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斯巴西古城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和县，唐代安西都护府曾在这一带实行军屯。图为1928年发现于通古斯巴西古城遗址的《大历十四年（779年）白苏毕梨领屯米状》（即发给屯田士卒白苏毕梨粮食的记录），引自王春法主编：《万里同风：新疆文物精品》，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第80页
实边是中国古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边疆治理史和移民史研究中皆无法回避，相关成果众多。纵观中国古代的移民实边史，以有组织的移民作为手段，大体有谪、募、征三种方式；以实边作为目的，主要依托实县和屯田两种形式。基于外部环境与现实需求的变化，历代政权选择的移民手段和实边形式并不相同，造就了中国古代实边实践的演进路径。对此，学界少有探讨。本文在考察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移民实边方式的基础上，分析背景，检视得失，揭示古代移民实边的演进形态及逻辑。如此，不仅可以对边疆治理史予以有益的补充，也期望为我国当代的边疆治理提供镜鉴。
一、先秦时期实边的萌发
“疆，界也”，甲骨文、金文中已有此字。边疆与国家相伴而生，商周时“疆”已有领土之意。今所谓的边疆是指边地领土，与边界相伴，是一个较宽广的地带。而在先秦时期，边界和边疆的概念十分模糊，“国”基本以聚居区为限，“国”之间并不接壤。因此，国家对边疆的治理观念尚未形成，边远地区被视为不毛之地，成为放逐与隔离罪人的空间。换言之，早期国家有组织的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单纯的刑罚，其中并没有包含“实”的意图。《尚书·舜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此处的“流”为放逐，与“放”“窜”等同义，目的地是氏族、部落和国家之外的地区，包含有惩罚的意味。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部族的放逐，目的都是将其驱逐出群体，在地域上形成割裂。如此，既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定，又可以利用环境惩罚罪人。在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的上古时代，这的确是一种严厉的惩罚方式。个人和部族被放逐后与集体脱离了关系，自生自灭，显然谈不上对边疆的开发。
这一状况在西周以后发生改变。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兼并，诸侯国之间的界线日益清晰。一方面，因战事频仍，边疆安全成为各诸侯国需要关心的问题，郡县在此时产生也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人口、土地资源对诸侯国而言日益重要，将人口放逐既不符合政权的利益，也难以起到惩罚效果。因此，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不断在新征服地区设立边县，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迁徙人口予以充实。秦武公十年（前688），秦“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同时期的楚国也是如此。诸侯国往往将设县之地的民众迁徙他处，又迁新民入住。如昭公九年（前533），“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即弃疾将位于今河南叶县的许国迁往今安徽亳县的城父，又迁城父人口以实陈县，而将陈县居民迁往他地。如此既可以切断新县原住民众在当地的根基，又可以充实新县人口。
这种举城迁徙仍有三代时以族为单位“流”的影子，方式上也带有强制性，只是目的已非驱逐和隔离，可视为移民实县的开始。移民对当地的开发大有益助。战时，边县可以成为己方军队的前方基地，当地民众也可以肩负起守城重任。随着各诸侯国疆土的日益扩展，新拓展的边疆地区持续增加，郡县不断建立，移民实边县的行为也逐渐频繁。
