诗祧宋归唐，“宗唐”“仿唐”是其特点。元人仿唐不局限于盛唐，还包括中晚唐。宋荦《元诗选序》中说“论者谓元诗不如宋，其实不然。宋诗多沈僿，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与宋诗多思考议论不同，元诗追求真率的诗风。元好问提出自己的诗歌主张，要求分清正体、邪体，赞赏建安风格，主张写诗要自然、新鲜。元文上承韩愈开启的古文运动，启功认为：“元朝人承先，主要是八家文体书面文，元朝作家，如元好问等，把艰涩古奥取消。元代书面文奠定了六百年的书面文体。”与元好问同龄的耶律楚材是金亡前北方文坛的中心人物。耶律楚材、丘处机赴西域入蒙古大汗幕。二人在西域的诗歌唱和，是为元诗之开端。他与元好问都是继承北宋，开拓元诗风的作家。北方文坛的繁盛，大多是由元好问影响下的众多作者创造的。杜仁杰、郝经、刘因、王恽、胡祗遹、卢挚等同受元好问影响而又各具特色。此外，还有入元后，落籍于平阳、河中两府和绛、解两州的麻革、张宇、陈赓、陈庚、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形成一个诗歌群体，也以元好问为宗，“以唐人为指归”。房祺编的《河汾诸老诗集》所收的即这些作家的作品。
忽必烈统一全国初期，南方作者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故国之思。但在兴学尊儒的政令推行过程中，开始接受政权的更迭，南北作家共同推进了文风的融合。江西，刘辰翁是首创者，与其子刘将孙的影响直至延佑（1314—1320）时期。江浙行省，方回、赵孟、戴表元举起文学复古旗帜。南北诗风出现交流融合的氛围。袁桷、姚燧、张养浩、元明善、马祖常等一起写古诗模仿汉魏，律诗学唐，风格清丽而遒壮，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的风貌和格调。赵孟“绝代天姿学力深”，诗书画均为大家，是元代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家。元朝画家诗人柯九思、高克恭、王冕、倪瓒、吴镇、黄公望等，均有时代的色彩。
虞集为元好问之后的文坛旗帜，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与四家同时，黄溍、柳贯、吴莱并称“三先生”，以文见长。虞、揭、黄、柳又称“儒林四杰”（文章四家）。其后，杨维桢及其铁崖派，吴中顾瑛及其玉山草堂雅集，是具有文学独立意义的诗派。元后期苏天爵远绍北方文统，乃贤、泰不华、余阙并逞才华。
总之，元代诗文，覆盖族群最广、创作地域达至最远，虽主流趋于“雅正”，实则风格多样。文章则“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王恽《追挽归潜刘先生》）。
元代的皇帝诏书大都用白话口语颁行。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收录当时白话碑文近百篇，加上《元典章》中存量不菲的白话公文，数量可观。文人的语录，也多用白话兼浅易文言写成。元代白话散文在元代散文史中，已是不能忽视的散文文本。
元词，元好问、张炎、王沂孙等大家活跃，特别是张炎、王沂孙等在杭州多次集会唱和，张炎《山中白云》词集、词论著作《词源》于延佑时期问世。张炎推崇姜夔词的“清空”“骚雅”，主张“词要清空，不要质实”，这既是张炎自身作词实践的总结，也是其词学理论的系统阐述，在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时推重的词人还有虞集、萨都剌和张翥等。虞集的《风入松》，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脍炙人口。而张翥的词清丽细腻，尤具特色，吴梅、卢冀野都肯定张翥的词，吴梅谓其“冠绝一时”。贯云石、薛昂夫也有词作流传。总之元词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词史的重要时段。
散曲、戏剧
散曲、戏剧，旧称“曲”，元代有北曲、南曲。北曲有散曲、杂剧；南曲有南散曲、南戏。元代北曲盛行，旧称元曲。王国维视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胡适称其为“活文学”，“一流之文学”。
散曲。隋树森《全元散曲》收入作者200余人，元人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残曲在外。近年又有补录作品，如，辽宁省图书馆收有罗振玉藏6卷残本《阳春白雪》，其中有25首套曲，前所未见，可补《全元散曲》。刘崇德“搜得未见于《全元散曲》之宋元南散曲数条，又曾有对元北散曲的补钞，今合在一起，命之曰《〈全元散曲〉补辑》”。预计四辑，第一辑已出版。补录甚多。
