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动能的重要突破口，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适用范围，适应了中国现代化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科学解答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特征。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阐释甚多，有必要就其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辨析与回应。
一、科学区分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界定与现实形态
新质生产力既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实践范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科学界定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并且将其与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形态区分开来。换言之，既要在理论上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与本质特征，也要在实践中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存在方式与作用特点。
（一）马克思“新的生产力”范畴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相互关系
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在借用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基础上生成的，但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改造。需要指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完整的关于“新生产力”的论述，但他关于“新生产力”的思想则贯穿于诸多相关论述之中。
关于生产力的本质界定，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共同活动的方式直接体现为生产力，生产力既是既定历史的成果，又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决定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业和交换的发展。马克思后来进一步阐释了新的生产力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即“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4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新的生产力”的概念，认为新生产力的产生，其标志是使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发生根本变化，相应的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的解体。总之，共同活动方式先于社会生产的经济方式而存在，并因经济形式演变而发展变化，而能够改变后者的基础性力量是新的生产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最根本、最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阐明了现实生产力的生成问题。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能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凭空实现的，而是与一定的社会形式有关。1846年他在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5一方面，生产力是人们活动的产物（这种活动也改变人自身），体现为人们在体力和脑力方面适应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应用能力；另一方面，生产力又是由社会形式所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对生产力的生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还设想了生产力存续和发展的问题：“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6这就说明，社会交往（在狭义上可理解为商品交换）的扩展，是生产力得以持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力不能单纯从人对自然的关系来认识，还要从人们劳动过程的相互结合关系来理解，因此其历史生成总是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有些学者简单地将个别的科学技术发明作为新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但这种观点从生产力角度看并不客观。一种新科学知识的发现或一种新技术的发明并不能直接成为生产力，只有它被合并进入或融合于社会生产的普遍经济形式之中，才可能成为新生产力。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不能单纯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历史发展理论简化理解为“技术决定论”，从而将新质生产力理解为新科技的运用。
实际上，从新生产力的生成逻辑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被社会化地创造出来的，而社会的一切要素均可能对生产力的形成产生影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7可以这样来理解，新的生产力产生，就是使社会的不同要素从属于新的社会共同生活方式，这是新的生产力产生的路径。
我国目前所提倡的新质生产力，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论断，但又与之有所区别。其一致性在于，“新质生产力”范畴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所推动形成的社会巨变基础上提出的，它源于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包括生产技术形式的发展、交换方式的转化、消费形式的拓展以及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这与马克思的总体生产力观是一致的。而二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新的生产力”是指与社会形态变革相关的总体生产力质变，我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则着眼于从个体生产力的先进性及其具体存在形式角度，以新生产要素的“质态”作为衡量依据，更多地从要素利用达成的生产成果维度阐释生产力的新内涵。
（二）新质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
劳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有的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新”或“先进”，在于其蕴藏的劳动生产力更高。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8由此，当前我国所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力的“质态”，更多的是从生产要素及其结合来说的，着眼点在于加快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在生产力概念中劳动要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生产力如何界定，它都是以生产为前提的。以物质生产实体性要素为前提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生产力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涉及两个因素，即生产本身的变化与生产能力的变化。应当说，二者间并不是简单直接对应的关系。后者常常与技术直接相关，而前者则更多与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如果单纯从技术变革和产业部门的发展规律来看，新的通用技术和主导部门往往能够作为考察生产力质变的一般表征。9不过，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在他那里，深刻的生产力质变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其核心是劳动者本身的变化。
劳动生产力在判断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时具有一定意义。劳动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劳动性质的改变，如分工导致的劳动专业化、共同生产导致的劳动协作化、畜力对人力的替代、机器运用蕴含的自然力对体力的替代，等等。其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是划时代的，这是因为，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本质上是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替代，它意味着劳动时间的巨大节约。从劳动形式的演变规律可以看出，“生产越是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增长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10现代社会中由于科学的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摆脱了对人自身所拥有的自然力的集中使用，共同劳动取得了超越个人劳动的劳动形式，对客观自然力的利用和控制会相应提升，从而促进生产力以新的质态出现。