战国时期，伴随秦国的大肆扩张，大量“新地”郡县需要充实。秦国一面迁刑罚罪人，一面开始利用优惠政策进行招募。这种方式应非秦国独有，在各诸侯国中都当存在，只是因秦法严苛，秦国迁罪人的规模较大。此时移民实边县的途径兼有谪、募两种，“谪，罚也”，“募，广求之也”。二者分别代表着强制与有偿两种方式。其中谪是“因为政治上的某种需要而把其他罪名的犯人，发配到边远的地区去”，在完成任务后可以返回原籍。也就是说，罪人以谪往边地代替了其原有的处罚。甚至官吏犯罪后也是如此，被谪为“新地吏”。在秦昭王时期组织的五次移民“新地”的活动中，皆是“赦罪人迁之”，即赦免了罪人应有的处罚，以谪代之。如李剑农所说，秦攻取新土后，“大都对于新取得地方之人民，恐其反复，故令徙之他处，而以赦免之罪人，迁实新地”。募是以优惠政策吸引民众，包含赐爵、复等，是一种次要方式。如秦昭王二十一年(前286)，“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秦对于新攻略之地，不论是移秦民入之、赦罪人迁之还是徙谪，充实并开发边地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对于迁入“新地”的百姓，政府并非弃之不顾，而是将他们编入户籍，统一管理；所谪罪人在政府的管控下，“服役工作内容丰富且十分繁重”，包括屯田及其他劳役，且戍卒衣食多需自理，往往造成自身的贫苦。这为秦朝的速亡埋下伏笔。
要之，春秋战国是古代移民实边活动的开端时期。随着地缘性边疆的出现，郡县制在各诸侯国边疆地区普遍施行。以此为分水岭，移民实边的实践逐渐展开。这一时期延续了古代对罪人的放逐，但目的不再是驱逐、隔离，而是谪罪人前往“新地”，以充实之。同时，有偿的组织形式——“募”也出现。依据当时的政治制度，“募”的条件主要是赐爵和免役。伴随秦国的统一，多元并进的实边时代到来。
二、秦汉多种实边形式并发
秦统一六国后，继续向北方匈奴和南方百越用兵，南北边疆区域大大增加，新的边地郡县不断设立，需要短时期内由更大规模的移民充实。秦继续采取“徙谪，实之初县”的措施。罪人被谪往边疆戍守或劳役，起到保卫和开发“初县”的作用，可以解决边疆的用人之需。罪人不足用，秦又“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秦始皇在北方收取河南地，因筑44县城，“徙適戍以充之”；在岭南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以適遣戍”。“这些戍守在黄河边上以及岭南各地的兵士，同当地百姓杂居进行垦殖事业。”
“募”同样作为一种补充方式被采用。如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以谪实县对于快速巩固“新地”有着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问题。被谪之人本属被迫，积极性不高，加之生活困苦，“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不仅使实边效果大打折扣，反而可能造成社会不安。秦二世元年（前209），“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戍卒失期当斩，陈胜、吴广拉开了反秦的序幕。如果说秦代是对战国移民实边县的继承和巩固时期，汉代则在其基础上推进了实边的发展。
岭南在秦和南越时期，得到开发。但北部边疆在汉初较为空虚，受到匈奴的极大威胁。汉初总结秦代教训，募民实边的思想占据上风。这体现在文帝时晁错的《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先是批判了秦代徙谪实边的弊端，继而提出常居田作以备之的策略。具体包括：
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
值得注意的是，招募的顺序仍是以有罪及遇赦者为先，且同样强制，仅普通百姓可以自愿前往。但与谪不同的是，被募的人群皆由政府提供生产生活用具，且得以赐高爵、复其家。并且，边地郡县对他们也要予以关照和管理，一面要存恤、照顾其生活，一面将移民编入什伍连邑的基层组织，教其战事。
募集之法可以克服徙谪的弊端，是针对性矫正的结果。为移民安家室、置田产，给予优惠，使边塞之民不仅拥有“恒产”，还形成了紧密的基层组织，成为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团体。但是，募民实边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晁错所说：“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在此基础上，官府还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和时间。这一方式无法满足急需，还需大量成本。因此，汉代大规模的募民实边县举措主要集中在武帝时期，当时汉朝国力最盛，最多一次募贫民70余万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通过这种方式，自秦代确立起的北部“初县”得到充实。