散曲与剧曲对称。词曲递兴，雅俗分流，散曲成为一个新的诗歌门类。散曲与诗、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小令和套数是散曲最主要的两种形式，小令一般是单片只曲；套数是把若干只曲连缀而成的组曲，一般由首曲、过曲（可有多曲）和尾声组成，原则上用同一宫调。但小令还有一种联章体，又称重头小令，它由同题同调的多支小令组成，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又有带过曲，也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但最多只有三曲牌，且没有尾声。形式多变。其内容反映社会面极为广泛，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不同性格的作家，有着各自特点的作品，即便同一题材也有不同的表现。内容有：咏史、怀古、抒怀、赠答、隐居、乐闲、谈禅、说道、咏物、写景、风情、闺怨，讽时、叹世。其艺术风格，则主要是“自然”“本色”“谐趣”，但也有“清丽”“典雅”。故散曲风格有“豪放派”“清丽派”之分。推其特色，清黄周星《制曲枝语》说：“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而已。”
元好问自度曲，学界视为曲家先声。丘处机于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有【贺圣朝】曲作，知曲兴于金末元初。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等剧作家均是散曲大家，其后，贯云石、乔吉、张可久，皆负盛名。元时著名诗词作家，多有散曲创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士人的增多，士人层的分化，部分曲作者的处世态度与传统的读书仕进的价值观有了很大变化。如关汉卿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称作者为“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士人层的分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宋代柳永的【大石调】《传花枝》：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着到。
与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到元代这类文人已经成为一个群体。白朴的【双调】《沉醉东风·渔父》曲中，秋江上的渔父，“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表现了作者对遁世退隐生活的向往。乔吉在其【正宫】《绿么遍·自述》中说：“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他们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处事态度发生变化。从而散曲作品中，对于历史和现实社会加多了批判。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数，以一位乡农诙谐嘲谑的口吻勾画出刘邦伪善、流氓的面目，剥掉其皇帝的外衣。钟嗣成《录鬼簿》载：“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维扬地区以此为题，诸人俱作，也是一件趣事。张养浩的【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更成为传世名句。刘时中所作两首【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数，是作者以散曲形式呈高监司的说帖，作品中以淋漓的笔墨揭示了江西灾区人民悲惨生活的面貌，故亦弥足珍贵。贯云石，诗文书法皆为上乘，散曲也为时人视为大家。杨维桢称其为“一代词伯”（《沈氏今乐府序》）。马致远被视为元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曲带有更多的传统文人气息，语言放逸宏丽而有深沉的意境，对仗则工稳妥帖。其【双调】《夜行船·秋思》套和【越调】《天净沙·秋思》，备受时人推崇。张可久为元代多产散曲作家，交游广，也接触社会世道，更多表现闲适散逸的趣味，描写隐逸生活中的情景。如【正宫】《醉太平·金华山中》：“数枝黄菊勾诗兴，一川红叶迷仙径，四山白月共秋声，诗翁醉醒。”他是公认的清丽派代表作家，显示了元后期散曲雅化的趋势，对明代有着明显的影响。
