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的新着《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以下简称《终始》）与其《土著之学：辅仁札记》《“口耳”之学：燕京札记》，构成“历史的掌纹”三部曲。后两部关注的是folklore 这一研究路径，侧重于文学和历史学的民俗学；《终始》则聚焦于folkways 这一研究传统，着重发掘被历史尘埃淹没的社会学的民俗学。
相比于惊涛骇浪，暗流涌动更让人着迷，因为它充满了未知与无形、遐想与冒险、危险与勇敢、征服与挑战。学术史研究亦如航海行舟，如果仅仅看到令人膜拜的学术大家、光鲜亮丽的学术门派和魅力突出的学术主脉，而看不到背后庞大的默默付出的科研学者、勤勤恳恳的学术团队和厚积薄发的学术支脉，不仅容易误解、歪曲和扭曲学术史的发展历程，而且容易颠覆学科研究的基础、削弱开拓创新的精神。因此，从事民俗学学术史研究，应该多关注一些“小”人物、“小”事件、“小”团体和“小”历史，这不仅是民俗学学术研究的“灵魂”，更是支撑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命门”。
一、人：“发掘”遗忘的学者
按照陈寅恪的说法：“解释一个字，就是作一部文化史。”换个角度思考，研究一位学者何尝不是研究一部学术史？学者的学术思想必然扎根于学术史发展脉络之中，并且通过学术的传承和师门的经营深刻影响后来的学术发展。近些年来，社会学界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解读，民俗学界关于钟敬文学术思想的阐发，都是最好的例证。不可否认，费孝通、钟敬文执一方牛耳，但是学术“聚光灯”过于集中，不仅会带来诸多学术偏见，而且会淹没掉其他学者。
《终始》一书重新梳理了早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更关键的是重新释读了“大”“小”学者的民俗学研究思想，主要贡献如下：
一是重新阐述了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习惯性以为这些学者是归属于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却忽视了他们对民俗学的重要影响。这一研究颇具新意，让我们对这些“大”学者的研究经历和学术思想有了更为深刻、完整的认识。
二是在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下，重新解读了许仕廉、杨开道、李安宅、赵承信、杨迪、黄石和杨堃的学术贡献。尤其是，本书花了大量篇幅论述杨堃的民俗学译述和民俗学研究，及其对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的倡导，以往学术界很少关注这一点。
三是探讨孙末楠（William G. Sumner， 1840-1910）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影响。以往，很多学者（包括本人在内）习惯性认为，一九九四年高丙中出版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解读孙末楠的folkways 论，推动了民俗学走向日常生活，这是孙末楠的学术思想系统性引入中国学术界的开始。但是，岳永逸通过系统性梳理，不仅论述了孙末楠的学术论着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被中国学者所译介，还道出孙末楠对燕京学派早期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深度影响。
四是发掘出一大批从事民俗学研究的燕大学生。除了黄迪、李有义、陈永龄、李慰祖等少数人被学术界所铭记，其他如张南滨、邱雪峩、王纯厚、郭兴业、周恩慈、石堉壬、孙咸方、陈封雄、权国英等，则几乎未有人关注。这些人或离开学术界或转换研究领域，其学位论文长期尘封于图书馆，没有公开出版，导致这批珍贵的学术材料一直蒙尘。这批燕大学生的学位论文，忠实记录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学术探索以及社会抱负，更是奠定了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的学术根基。
二、学问：“打捞”遗忘的学术传统
学术传统的传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依靠时势背景的烘托、政治权力的帮衬、师生关系的代际传递和师门派别的鼓吹经营。也正是因为有众多因素的影响，一旦中间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很容易造成学术传承的断层，甚至是中断，以至于被遗忘。
现在，很多学者觉得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民俗学深陷学术危机，此时逐渐被社会学、人类学学科所影响，完成了从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的学术范式转型。但是，《终始》一书告诉我们，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燕大师生就开启了这一进程，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岳永逸穿梭于中西古今之间，抽丝剥茧般“打捞”出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丰富了我们对早期中国民俗学文化图景的认识和了解。大体来说，包含三个步骤：
首先，发掘燕京大学学位论文资料，夯实学术传统的基础。任何学术传统，必须得有学术成果的支撑，这既是一代代学人的心血，更是学术传承的体现。岳永逸在北大图书馆等地系统性地搜集了燕大毕业论文及相关资料，发掘出隐藏在燕京学派背后的学术底色——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学术传统的衍生、发展和深化，虽然离不开孙末楠的影响、杨堃的倡导、赵承信和黄迪等人的参与，但更重要的是生产出一批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这些关于生产生活、方言俚语、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人生礼仪等主题的研究成果，全面立体地呈现出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学术关怀和研究理念。
其次，梳理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传统，厘清学术传统的脉络。掌握了一手研究资料后，岳永逸对文本进行了细读，重新爬梳了学术史，给读者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的发展轨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受引入中国学术界的孙末楠学说的影响，以燕京大学师生为主体开展的集体性学术努力，进而形成了以folkways 为核心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区别于主流的文学和历史学的民俗学研究传统。
