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情感在人类社会秩序的缔造、维持和变革中的重要性，然而，以“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为圭臬的经典社会学为何没有赋予情感“一席之地”呢？

以《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蜚声于世的美国当代理论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著作等身，然而，我们不应忽略他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情感社会学家的事实。自2000年《人类情感的起源：人类情感进化的社会学考察》付梓以来，特纳已有多部情感社会学著作相继问世。作为一位情感社会学家，特纳不止一次地“惊讶”于经典社会学思想中情感长期“缺席”的学术异象，从而敏锐地将之问题化，但并未深究其理。沿循特纳的缜思，笔者将经典社会学的“情感缺席”进一步概念化为“特纳之问”，并将其置于更宏阔的西方社会思想史脉络中管窥与反思。

“特纳之问”的缘起

在《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一书的《自序》中，特纳坦诚，该书凝聚了他自大学以来关于情感的全部思考，是其情感社会学研究的“巅峰之作”。他提出17条情感社会学原理，以解释：第一，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上不同社会文化条件如何导致情感发生；第二，情感如何作用于自我、他人和社会；第三，负性情感（negative emotions）如何被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转换，以及因防御机制作用而形成的情感又如何反作用于社会文化条件等。特纳认为，其情感社会学理论虽不臻美，但也“相当成熟”。毋庸讳言，他的情感社会学理论原创性地自成体系，对情感社会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与其个人学术经历中同情感的邂逅休戚相关，而“特纳之问”也逻辑地发乎其中。

1960年代，特纳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河边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接受大学教育。在河边分校就读期间，他主修心理学并期望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医生。但在从事长达一年之久的小白鼠实验后，特纳毅然决定转至圣巴巴拉分校，师从涉谷保（Tamotsu Shibutani）学习社会心理学，机缘巧合地选择一门专攻情感、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课程。可以说，这是特纳与情感的初次邂逅。在此期间，他研读库利、米德、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后来又在该校的康奈尔研究院主修社会心理学并致力于宏观社会学理论研究，而与微观层次的情感渐行渐远。直到1980年代，受兰德尔·柯林斯的影响，特纳重拾情感，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情感社会学研究。尽管自1970年代情感转向以来，当代情感社会学高歌猛进，但学者们对经典社会学思想中“情感缺席”的学术异象视而不见。而在《情感社会学》和《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等著作中，特纳明确地将之问题化，尽管他未作系统探讨，却使“特纳之问”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经典社会学家们无一例外地“遗漏”了情感，但仍不乏情感洞见的吉光片羽散落于经典社会学理论之中。

“特纳之问”的释疑路径

随着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尤其是脑神经科学的情感研究越发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或社会层面，抑或是微观层次、中观层次或宏观层次，情感在人类社会秩序的缔造、维持和变革中的重要性，都远甚于社会学家们宁愿承认的程度。正如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指出的那样，若没有情感的参与，个体无法作出任何所谓的理性或最优决策。既然情感如此重要，那么以“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为圭臬的经典社会学为何没有赋予情感“一席之地”呢？这着实让人迷惑不已。为了揭橥“特纳之问”的堂奥，笔者拟从西方社会思想史脉络中探寻释疑路径。

首先，西方社会思想史源于古希腊，因此，古希腊先哲们的情感观或者情感本体论的历史局限性，与经典社会学的“情感缺席”关联甚密。柏拉图认为情感是灵魂的扰动，而灵魂又分为理性的“逻各斯”灵魂、非理性的欲望灵魂与激情灵魂，后两者会被扰动而产生情感，而前者则不然。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区分了受欲望灵魂和激情灵魂激发而追求欢乐的意愿（boulesis）和受“逻各斯”灵魂激发而追求德行或善的爱欲（eros），并用“苏格拉底之死”来例证爱欲相对于意愿的优先性，即情感服从于理性，或理性控制情感。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为滋长的灵魂、感性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认为只有感性的灵魂受到干扰时才会产生情感，但他主张通过修辞学来实现理性对情感的控制以达成某种工具目的，而不像其老师那样认为这种控制是导向更大或更高层次的善或爱欲。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情感观具有显著的实用主义倾向。但无论是柏拉图的道德主义情感观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实用主义情感观，二者都在强调理性对情感的优先性或控制。这说明，自古希腊先哲们以降，理性和情感的关系就被锚定为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情感是非理性、感性的。这种理性与情感的思想成为西方近两千年的社会政治基石，认为社会秩序由理性而非情感来缔造、维持与变革，或者说社会秩序是理性化的产物。因此，这从本体论上否决了情感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如此一来，这种情感哲学观深刻影响了以追求社会秩序为己任的经典社会学对待情感的历史态度。易言之，本体论意义上的古希腊情感哲学观割断了情感与经典社会学的第一道血脉。