在武帝新开辟的西北边疆地区，没有进行大规模谪戍，而是一面徙民稍稍充实，一面以军卒屯田。军屯是汉代治理西域的一个创举。西域是汉匈争夺的战略要地，汉朝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广设屯田据点。元狩四年（前119），“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这一数字受到学者质疑，杨际平认为，“自汉武时期至西汉末年,屯田规模都不甚大”。至太初四年（前101），汉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数百人屯田，并设使者校尉统领。西汉武帝以后的昭宣元帝时期及东汉明帝时，西域屯田有所发展，但规模不大。
从事屯田的“塞卒”主要是驻军和戍边士卒，与文帝时的募民实边有本质不同。戍卒是西汉时成丁男子所服的徭役之一，一般都要前往边境戍守，属于被征前往。戍卒抵达戍所后，一部分留守烽火台，一部分从事屯垦，一般而言，前者往往多于后者而且有携带眷属者，卒及家属由官府按月给粮。除正卒外，屯戍者还有“应募士”，即应募而自愿从军者，以及被谪的刑徒、弛刑、免刑之人。如果说实县是以发展经济为先来支持边防，屯田则是直接服务于军事，经济只是辅助，用以自给。汉代的屯田集中于河西走廊及西域的丝绸之路沿线，用以保护商路、供给往来，还是汉朝管控西域诸国的重要战略支撑。
相比于募民实县，屯田的特点在于，参与屯田的塞卒主要是军人，组织程度高，战斗力更强；边地官府无须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和训练，只需供给衣食月俸，屯田收入反而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因此，这种方式在应对边疆地区的军事问题时常被采用。如宣帝时西羌叛乱，赵充国便提出“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的主张，欲以屯田使羌人自溃。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东汉朝廷的认可，并取得相应成效。武帝以后，因汉匈关系趋于缓和，大规模的边疆移民停止，主要依靠屯田支持对西域的经营。但是，不能认为屯戍可以脱离对边县的依托而存。依据西北汉简的记载，屯卒经常向当地居民购买粮食。没有边县经济的支撑，屯戍难以进行。
东汉中期，因为平治羌乱的战斗接连受挫，凉州地区人口锐减，“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于是，部分朝臣再次提出募民实边，如王符认为，“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而欲招徕民众耕地实边，当“诱之以利，弗胁以刑”。这一观点与晁错的思想相合。然而，因主政大臣邓骘等赞同弃凉，移民实边并未实现，东汉也终于在“羌乱”的消耗下走向灭亡。
虽然大体上汉承秦制，但就实边而言，秦汉侧重不同。秦代继承了战国时秦国的实边方式，以谪为主，去充实统一后的南北边疆；汉代保留谪的同时，侧重以募充实边县，并且开展了军屯，军屯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征。至此，实县与屯田并行的局面形成，谪、募以实县，征、谪、募以屯田的多种形式并存，只是侧重不同。汉虽亡，但屯田在三国时期得到发展。曹魏政权为了在三国鼎立的情况下取得战略主动，也采取了积极经略西域的措施，以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统率原来的东汉屯田官兵，在西域继续屯田，以图将西域作为战略后方。如此不仅解决了军队所需的经费和粮食，而且多次打退鲜卑对西域的进犯，维护了西域地区的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曾短暂统一外，分裂割据是基本格局，中原政权内顾不暇，无力经营边疆。至统一王朝再度建立，隋唐王朝不得不对移民实边策略予以重新适应与调整。
三、隋唐对实边方式的扬弃
隋、唐承接了三国以来边疆族群内附的结果，北部边疆族群众多，关系更加复杂。传统边疆地区因为边疆族群的内附与融合而得到充实。隋唐基于新的边疆形势，对秦汉以来的种种实边方式有选择地承用并发展。
隋朝在应对突厥的军事行动中，首先要解决运粮问题，“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隋朝沿用了屯田之策，虽在西域设立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以及新筑的伊吾城，但并没有移民实之。如余太山所说：“所置鄯善、且末、伊吾等郡，无非屯戍而已”。这可以看作是三国以来屯田政策的延续。问题在于，屯田需要大量劳力，而隋朝军队常年征战，军卒渐不足用。于是，朝廷开始征发民力，一方面“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另一方面，征发丁徭以充人力。“丁”既不是正在服兵役的士兵，也不是应募而来的百姓，他们前往边疆屯戍是在履行劳役。劳役不仅无偿，还得自备口粮，与秦代谪戍并无差别，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隋炀帝“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的后果是“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与秦一样，隋朝不合理的实边措施成为政权终结的根源之一。
