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说王朝史”系列，已经推出了16篇短文。第1篇开宗明义，讨论了理解中国史，为什么要回归“王朝史”的语境；接着的14篇立足比较的视野，评说了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武周）、宋、大元、大明、大清14个统一王朝，以及夹在其间的春秋战国、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4个主要的分裂时期，各自的特征、地位是什么，各自的高潮、亮点在哪里；第16篇简单交代了中国王朝史之前的漫长“序幕”与之后的短暂“尾声”。以笔者半个多甲子的读史体悟，正是这些堪称“最”的特征与地位，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情节冲突的高潮、华丽展现的亮点，使得中国历史这台多幕大戏起承转合而不乏味、精彩纷呈而不单调。然则接下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要讨论的话题，应该就是改朝换代了，盖因“追问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个最显着的政治现象，也是最大的政治变动，就是王朝兴替或说改朝换代，这既是最浅显、最客观的历史事实，也是相当复杂、充满启示的中国历史”（胡阿祥《上下五千年，回归王朝史》，《古典文学知识》2023年第1期）。如此，本系列接续的几篇短文，就立足于宏观的视野，尝试着揭示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原因或奥秘。
诙谐版中国简史
说起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原因或奥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笔者在网上偶见的一篇帖子“搞笑版中国简史”就反映了网友们的智慧。这里摘录与“改朝换代”相关的几条如下：
桀说：好玩；汤说：反他有理了。夏亡了。
纣说：痛快；武王说：我也反了。商亡了。
幽王说：点火；褒姒说：刺激。周也亡了。
始皇说：我修；姜女说：我哭；陈胜说：有种；项羽说：我举；刘邦说：我斩。秦亡了。
文景说：我治；武帝说：我兴；光武帝说：我中兴；献帝说：我说了不算。
李世民说：魏征，你的意思？李治说：老婆，你的意思？武则天说：那还不如我说了算。
李纲说：保家卫国；徽宗说：没保成；钦宗说：我想回家；金兀术说：没门。
林则徐说：我销；洪秀全说：我反；康有为说：我变；孙中山说：看我的。
笔者在南京大学课堂上与同学们交流时，即常以此为例，感慨网友们的智慧真是不可小觑。如从“公天下”到“家天下”、再从“家天下”到“公天下”的前后两次质变，多少的巨著与宏文考来论去，却不乏指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远不及上引帖子说得生动、到位；至于帖子里涉及的改朝换代的诸多情形，如夏、商、西周末主的穷奢极欲，秦始皇帝的滥用民力，东汉献帝的受制于权臣，唐高宗李治的“惧内”，乃至“北族王朝”征服中原王朝，同样都有鲜活、形象的表达。也许，这就是“历史”—过往的事情，谁都想要打扮一番吧。
“公式化、教条化”的“研究”
相对于虽欠严谨、但显智慧的这类“搞笑版中国简史”，不必讳言的是，在我们的历史学中，还真存在令人生厌的“改朝换代”的叙述语境。如谭其骧师在《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文中的批评：
讲农民起义总是先讲一个封建王朝如何腐朽，统治阶级如何残酷剥削农民，再讲农民起义的爆发、农民战争的经过，如何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最后以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有的被镇压下去，有的虽然推翻了旧王朝，但在旧王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仍然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王朝，最终都不得不归于失败为结束。
这样“公式化、教条化”的“研究”，如陈胜、吴广起义之于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之于东汉，黄巾起义之于曹魏，孙恩、卢循起义之于刘宋，六镇起义之于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隋末农民起义之于唐朝，黄巢起义之于后梁，元末农民战争之于明朝，等等，无不如此；即便如《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这样的工具书，其条目排序，在“古部落、古国、朝代”“年号”“阶级、阶层”之后，就是“历代人民起义”，这类条目不仅赫然居于“历史事件、一般制度”（155条）之前，而且出条甚多、甚细，竟达到了400条上下。“结果究竟解决了、说清楚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少问题呢？我看不太多……现在，有人居然又走到了另一个错误极端—根本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对过去公式化、教条化的一种‘报复吧！”（谭其骧《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
“自然力之决定史事发展”
在社会网友的“诙谐”点评、教条史学的“陈腐”套路以外，笔者早年还关注到思维跳跃的一派学者对中国历史之改朝换代的另一番解读，这里不妨先引证祖籍安徽旌德、生于上海、长于台湾地区、长期任教于美国高校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文中的观点，其问题的指向是：
读明清史者，于十七世纪朝代兴亡之事，莫不注意及之。朱明之覆亡，其故诚多，然京师失陷，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乃由于民变之一发而不可收拾。民变之所以蜂起，形成燎原之势，一般泛论，或以为是权奸误国、党同伐异，甚而冒饷贿赂、欺压百姓；或以为阶级矛盾、地主剥削，以致民不聊生。惟此等情状，大明帝国存在之二三百年间，几无时不有，何独于至十七世纪始激成倾覆国祚之民变？似尚有更为深入之原因可探。