必须指出，将新质生产力单纯界定为劳动生产力更高的技术条件运用、生产组织形式、产业或部门，都是不全面的。劳动生产力只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只不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直接生产过程时将“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相互借用，使人们常将二者混同。即使从劳动生产力来看，其决定因素也是多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1在这里，不仅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对新生产力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自然力也同样构成劳动生产力的内容。
（三）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客体关系
生产力范畴下的主客体关系是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一把钥匙。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12主体的生产力既包括人的体力和脑力付出所带来的劳动效率，也包括人的创造力，例如对科学知识的生产性应用。而客体的生产力则包括生产要素及其发展，也包括自然力，还包括分工和协作力等内涵。其中，马克思高度重视机器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重视研究生产力而只重视研究生产关系，其依据在于马克思的论述：“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3这样的理解显得偏狭了，这里恰恰是强调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经济关系（范畴）。不过，上述论述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客体的生产力只有与主体的生产力相结合时，才能揭示出生产力本质。
从主客观条件出发，人和物质要素的生产力完全可以通过生产能力差异来体现。首先，客体的生产力必须与直接劳动相分离，才能极大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内部因素的矛盾和发展时说：“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传统的手艺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14这是因为，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协作，作为人类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直接体现为客体的生产力，因而可以不依赖于单个劳动者的个体劳动能力而独立发展。
其次，在理解新质生产力时，不能过度夸大主体的生产力。应当看到，客体的生产力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客体本身就具有的。对此马克思曾指出：“一物的能力是该物内在的东西，尽管它这个内在的属性只能表现在它对其他物的关系上。例如，引力是物本身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在没有东西可以吸引时是‘潜在的’。”15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普鲁东时也指出，土地的开垦可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进而使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得到实现，但土地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限制。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土地开垦只是创造了土地相对于人这一主体的新生产能力，但土地这一物质本身乃至土地的生产能力是预先就存在的，在开垦过程中人类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土地物质本身。这一事实说明，客体生产力的前提是物质性的实体要素，它只有被并入生产过程才能产生新的生产力。
最后，客体的生产力对于新生产力的生成尽管重要，但它加入生产力所需要的条件是现实的劳动。马克思指出：“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付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16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中最重要的是将客观之物的内在属性外化，换言之，科技发现还只能形成潜在的生产力，科学只有通过技术被大规模运用于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才可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进一步说，简单地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通过优化配置来提升生产能力，并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
总之，物质的生产力和物质本身并不能等同，物质可以承载，也可以不承载生产力，但生产力却离不开物质的承载。进一步看，科学、技术和知识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来承载，新生产力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特别重视生产要素的发展及其在新生产力生成中的作用。
二、重视新质生产力范畴的三个理论突破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终极决定性力量，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范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又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根本要求。其重要理论突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拓展
马克思指出，新的生产力在其内涵上首先表现为“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17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科学知识在生产领域中的大规模运用有直接的关系，它体现为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而科学知识的运用在根本上体现为生产要素本身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生产力范畴中，不同生产要素的作用是不同的。不仅地位不同，功能和作用也不同。其中，物质实体要素特别是劳动资料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者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特别重视物质基础的作用，并指出它们对新生产力的形成有决定性意义：“组织共同的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采暖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的经济本身将不会再成为新生产力，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基础上，就是说，将是一种纯粹的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18生产力要发展，就需要拓展其物质实体要素，发挥实体要素的能力和内在潜能。而要做到这一点，科技创新的作用就被突出出来。
生产要素的拓展及其作用，为我国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19在现代社会生产中，芯片、编码、程序、数据、信息等构成了新型劳动过程的核心要素。数据搜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产品加工、数据营销等通过互联网构成了数据再生产过程，进而驾驭和改变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方向、规模和结构。特别是，数据处理技术系统作为新的劳动资料不仅改变了劳动的质态，还大大地改变了数字社会条件下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可见，数据、信息和网络等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整合，既挖掘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新潜能，又创造了数字化生产的新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数据要素等新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科学的提炼和说明，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发展动能的激发