其次，正是受到古希腊先哲们对情感与理性的哲思影响，情感的人类知识充斥着认知偏差或文化偏见，从而矮化了情感知识的科学性，这种情感认识论的历史局限性与经典社会学的“情感缺席”同样关联甚密。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情感知识当属“情感是非理性”的信念。实际上，将情感与非理性等同进而与理性对立的这种惯用思维，存在着严重却又习以为常的认识论误区。仔细斟酌，我们不难发现，与理性（rationality）相对的应是不理性（irrationality）或反理性（anti-rationality），而不是情感。这是因为，理性与情感属于不同维度的概念和现象，而不是同一连续统谱系上的两个端点。如同理性与情感密切相关一样，不理性或反理性与情感同样形影如随，但它们终究不是同一事物。换言之，无论是理性还是不理性或反理性，都与情感交织纠葛却又彼此相异。需要指出的是，在英语世界，non-rationality直译为“非理性”，但它指理性范畴之外的事物，或者不直接涉及理性的事物，而不是指不理性或反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世界里常被人们用以表征情感的“非理性”一词，更接近于不理性或反理性，而实际上它们并不相同。这种认识论误区至少造成两个重要后果：第一，在人们的认知世界里，情感被标签为“非理性”后，它自然被主观地隔离于理性之外而与其无涉，从而难以与社会秩序的缔造、维持和变革形成思想关联；第二，当古希腊先哲们从本体论意义上锚定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时，实则启动了情感的污名化过程，而后续诸多情感认知偏差或文化偏见的纷至沓来，则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了情感的污名化本身。易言之，认识论意义上的情感认知偏差或文化偏见割断了情感与经典社会学的第二道血脉。

最后，情感自身的复杂性，致使经典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面对情感时捉襟见肘，无法对其加以精确测量与探究，这种情感方法论的历史局限性与经典社会学的“情感缺席”也同样关联甚密。时至今日，我们仍缺乏情感的共识性定义，研究者不得不根据各自的研究取向将其予以概念化。感情（affect）、情操（sentiment）、感受（feeling）、心境（mood）、表情（expressiveness）和情感（emotion）等术语常被研究者用于描述具体的感情性状态。但随着情感研究的深入，情感（emotion）一词逐渐成为统摄其他术语的主导性概念，尽管其内涵仍未统一。情感的复杂性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生物上，情感包括身体系统的变化，如自主神经系统、神经递质与刺激神经的缩氨酸系统、荷尔蒙系统和肌肉骨骼系统；认知上，情感是对自我以及环境中客体的有意识感受；文化上，情感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生理唤醒状态的命名与词汇标签。显然，情感受到生物、认知、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它们。厘清这些因素与情感的作用机制，以及诸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如何桥接微观层次的情感与中观、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鸿沟，是情感社会学面临的主要方法论难题。诚如特纳所言，情感社会学研究多以社会心理学取向的微观研究为主，很少关注情感与中观、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关联。尽管少数社会学家如特纳的情感进化论和柯林斯的情感互动仪式论等建构了这种关联，但并无实证数据证成，它们仍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由此可见，正是情感自身的复杂性，掣肘了经典社会学的情感研究方法，令其望“情”兴叹。易言之，方法论意义上的情感研究“技术堕距”割断了情感与经典社会学的第三道血脉。

历史地看，“特纳之问”恰恰是情感与经典社会学之间三道“血脉”被割断后引发的病理性理论后果。幸运的是，随着1970年代的情感转向以及情感研究技术的日益精致化，当代情感社会学正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重新勘定经典社会学对于情感与理性、情感与社会秩序的蹩脚诊断，而雨后春笋般的情感社会学硕果即为最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