唐朝屯田同样遍布北方和西南地区，却没有走隋朝的老路。唐朝较早解决了北方部族的威胁，并设置羁縻府州，封授部族首领，使内迁部族成为中央王朝抵御和牵制周边部族的屏障。于是，唐朝可以征发更多兵卒前往边地屯田，至开元年间达到高潮。《资治通鉴》载：“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这些戍卒是依托府兵制组织起来的，属于国家征发的兵役，与汉代屯戍类似。戍卒服役期间得以享受到相关待遇，这也与汉代戍卒相似。
《唐六典·尚书刑部》记载“及卫士、防人已上征行若在镇及番还，并在外诸监、关、津番官上番日给”，即卫士、防人服役期间的军粮由国家供给，即使是官奴婢上番充役，公粮发放标准也和士兵一样。此外还有“赐物”。《唐张赤头等家口给粮三月帐》的背面是《唐贞观十九年安西都护府下军府牒为速报应请赐物见行兵姓名事》文书，内容是贞观十九年（645）安西都护府对驻扎在辖境内的府兵进行统计并登记姓名，以便于申报“赐物”。开元年间府兵制衰落，募兵制兴起，所募健儿常驻边地，待遇更加优厚。《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开元二十三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以后，诸军镇量闲据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抚。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不仅如此，“兵士量险隘招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当上百姓，名曰团练，春秋归，冬夏追集，日给一身粮及酱菜”。“健儿”及其家属的口粮由所在州军负责发放，到达驻防地后，可以给募兵“家口二人粮”，第二年则只给募兵本人衣粮，逐步实现屯兵的自给。相比于汉及唐初的“番上”，显然更加有利于屯戍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同时，谪戍在唐代并未消失。贞观十六年(642)官府开始谪犯人屯田，“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流配西州的罪犯一般参与屯田和做杂役。与汉代一样，唐代的流配也是兵屯的一种补充。但不同的是，这些人可以携带家眷前往。《唐会要·君上慎恤》载开元十二年（724）四月敕云：“今后抵罪人，合杖敕杖，并从宽，决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隶碛西。”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对谪戍犯人的政策是使其长久定居。为此，政府还定期按户口发放粮食。阿斯塔纳91号墓出土的《唐张赤头等家口给粮三月帐》等表明，安西都护府按照“户”为单位发放口粮，口粮以日为单位进行计算，其发放标准为丁男“一日粟三升三合三勺”，丁妻“一日粟二升五合”，中小“一日粟一升五合”，小男“一日粟一升”。李锦绣认为给粮三月帐、给粮一月帐就是有关流放刑徒给粮帐文书，其中记载的人户为流放刑徒及其家属。
无论是征发还是谪戍，唐朝的措施均有长期屯戍的目的，因而屯戍者的待遇相对较高。可安史之乱后，西域二庭四镇先后陷落，自太宗朝开创的西域屯田事业在德宗朝终结。唐边疆地区也由各节度使割据，朝廷无力再大兴屯戍。但唐朝并未放弃恢复旧制的努力。据《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七月甲子条记载，德宗仍欲复府兵之制，李泌建议：“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军屯之外，唐代还实施了募民前往边县的政策。与汉代不同的是，因传统边疆地区人口较为充实，唐代募民实边县的目的主要不再是充实人口，而是侧重于缓解人地矛盾。其形式，一是专立营田户从事营田耕垦。人员主要召募浮客而来，不入编户，由营田务管理，是为国家的佃农。唐中期，边地也开置了营田，元和七年（812）“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二是通过法律免除赋税和劳役，吸引人民前往“宽乡”。唐有令曰：“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白氏六帖事类集》中记有：“非缘边州及侧户千里内军府百姓，欲于缘边州府附近居住，并听于本管计会，具申所由司，准丁授田，给复十年。”官府以田地和免税为条件吸引内地民众前往边地，“召取情愿者”，不具有直接的军事目的，可以视为经济性的行为。