人们对于生产力的认识，总是随着实践而不断深化。西方经济理论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主要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从分工和协作角度出发，二是从竞争和演化角度出发，二者均有着巨大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要素结合性质和作用方式论证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在工业革命中，科技要素、管理要素等被不断合并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等同于科技创新，但在实践中后者又为其奠定了充分的生成条件。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时指出，生产资料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0因此，任何可以改变社会生活条件的科学知识，均是人类一般智力或“脑力劳动”的转化形式，只要及时将其运用于现实的生产，都将形成直接的生产力。这就告诉我们，致力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必须是从人们和社会的生活需要出发，并且要尽快转化为相应的生产资料形式服务于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发生作用。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现实，新质生产力范畴立足于生产过程内部环节的联系，及时将信息收集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信息交互能力、算力、基因技术、生态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设施和设备物质要素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合并到生产力范畴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将劳动者和科技因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并超越了传统现代化范式中将生产要素单纯归结为劳动力、土地、资本的思维。这样，就从生产力变革角度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思路。
（三）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新起点的构建
国民经济在整体上的劳动生产率不高，是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阻碍收入水平提高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难点问题。因此，当前在谈到“新质生产力”时，与劳动生产力相关的“劳动生产率”有时也被作为最重要的依据。毕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旧制度的基础。劳动生产率不仅不同于生产力，并且还要由后者来决定。劳动生产率在现实中是作为生产力的结果而存在，并且“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等而提高”。21但是，劳动生产力和分工与协助一样，是“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22没有生产力作为前提存在，就不会有劳动生产率。
新质生产力范畴赋予传统生产要素新的内涵，极大拓宽了机器体系替代人类脑力劳动的前景，使现代生产中复杂劳动的比例大幅上升，提高了劳动效率。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以“算力”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在替代人的脑力劳动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前景也最大。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首先要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特别是发展以信息数据、新材料新元器件、新数字处理等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生产力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可以拓展原有物质要素的生产性利用，使物质资源更高效、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地被合并入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23新质态的机器体系（如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同样会使过去未被利用的自然力为人们所占有，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机器体系的发展在新生产要素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24例如，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由此可以大大克服自然物质资源的排他性和消耗性。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新能源、3D打印、生物技术等现代制造业与数字机器相互协作，整合网络、硬件、软件、传感器等技术，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最新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和决策优化，正在引导自然物质资源的永续利用，给传统生产方式带来颠覆性变化，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技术经济生态圈。可见，一切数字经济活动的顺利进展都离不开数字机器。新质生产力极大改变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劳动者对机器的掌控、生产信息的互通互联、机器体系内的生产协同以及智能工具对产品的监测等环节，均可通过数字化通信互联和机器操控来实现，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和促进生产力发展。
三、正确处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关系
新质生产力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要素构成、要素内容和作用机制等诸方面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与结构。从实践范畴看，新质生产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大跃升的必然产物，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必然指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当代中国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5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正确认识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一）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同步性
在广义上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表面看起来，是先有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但在马克思那里，新生产关系的形成与新的生产力的生成更多是同步的。考虑到生产力是历史活动的成果，新生产关系特别是从社会形态划分的生产关系，在逻辑上有时还会优先于生产力的现实生成。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资本对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确立，对于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新生产力的产生，必然也同时伴随着原有生产关系的变革。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曾专门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26当然，这种由新的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是所有制意义上的根本性变革，是划分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指征。
有必要指出，当前我国所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与发展动能转换相契合的生产力具体形式，而不是在社会形态变化范畴下的生产力变革。因此，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只能是狭义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而非表现为社会形态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变化中，劳动资料是一个重要衡量尺度，它不仅标志着劳动力本身的发展，同时也带来劳动关系的新变化。这一变化的特点在于二者同步变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意味着新型生产关系的确立。换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角色及其关系，从而使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例如，在数字经济中，新质生产要素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狭义生产关系，其核心转化为新型数字化劳动和数字资本的关系。因为数据、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在智能机器体系下仍然以资本所有权的方式存在，或被资本所支配。
（二）新型交换关系与分配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反作用