元代戏剧（杂剧、南戏），是融合了剧本创作（人物和故事情节）、舞台（布景、道具）、表演（唱词、道白、动作）的综合艺术，反映社会内容广泛，思想深刻，艺术精湛，进入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杂剧，据李真瑜《元杂剧全目》收元杂剧目736种，姓名可知者499种。名家名作为世推重者，有：关汉卿《单刀会》《望江亭》《窦娥冤》《调风月》等，白仁甫《梧桐雨》等，马致远《汉宫秋》《黄粱梦》（与李时中、红字李二合作），郑廷玉《看钱奴》等，王实甫《西厢记》，郑光祖《倩女离魂》《王粲登楼》，康进之《李逵负荆》，纪君祥《赵氏孤儿》，尚仲贤《柳毅传书》，杨显之《潇湘夜雨》，石君宝《秋胡戏妻》，李直夫《虎头牌》，乔吉《扬州梦》，杨景贤《西游记》，无名氏《连环计》《盆儿鬼》《货郎旦》等。
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钟嗣成《录鬼簿》，以北曲兴起于金末章宗朝（1190—1208）。兴盛的时间约在忽必烈于蒙哥元年（1251）受命管“漠南汉军国庶事”以后，这时期作家主要指《录鬼簿》中所列“前辈名公才人”56人，他们主要活跃于燕京（后为大都）、真定、东平、平阳、彰德等地，如燕京的关汉卿、杨显之、马致远、王实甫、纪君祥等，真定的白仁甫、李文蔚、尚仲贤等，东平的高文秀等，平阳的石君宝等，彰德的郑廷玉等。这些地区是金朝诸路的首府，也是蒙古初期具有重要政治、文化、经济地位的城市。这时期作家创作了大量杂剧，现存剧本中约有80种左右更重要且著名的优秀剧作大都是这时期的作品。特别是著名的悲剧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白仁甫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这些历史剧、社会剧，是元初杂剧作家经历大变动后进行反思的结果。没有元世祖时期经济、政治的发展，杂剧就没有兴盛的社会条件，没有这种反思，作品不可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传奇、诗歌、鼓子词、诸宫调不同文体演绎的基础上，创作了比肩元稹《莺莺传》的反映新时代面貌的名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均取得很高成就。同时流行的神仙道化剧，反映了士人生活的另一侧面。神仙道化剧多是演述全真教的度脱故事。全真教初起于金朝，盛行于金朝后期和元代，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全真教在动乱时期，倡导“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隐身避世的一个归宿。马致远的作品，可为代表，不仅表现避世思想，也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黄粱梦》则抨击了险恶的世风，他在剧中痛心地说：“如今人宜假不宜真，则敬衣衫不敬人。”他在剧本中对修仙养道生活的讴歌，恰是他痛苦求索中的一种精神寄托。
同时，元杂剧和舞台演出结合得十分紧密，杂剧作家和伎艺人来往密切，所以杂剧作品充分反映了舞台艺术特点。
元代统一全国后，杂剧创作活动逐渐南移，如白仁甫、关汉卿、马致远等都先后到南方，有的作家开始在南方定居，至大德以后，杂剧创作的中心转向杭州，其中重要作家多是流寓在南方的作家，如郑光祖、宫天挺、乔吉、秦简夫等。这时期爱情剧、文人事迹剧有所发展。杂剧与南戏并存的过程中，孕育着明代戏曲的新发展。
南戏。兴起于宋光宗朝，元成宗大德以后，南戏演出地域更广，在江西、江浙、福建颇为流行。由于各地方音的不同，又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南曲声腔，如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元代南戏作品多已失传。钱南扬《戏文概论》考得宋元戏文238种，其中绝大多数应为元代作品。《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存永乐大典本《小孙屠没兴遭盆吊》一卷、《张协状元》一卷、《宦门子弟错立身》一卷；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二卷（一般认为是元本）；《重订拜月亭记》二卷、《白兔记》二卷，或接近元本。原本《王状元荆钗记》二卷、《杀狗记》二卷，明刊本。其中《白免记》古本，收在《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刘希必金钗记》，发现于1975年，并于1985年出版了刘念兹校注的《金钗记（宣德写本）》，也为较早文本。
元末，《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后，南曲戏剧创作、演出日盛，影响到明代传奇戏剧的繁荣，把中国戏剧引向新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