隋唐时期是古代实边演进历程中的重要转换期。总体上看，隋唐承接了秦汉以来形成的实县和屯田两种形式。但是经过三国魏晋的发展，传统边疆地区已然充实，屯田更加流行，故屯田在隋唐时占据主导地位。屯田中，唐代吸取隋的教训，以戍卒为主，以兵役为主要组织形式，与汉代相近，但随着募兵制的兴起，戍卒长期屯戍的趋势显现出来；实县中，唐代虽也以募为主，但目的不再单纯是实边固边。这一趋势的结果，是移民实边县的功能被屯田所兼容，因此即使后世王朝面临实边固边的需求，也是举以屯田。这又反过来促使屯田向长期化和民事化发展，内部结构也更加复杂。
四、元明清对屯田的发展
宋代虽然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但边疆未复，宋朝的实际边疆其实是传统的内地，实边的需求较低。传统大一统王朝的边疆之地，成为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的腹心之所，也减弱了边疆的性质。元朝建立后，不仅恢复还极大扩展了原有的边疆，进而对实边提出要求。元朝在统一进程中，常开展屯田以供军需，定鼎中原后“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在适宜耕种的西北、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开展屯田，以实现对当地的治理。所谓“因古之制”，是指元朝屯田与唐相近，以军人和平民为主体，并发展了长期化的趋势。
在族群层级分明的军事体制中，参与边疆屯田的主要是具有务农经验的新附军。以至元二十三年(1286）为例，先是十月“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总之……徙戍甘州新附军千人屯田中兴，千人屯田亦里黑”，十一月又“遣蒙古千户曲出等总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十八里”。可见，元朝遣往西域的新附军不在少数。汉军也是西域屯田的重要力量。如至元十八年（1281）秋七月，“命万户綦公直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兵千人入别十八里，以尝过西川兵百人为向导”。
平民百姓也被发往屯田地区劳作。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阇鄽地，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在军民杂屯之外，也有单独的民屯。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相比之下，西域的民屯数量显然较少。而其他边疆区域，如西南地区，据郝素娟统计，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有民户参加的民屯共计19处，44503户，这些民户主要由当地编民、漏籍人口、无主人口组成，数量较多。
不同于唐代的府兵和募兵，元代军人皆有军籍，父子相继，世代相袭，其镇戍一地，居家同往。元代民屯类似于唐代的营田户，以户为单位征召迁移，由各路总管府或营田司、安抚司等机构管理，与当地的编户齐民有别。如此，长期屯田的趋势确定下来。军屯由官府给与耕牛、农具、种籽等生产资料，军户只纳地税，并可蠲免四顷，科差和杂泛差役则一概优免；民屯则是在六年内免租税。
明朝的军屯与民屯均受元朝影响。在长城沿线及东北、西南边疆地区，明朝以卫所充实，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两个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军由军户充任，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这些措施均与元代相似，但在规模上则有所发展。例如永乐时辽东驻军超过20万，“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
除有军籍的士兵外，明朝还向辽东卫所谪戍了大量罪人。如宣宗时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徒改易籍贯，至卫即逃。”可见，辽东军士中谪戍者的数量较多，且待遇应不及正军。明宣宗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经常发生。军队吏治的腐败使得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辽东“及是，屯军多逃死，常操军止八万，皆仰给于仓。而边外数扰，弃不耕”。