新型生产关系不是被动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它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其中，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影响尤其明显。西方一些学者惯常用技术—经济范式来指代生产关系，认为当一种技术—经济范式被普遍接纳时，生产力革命的发生会带来快速发展，因而新质生产力是“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产生出结构性变化，而且也在社会中产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27这一观点用结构性变化回避了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与本质。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交换、分配与生产均具有直接的统一性。在生产领域中新的生产力生成，与交换的扩大、分配的调整是历史性地分不开的。例如，在数据、数字等新型要素的交换关系中，数据是以商品的形态独立出来，大数据的生成和使用，因其规模性和多样性，必然导致信息交换形式上的发展以及交换市场的扩大。“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就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28随着新型要素和新商品形式的相互交换急剧扩大，变革交换关系以确保交换过程的公平性显然是必要的。
尤其重要的是，随着各种新型生产要素如数据、数字、信息等参与分配，社会分配关系会相应调整，不是在分配范式而是在分配内容上产生变动。分配内容变动会直接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使更多社会物质要素被投入并从属于新质生产力领域，进而加快其发展。分配关系的变动当然包括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这有时甚至加剧收入分配失衡，使不同产业层面上个别生产力的发展快慢不一。对前者，社会需要加以鼓励和引导，而对后者则显然有必要加以规范和防范，既防止新产业新领域的垄断、欺诈、不合理行为，也保障各参与方的利益。此外，数字化生产下生产活动与消费行为的界限的打破，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消费领域的生产要素所有者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交换和分配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带来巨大影响。
（三）新型经济关系的稳定化与规范化
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发展环境是稳定，新质态的生产部门及其关联方只有处于相对恒定的市场关系中，且抱有稳定预期，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形成的，只有按照新型经济关系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才不至于陷入曲折甚至中断。当然，处于新质生产力下的新型生产要素，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形成之后，也可能出现新型垄断、无序等现象，破坏市场稳定。
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理顺新型产业、新型生产要素间的权责和利益关系，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主体即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保障各新型要素和新质生产力主体的合理利益，对侵蚀新质生产力各参与主体利益的行为加以规范。要尽快出台和完善针对新领域、新产业与新业态中劳资关系的规范性法规；完善新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信息、数据、数字处理技术等新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只有积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新要素、新产业、新组织质态和新业态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才能加快资源向新质生产力的汇集，促进其形成与发展。
（四）创新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之间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主体是人，关键在于劳动者。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看，创新人才日渐成为新型劳动者的核心主体，需要集聚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充足而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科技创新与人才是密不可分的。“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29没有人才，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不仅无从产生，也无法运用和发挥。从后者来看，创新人才包括高端科学研究人才、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中最活跃、最具能动性的主体。要培育这样的创新人才队伍，不能依靠传统的培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它需要教育部门、科技领域和人才市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不仅要依托科教协同，还要有科企融合、产教融合和育人用人融合。特别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上发挥主导作用。总之，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会促进并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性调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催生出新的文明成果，它足以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内容，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重要的支撑。
四、发挥国有经济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主导作用
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在新时代条件下坚持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奠定了理论上的指导。新质生产力能否为人民造福，关键在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主体的制度属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发挥国有经济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导作用。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更多立足国有经济的制度属性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脱离一定生产关系来进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则是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30只有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公有制占有和利用，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从实践来看，现实的新质生产力最终要由新的机器体系来承载，而机器体系的所有权形态目前还主要由资本来主导。只有从资本的性质切入，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分类作出基本的规范性判断。31同样，只有坚持公有制，才能使国有经济适应新生产要素的特点和发展要求，并引导形成混合所有制的新经营主体，发挥国有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的中坚作用。
生产力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并不是中性的。从人的历史主体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根本上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人民群众的自由及其社会状况的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3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最终能否归人民所有，归根到底取决于重要生产资料能否归全体人民所有、劳动者能否成为社会的主人。在以共产党全面领导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依托国有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天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有学者提出，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广泛的载体是民营企业，因而新质生产力发展只能根植于市场经济土壤。所以，发展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问题，仍是如何破除制度性约束发展好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一观点与我国当前发展新型生产关系的取向并不完全一致。不可否认，当前民营经济在我国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国有经济的作用更大。国有经济的内在属性具有更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因，由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关系，国有经济单位间的协作程度要远高于私有制经济下经济主体间以竞争为主的市场关系，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形成的协作生产力更大。我国的高铁、5G、电力输送、太阳能开发、新能源汽车、物流平台信息基础设施等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并形成对西方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除了技术上的创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国内的超大市场规模和协作网络所形成的协作生产力，这是西方国家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与此相关的是人工智能掌控主体问题。人工智能是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它在实体要素的改进、分工协作的完善、产业体系的构建、技术渗透与覆盖等各方面均对传统生产力的提升有巨大影响，可以实现生产力的整体跃升。但事物都有两面性，人工智能技术如果被滥用，则会带来数据偏差、数据垄断、数据泄露等问题。33因此，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要保证大型数字平台必须由国有资本控股。在数字和人工智能产业中，要坚持国家统一规划和管理，由国有经济牵头制定行业规则和准则，完善人工智能规制体系，在激发和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同时防范其潜在应用风险和伦理道德风险，保障人工智能领域生产力健康生长和发展。