怎样的“更为深入之原因”呢？“由今残存之史料观之，颇值得进一步注意者为饥饿一事”由此发端，汪荣祖征引史料，建立了这样的推导模式：明朝其实亡于民变，民变直接缘于“异常之饥荒”，“异常之饥荒”导致“特殊之穷困”，形成“集体之痛苦”，遂爆发“暴力之吼声”—这是人事方面的原因。至于“异常之饥荒”在自然方面的原因，根源于异常的寒冷气候，异常的寒冷气候联系着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导致了地球气候变化，地球气候变化“既直接影响至生态环境，如果略为持久，必然危及人文景观，诸如生存条件、经济活动，甚至发生社会之动乱与夫政治结构之崩溃”。而具体到“明清代兴之深层原因”，即为16—17世纪之“小冰期”：
自十六世纪中叶，（气候）有显着之变迁，此后一百五十余年间，日趋寒冷，为一万年前冰期结束后所仅见，可称之为“小冰期”。
《明史·五行志》所载之“恒寒”，就时间而言，正与这个“小冰期”相应，“是则，气候异变、干旱成灾、饥馑遍地、瘟疫蔓延有密切相因之关系，而其结果足可为‘民不聊生一词作深刻之写照”。作为结论，汪荣祖既引崇祯皇帝的哀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感慨“当事者亦仅见亡国之象，而未悉象后根深蒂固之因”，又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理论，联系明清代兴的历史指出：
历史知识有“长时”“中时”“短时”之分。“短时”者，民变蜂起、崇祯自缢之属；“中时”者，连年饥馑、民不聊生之属；“长时”者，乃气候变化之属。此短、中、长时之分，就结构而言，各为外层之知、中层之知、内层之知。明清代兴就其短时之外层现象观之，不外甲申之变、清师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此读史者较易触见者，而欲洞悉史事之深层结构，则其事较难……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若气候变化果为明清代兴之深层原因，则自然力之决定史事发展，果未可忽视也欤？！
文短旨深的《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只论述了“明亡”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没有探讨“清兴”与气候变化的联系，所以其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其推导模式，较之以阶级斗争解释历代兴亡的惯性思维，无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阅读快感。其实如果我们打破些学科壁垒，灵动些学术思维，则汪荣祖所论朱明覆亡的根源在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又屡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所证明。以言世界历史，如“十七世纪之印度与欧洲皆有大饥，人相食，为有史以来所罕见……法国路易十三之世（1610 —1643）亦有波及全国之民变……经极为残酷之手段而敉平”（《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以言中国历史，笔者在这里推荐一张曲线图、一篇译文。这张曲线图即依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做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6年公布的“竺可桢曲线”：
将此曲线图中的暖期、冷期与年代、朝代略作比对，则稍知中国历史尤其是统一分裂、改朝换代历史的读者，自会看出诸多自然与人文之吻合现象。如第四冷期中的气温最低点，介于公元1600年到1700年之间，正可作为《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一文观点的总注脚；而其他国势强弱、民族迁徙、社会治乱、民生好坏等等的变迁，既能求解于竺可桢上引文章得出的一些结论，如“考古时期”以后的温度变迁，“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1℃—0.5℃”，“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也可在哈佛大学教授布雷特·辛斯基（Bret Hinsch）所撰、蓝勇等译的《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辑）的“摘要”中，获得相当直白的答案：
以农为本的中国，尤其是北方，在气候变化面前显得格外脆弱。气候变化影响农业，从而影响社会各方面。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中国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周期性变化的过程，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生态环境较量与整合的过程。在温暖期，中国经济繁荣，民族统一，国家昌盛；寒冷期，气候剧变引起经济衰退，游牧民族南侵，农民起义，国家分裂，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等。
简而言之，在中国政治史上，但凡温暖湿润时期，中原王朝疆域扩展，北方游牧政权北撤；寒冷干燥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西移，内地农耕民族民变频繁，随之往往改朝换代。又如上所述，既然这是相当明显的历史事实，我们当然不能动辄冠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粗暴地予以批判、简单地加以否认。反之，按照笔者的理解，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中国古代，“自然力之决定史事发展，果未可忽视也欤”，本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论。而以这样的理论为评判标准，苛刻些说，我们大量的历史研究，其实尚局限在“短时”的“外层之知”与“中时”的“中层之知”的阶段，即研究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阅读者看到了热闹、没有看到门道；至于关涉“所以然”的“门道”、兼及“长时”的“内层之知”，还有待学者们的加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