最后，总结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提炼学术传统的高度。燕大师生的研究基于严谨的学术理念，并形成了系统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岳永逸将其总结为“考现”，也就是关注乡民日常生活及实践。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燕大师生采用局内观察法，在社区-功能论和社会均衡论影响下形成了整体观，并侧重于互动的礼俗研究。另外，在学术研究中，燕大师生注重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相结合，重视社区的微观研究和功能分析。这样一套研究方法，既是受西方学术界影响，同时也是基于本土研究经验的总结。直到今天，仍然持续性影响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比如近些年兴起的礼俗互动研究热潮，不难看出有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的“影子”。
三、学术史：“拼接”完整的中国民俗学史
在我看来，相比于既有的学术史研究成果，《终始》一书对中国民俗学学术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延长了中国民俗学史的长度。目前关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较为通行的说法是肇始于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成立的歌谣征集处。但是，《终始》通过对清末以来“风俗”“民俗”和“礼俗”的考辨，认为“风俗”自清末以来便实现了语义的现代化转化，因而可以将中国民俗学的起点追溯到一九0二年前后邓实等国学保存会有识之士，基于章太炎、梁启超的“新史学”而倡导的风俗学。这一学术洞见，不仅将中国民俗学史的历史提前了十六年，更重要的是将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纳入民俗学学科视域，发掘出中国民俗学知识谱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是拓展了中国民俗学史的宽度。长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侧重于文学和历史学的民俗学，而对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研究路径视而不见。由于学科门户之见，燕大民俗学研究一直被纳入中国社会学史的范畴，民俗学好像也默认了这一传统。《终始》一书重新爬梳燕大研究传统及成果，发掘其中隐藏的民俗学底色，并将其界定为社会学的民俗学，发掘出中国民俗学的多样化发展路径。
三是增加了中国民俗学史的厚度。以往在描述抗战时期民俗学发展概况时，偏重于延安大后方的民俗学思想、主张和实践，突出“红色”民俗学的重要意义。当然，对于国统区的民俗学发展，由于有魁阁学派的影响力，再加之这批国统区的学者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力，因此成为学术史叙述的重要板块。但是，对于沦陷区的民俗学，却几乎没有学者关注。岳永逸对沦陷时期的燕京大学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进行了“深描”，生动展现出燕大师生身处沦陷区却满怀学术报国热情的文化图景。可以说，沦陷区的民俗学与延安、国统区的民俗学，一道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全景学术版图。
四、历史与现实：指向未来的民俗学学科建设
在我看来，岳永逸写作《终始》一书，不仅仅是梳理清楚一段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俗学学术史，更是指向未来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不可否认，当下民俗学的发展进入瓶颈期，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民俗学都存在式微趋势。对比较为强势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的确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在理论视域和研究深度上有所欠缺，既没有社会学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没有人类学看重的田野调查深度，这就导致民俗学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高度重合，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没有任何差异，这就使得民俗学缺乏自身的学科标识物。近些年来，借助于“非遗”热潮，民俗学尚且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但是，未来如何发展？这或许值得每一位民俗学学者思考。
在我看来，《终始》一书对未来民俗学学科（也可以说是对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启示，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打破学科畛域，走向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在民俗学发轫之初，学科界限并不分明，民俗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是一脉同胞的兄弟，彼此之间存在亲密的关系。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才有社会学的民俗学以及民俗学的社会学这种一体两面的学术取向。如今的学科越分越细，彼此之间画地为牢，这固然有学科建制的原因，但是也与如今的学术风气有关。虽然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界共识，但大多是拉大旗作虎皮的口号宣传，或是不切实际的花架子，抑或是攫取学术资源的利益分配，缺乏真正行之有效的跨学科研究体制和机制。像燕京大学师生建立的清河试验区和“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前后持续长达二十余年，既有社会学师生的参与，经济学和工程学等学科也贡献了诸多力量。更为关键的是，研究成果关涉到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建筑学等众多学科。这种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才能成就燕京学派的辉煌。