（二）以国有资本的实力优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固定资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初期，固定资产投资更是不可或缺。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34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投资，包括科研投入和固定资产的投入。如果没有国有经济主导，不注重产业协调，势必会产生大量浪费，拖累国民经济总体效率。有的学者提出，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相结合的新型股份制，能够实现劳动贡献归劳动者所有，资本贡献归资本所有者所得，因而被认为是既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和财富增长的高质量发展，又能推进劳动者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但资本生产力只能包含在剩余劳动中，对此马克思曾引用穆勒的论述：“资本的生产力不外是指资本家借助于他的资本所能支配的实际生产力〈劳动〉的数量。”35劳动力资本化无异于消除企业中的资本，资本如不能支配劳动，也就不成为资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劳动是否被支配，而在于受何种资本支配。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探索新的资源配置机制，也应加大对新科技、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国家投入，设立相应的国有资本支持基金和经营实体。
加强国有资本在新产业、新业态、新组织中的布局和投资，对于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有重要作用。国有资本对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投入，首先是要落实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进行的再生产即积累，即使它最初只表现为生产在量上的扩大（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投入更多的资本），但在某一点上也总会在质上表现出来，即表现为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具有更大的效率。”36其次，国有资本对新质生产力的投入要注重布局，即注重投入结构上的合理性。最后，要落实在对软环境特别是人才的投入上，改变人才资源投入与市场观念相脱节的状况，突出科技引领人才和创新管理人才的作用。
（三）以国有经济的协作优势催生新质生产力
国有经济的全国性协作，是其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大优势。在论述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时，马克思将协作称为“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且“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37从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形式看，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需要有一个直接的社会化过程，即通过共同的劳动来发生作用，但“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38
机器的协作是生产单位或部门内部的事情，而机器体系的协作则是产业分工层面的问题，“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39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只关注企业内部技术带来的分工协作优势，还需要在国民经济全局的意义上将不同领域、运用不同劳动资源、针对不同劳动对象的机器有效地组织起来，而国有经济在这方面显然具有优势。
在谈到机器体系的协作生产力时，目前多数学者强调新技术如人工智能等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即通过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融合（以分工为基础）带来新的生产力。实际上，赋能并不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也不是协作生产力的特点。所谓赋能，本质上不过是劳动时间在整个社会层面的节约，这对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效益有重要意义。从实践来看，传统领域的生产力之所以效能低下，与我国劳动时间长、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等有很大关系。而新质生产力领域的企业之所以发展迅速、扩张很快，主要在于其劳动投入更集约化、成本更低、产出更高有关，所以传统经济领域被新质生产力领域所影响和改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目前，我国应利用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内超大市场经济体的优势。一方面，在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上举全国之力突破瓶颈，加快科技创新和新产业培育，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化生产等数字技术相互间及其与传统产业间的快速融合，加强生态、航天、海洋、地质技术等领域的协同发展，真正在节约社会劳动时间上下功夫，推动全社会生产力的能级跃迁；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要求所有部门都一哄而上，而应注重顶层设计，鼓励有序竞争，做好产业发展规划，特别是要注重产业和劳动过程的协作。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层面支持和政策引导
发挥国有经济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主导作用，需要政府的强有力支持。首先要强化政策设计，明确新质生产力主体的认定和奖励性政策，区别对待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情况，给予政策引导和鼓励。需要明确的是，要注意避免单纯用技术、产业等来粗线条认定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做法。新质生产力既然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范畴，涉及的因素一定是全面和全方位的，在实践中不仅会体现为新科技、新产业、新业态、新组织等，还会进一步包含新材料、新原料、新工艺、新方法、新物质、新介质、新分工关系、新协作方式等，需要分门别类进行科学甄别。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衡量标准是多重的，既有技术标准也有经济标准，还有价值尺度（如绿色能源、人性化技术方面）等。因此，需要在多重标准上对新质生产力领域进行整体规划，加强政策引导，通过税收、贷款、财政资金等倾斜性支持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围绕形成新质生产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科技创新保障，要进一步深入国有企业内部改革，完善新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信息、数据、数字处理技术等新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国家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出台科技投入专项政策，依托中央所属国有资产控股集团和大型国有企业，加快建立世界一流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技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特别是要协调好科研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关系。科研和教育体制的国有化基因，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一大依托，也是超越西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优势。要依托国家主导的科研教育体制，在人才培养上加强体系化建设以形成合力，在人才引进、使用和管理上要加快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为支撑新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科技基础支撑。
（作者简介：侯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内涵、新特点和新要求研究”（2021mgczd017））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