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形态，是以企业分工为基础，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所形成的上下游“咬合”关系。全球供应链是以相互依存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合作网络，对于各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提升人类福祉意义重大，堪称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然而，美国在零和博弈思维的驱动下，泛化供应链安全概念，采取“围堵”“筑墙”“脱钩”等一系列做法，干预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不断将供应链问题“政治化”，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
一
全球供应链交易环节多、各环节之间交错复杂，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冲击，线性化的供应链平衡关系容易被打破。由此，各国纷纷将供应链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而美国则凭借其供应链关键节点的优势地位，在“供应链安全”名义下，动用行政手段实施“脱钩断链”“去风险”“友岸外包”等手段，谋求达到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真实意图。其具体表现包括：
泛化供应链安全概念，将供应链“工具化”。供应链安全是指供应链对遭受损害或破坏的抵抗力，与供应链自身的上下游关联、区域互联互通、分工高度细化等特点有关，而供应链安全风险的突出表现是个别企业因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断供而导致的整个生产链条中断。随着全球生产链条的纵向延伸，供应链受到外部冲击的“表面区域”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产生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强。供应链安全本身有着确定的现实指向，其边界也清晰明了，但美国却泛化供应链安全概念，对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供应链安全场域进行臆想和建构，从而为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原材料、中间品以及人员流动设置障碍强行赋予“合法性”和“正当性”。
对供应链关键环节实施科技打压，构筑“小院高墙”。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以供应链安全为幌子，基于其他国家对其非对称依赖的黏性权力，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强化人工智能相关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限制，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实体”（包括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先进制程芯片的“开发或生产”。同时，拉拢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联盟的重心不在于合作研发，而是侧重于实施多边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拦截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高端技术合作的通道，企图将中国“规锁”在芯片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确保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在区域合作机制上，建立排他性、歧视性的供应链体系。“印太经济框架”表面上旨在加强关键矿物、芯片等基本材料的供应链安全，实际上是美国拉拢盟友谋求建立排华“包围圈”的故伎重演，充满歧视性、胁迫性，显示出“独立于中国的安排”倾向，其动机不在于追求经济前景，而是将中国排除出该地区的供应链体系。在《芯片与科学法案》中设置“护栏条款”，禁止接受法案资助的公司向中国扩建或新建某些先进半导体的新产能，该限制从接受财政资助起十年内有效，以确保半导体制造商在下一个投资周期聚焦美国和其盟友国家。上述一系列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做法，是美国供应链霸凌行为的具体表现，加剧了世界的不稳定性。
二
供应链“政治化”是“美国优先”政策的延续，其本质是经济胁迫和贸易保护主义，背后折射的是美国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推动供应链高端环节的“去他国化”，让其他国家与美国长期保持技术代差，是一种典型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各国应遵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然而，美国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科技优势，推行供应链“政治化”，建立“小圈子”孤立中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对于国际规则“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滥施技术封锁，制造“逆全球化”暗流，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激化了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和冲突。
供应链“政治化”对企业生成“寒蝉效应”，导致全球供应链体系“碎片化”。供应链“政治化”超出了正常的国际竞争，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竖起了“断供墙”与“科技铁幕”，在“寒蝉效应”下，企业从侧重成本和效率转向安全和政治，将部分产业链回流至美国本土或者所谓的“友好国家”“邻近国家”，“本土化”“区域化”代替了“全球化”，全球供应链体系陷入“碎片化”。由此，可能会拉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居民生活水平，扩大发展赤字，对此，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指出，中间产品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从过去三年的平均51%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48.5%。
供应链“政治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降低全球经济运行效率。供应链“政治化”遵循政治标准，罔顾经济逻辑，试图重构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根本利益的供应链体系，遏制竞争对手接触前沿产业链，违背了全球供应链的初衷。这种违逆市场选择的做法，增加了产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削弱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下，每个国家都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节点，彼此互补性强，对系统性冲击的敏感度高，供应链“政治化”带来的“脱钩断链”会沿着供应链链条渐次向中下游传递，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结果不仅伤害中国企业，也会扩散到全球供应链上的他国企业，最终殃及欧美消费者，“以邻为壑”必然陷入“以己为壑”。
基于对美国供应链“政治化”的霸凌本质的认识，我们应继续维护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将供应链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优化供应链国际合作机制，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畅通，确保各国在供应链合作中权利平等、规则平等和机会平等，让全球经济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聚焦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领域，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全球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和关键品“壁垒”，不断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源头上解决产业链控制力不强、受制于人的问题。
作者：杨继军（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院长，江苏现代财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05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