二是破除中西之分，吸取人类思想之精华。现在，一部分学者谈西方理论“色变”，或是急功近利，抑或是博取虚名，总是希望用中国经验来挑战西方理论，从而制造“中国例外论”的神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其弊端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会阻碍中西文化交流、驱使中国学术走向封闭保守。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和国际一流研究成果相比，我们还是存在明显的短板。只有认清这一现实，走出中西对立的误区，吸收来自全世界的优秀学术资源，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无论是民俗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西方舶来的学科。因此，在学科建立之初，前辈学者们不仅邀请布朗、帕克等国际知名学者来中国现场指导，而且积极译介西方学术研究成果，这才成就了蜚声中外的燕京学派。正是因为有孙末楠学术思想的引入，有杨堃这样留洋的学术旗手经营，有一大批燕大学子付诸实践，才形成了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脉络。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一辈学者学贯中西，既有传统学问的根基，又积极吸收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扎根中国大地做学术，同时注重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才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落地与发展，并诞生了一批经典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只有打开学术视野，“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贡献中国学术智慧。
三是聚焦研究问题，扎实推进社会科学中国化/ 本土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腾飞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很多学者意识到我们应该走出“西方理论+ 中国材料”的研究范式，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本土化。关于社会科学中国化/ 本土化的背景、路径和方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但是，既有研究大多陷入政策解读、理论阐述和学术思辨的泥淖，缺乏真正有分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其实，社会科学中国化/ 本土化并不是新命题，而是贯穿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始终，在社会科学引入中国之初，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堃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就一直致力于探索社会科学中国化/ 本土化路径，并且融汇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之中，形成了明显的学术自觉。无论是燕京大学早期的清河试验区，还是后来的“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研究，抑或是在西南边疆地区开辟出的魁阁研究，都是聚焦于中国社会现实，以改造中国社会、唤醒中华民众和建设中华民族为己任，承担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可以说，老一辈学者已经在探索社会科学中国化/ 本土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们应该吸取这一丰富的学术资源。
当然，从《终始》一书主题延伸开来，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主要是关于中国早期民俗学史的问题。岳永逸已经意识到中国民俗学史的开端问题异常复杂，如果从内在角度看，可以追溯到邓实等人倡导的风俗学，甚至是顾炎武的风俗观，如果考虑外来影响，可以追溯到一八七二年戴尼斯（N.B.Dennys，1840-1900）在《中国评论》（TheChina Review ）第一卷第二期刊发的征集中国民俗的启事。其实，讨论中国民俗学史，外来因素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比如岳永逸在分析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路径时，不仅看到了孙末楠等西方学者的影响，也看到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建者步济时（John S. Burgess，1883-1949）、甘博（Sidney D.Gamble，1890-1968）等传教士的影响。同时，岳永逸教授在研究中也十分重视司礼义（Paul Serruys， 1912-1999）、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 1911-1999）等传教士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成果。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关注基督教人类学研究，在查找研究资料过程中，发现很多传教士都做过中国民俗学调查和研究，留下了大量档案资料。当年，传教士将这些调查资料定期寄回母国或者修会，既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也是寻求资金和人力帮助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有一些传教士仅仅是出于兴趣，来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俗文化。更为关键的是，很多传教士接受过专门的社会科学训练，他们的调查资料较为完整、系统。十分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大多尘封在欧洲和美国的档案室或者图书馆，由于语言的障碍、资料查阅的难度以及工作量巨大，很少有学者去系统性梳理传教士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成果。如果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这一块的研究成果能够跟上来，或许会重新改写中国民俗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