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美西方政客和媒体频繁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先后访问中国，多次提及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5月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时也表达了这方面的关切。5月14日，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电动汽车关税税率从25%提高到100%，太阳能电池关税税率从25%提高到50%。美西方一些国家大肆宣扬“中国产能过剩论”，反映出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令美西方国家日益焦虑的事实。中国新能源产业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巨大贡献，“中国产能过剩”完全是伪命题。

应对新能源竞争

美西方政客宣称中国依靠大量补贴拉低新能源产品价格，给全球市场带来冲击。事实上，对某些特定产业进行补贴是国际通行做法，在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由于部分产业初期投入较大，经济性较差，通过补贴有助于提升社会资本进入意愿，加速行业发展。然而，补贴只能在产业发展初期起到一定引导和扶持作用，中后期仍需要依靠行业自身发展。如果仅仅依靠补贴就能发展出优势产业，产业升级将变得异常简单。

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倾销全世界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958.7万辆，出口量为120.3万辆，仅占中国汽车产量的12.5%。而全球汽车出口大国德国和日本的出口量和出口占比均远高于中国。Wind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乘用车产量为1410.7万辆，出口量为311.1万辆，出口占比为22%；日本乘用车产量为776.5万辆，出口量为397.8万辆，出口占比高达51%。

美国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的核心意图在于发展其本土新能源产业。回顾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历程，初期阶段美国以关税为抓手，主要关注贸易不平衡问题。拜登时期，科技战逐渐成为其政策重心，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等方式阻止中国技术进步。拜登政府上台后，对新能源产业扶持力度明显加大。2022年拜登政府成功推动《通胀削减法案》通过成法，对新能源汽车等清洁能源产业提供约3690亿美元的税收激励和补贴。当前，中国在新能源产品创新、技术积累以及产业链方面的竞争优势日益巩固，让美国企业难以应对。美国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意在为加征关税制造借口，通过高关税阻止中国新能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为美国本土新能源产业保留发展空间。

美国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也有大选层面的考虑。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摇摆州的选情。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在内华达、佐治亚、亚利桑那、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以及威斯康星六个摇摆州中的五个落后于特朗普，竞选形势堪忧。而这些摇摆州的支柱产业恰恰是钢铁、燃油车等传统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大都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此时通过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并对相关产业进行加税，有利于迎合选民利益，改变拜登相对不利的大选行情。

保护主义无法拯救西方制造业

美国制造业衰落并非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传统制造业开始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持续下降。Wind数据显示，1980至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下降至11.7%，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28万降至1148万，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也从21.2%下降至8.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制造业重视程度有所上升。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希望通过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提振实体经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以税改为抓手推行一系列政策，大力吸引制造业回流。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出台《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加大制造业的支持力度，效果却不理想。202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为10.3%，比2009年下降1.4个百分点。制造业就业人数为1296万，较2009年增加了146万人，然而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的比重为8.2%，比2009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

当前，美国制造业回流面临几大问题：一是制造业工资缺乏竞争优势。2018年5月以前，美国私人非农制造业平均时薪高于私人非农平均时薪。此后，两者关系出现逆转。Wind数据显示，2024年4月美国私人非农制造业平均时薪为33.61美元，不仅低于建筑业（38.02美元）和采矿业（39.73美元），甚至低于服务业（34.6美元）。二是劳动力不足。在美国，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人才，均存在短缺问题。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4年3月美国制造业职位空缺数为57万个，仍高于疫情前水平。美国国务院预计，到2025年将有350万个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职位空缺。三是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由于美国将低附加值产业大都转移至海外，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不足，配套能力和配套效率均偏低。四是高利率掣肘制造业发展。新冠疫情后美联储连续11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高利率导致美国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明显上升。

从历史上看，贸易保护主义无法挽救制造业。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为了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美国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将2万多种外国商品进口关税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该举措遭到贸易伙伴国反制，导致美国进口和出口急剧下降。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对中国产品大幅加征关税，也未取得预期效果。主流研究结果显示，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了绝大部分加征关税的成本。并且，中国出口美国商品金额和贸易顺差不降反升，2022年、2023年均创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5G等领域发展速度较快，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能够在上述领域取得突破，与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密切相关。当前，美国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壁垒，阻碍中美技术交流，阻止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只会让美国相关行业企业技术更加落后，降低自身竞争力。

美国打压无法抑制中国制造业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进步速度远超美国预期。美国本意是通过制定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水平，令中国无力挑战或“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美国希望通过利用自身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链中下游，为美国提供原材料、廉价商品、劳动力以及消费市场。在上述指导思想下，二战后逐渐形成美国占据产业链价值链上游、欧洲和日本位于中上游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下游的分布格局，这是美国生活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根本保证。

然而，随着中国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正在逐渐向产业链价值链中上游跃迁。从出口结构看，中国出口产品已经由早期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出口钢铁、机械设备、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并正在向出口通信、计算机和医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从规模看，当前中国制造业产值排名世界第一，相当于排名第二至四位的美日德三国之和。从地位上看，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太区域生产网络的核心，并且，在中国带领下，亚太地区生产网络效率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欧洲和北美地区生产网络效率则停滞不前。从工业化进程看，中国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正在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通过发动贸易战阻止中国的发展势头，让中国重新回到美国设想的轨道上。

中国制造业实力已经今非昔比，美国的打压无法抑制中国发展。中国制造业实力并非体现在单个产业的竞争力，而是整个体系的竞争力，新能源产业则是中国整体制造业实力的一个缩影。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诸多有利条件：一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配套体系十分完善。通过高效协同的制造业网络，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面支撑。二是研发投入越来越大，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公开量占全球的70%左右。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企业通过庞大的国内市场完成技术和资本积累过程，在国内残酷市场竞争中胜出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未来应对贸易摩擦需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回旋空间也越大，谈判筹码也更多。另外，中国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上游跃迁，巩固自身竞争优势，而竞争力越强，来自对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就越小。

作者：张启迪（作者为高级经济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转载自《世界知识》，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