民屯“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可以看出，明初民屯有三种形式，即移民、招募和罪徙。除招募外，其他两种形式皆是强制性的。其中移民和招募者都由政府给与籽种、资金和田地；罪徙者虽属于强迫劳动，遇赦不得释放，但“并垦除粮荒田，自给口食，三年以后，量征屯粮，若遇赦不愿还乡，听其改报民籍，前田永与为业”。在屯期间，土地为国家所有，并且无论何种形式的民屯，在基层管理中都有专门机构负责，不属里甲组织，隶籍也与一般百姓不同。由此可见明代民屯与元代相似，实质皆是国家的佃农。
一方面，明代军屯暴露出边疆军屯的局限性，即腐败和生产效率的问题；另一方面，元、明两代的民屯，承袭了唐代的发展趋势，佃农化的特征凸显，不能很好地弥补军屯的不足。对此，清代作出调整。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增强。如在新疆地区，康雍乾时期，在剿灭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清军一面驻军备战，一面屯田积粮。至彻底平定新疆后，北疆因长期战乱而渺无人烟，为了尽快充实这一地区以加强边防力量，清朝组织了大量农业人口迁徙至此，包括绿营兵和八旗兵，内地犯人、民户，南疆绿洲农民。其中兵屯、旗屯是为军屯，遣屯编入兵屯，也属于军屯；户屯、回屯则是为民屯。
军屯方面。最先奠定新疆屯田基础的是绿营兵屯田。清朝本着由东向西的原则，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抽调陕甘绿营兵在康雍两朝的基础上屯垦吐鲁番、巴里坤、乌鲁木齐，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屯田扩展至伊犁。乾隆四十三年（1778）起，屯兵皆携带家眷常驻。定制为每屯兵百名，每名种地20亩，官贷耕牛、籽种、口粮，垦种熟地当年起科，荒地三年起科。收获物必须依定额上缴官仓以充兵饷，屯兵及其家眷的生活则由官方发给兵饷维持。至此，北疆屯田的基本布局完成。乾隆二十七年（1762）开始发遣内地流刑犯人到屯随兵丁耕作，期满方释为民，“定例以来，每年各省改发不下六七百名，积而愈多”。乾嘉至道光间，新疆遣犯屯种的地亩各地并不一致，一般在12至22亩之间。王希隆认为，承种12亩地的遣犯既在自己份地上劳作，又在屯兵份地上助力；而承种20至22亩地的遣犯则不需协助他人，“遣犯给屯兵为奴，即与耕畜一样，是屯兵的生产资料之一”。八旗兵也因戍守被调至新疆，但起初不参与农事，后为了供给八旗兵丁及其家属，也开始使部分兵丁屯田，“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除照例支给饷银外，所有口粮具系自耕自食”，待遇相对较优。
民屯方面。在伊犁地区，清朝征调天山以南民众前往开垦，官给房屋、口粮、籽种、农具、牲畜，基本生活及生产条件均有保障。此外，户屯则是由募而来。乾隆二十六年（1761）开始，清朝招募甘肃无业贫民和佃农至乌鲁木齐垦田，为了保证他们安心屯垦，政府要求必须携眷前往。募民路途的开销全部由官府供给，并且还委派文武官员护送。募民抵达屯田地点后，每户授田30亩，力能多种者听其便，官府贷给农具、籽种、牛马。屯田所收采用升科的办法，年限不一，升科之后按亩纳税。新疆屯田地的农业条件较甘肃良好，加之有上述优惠政策的吸引，关内穷民纷纷自发西移出关，官府的优惠政策也随之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与元、明两代不同，清代户屯中主要实行与内地一样的里甲制度，屯户被当作国家的编户齐民；屯户到屯认垦，领种后即为己业。如此，清代户屯与移民实边县的性质已趋于一致。只是清朝并非如汉代，先设郡县再迁民实之，而是先设屯田，再将内地的郡县制推行到边疆地区，实现对当地的直接治理。因兵屯的生产生活资料由国家提供，土地国有且收获全部上缴，加之士兵还要负责军事事务，故积极性不高。户屯则克服了以上问题。因此，关内向新疆的移民络绎不绝，兵屯规模不再增加。
不仅如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起，清朝开始裁撤兵屯，将部分屯兵改为眷兵，鼓励其子弟就地认垦，改入民籍。尤其在道光朝后，天山南路大规模开展“裁屯安户”，南疆地区户屯、回屯增加。这一措施确实有利于提高粮食收入，节省军费开支，保障军队战斗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军屯向民屯的转化，一是使当地的军事布防点减少，驻军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二是由军队直接掌握的屯田和粮食减少。在同治时期，中原因战乱而无力支持新疆的情况下，新疆也陷入了战乱，由于屯田政策的调整，粮食多依赖于民屯，各地驻军囤粮无法支持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后，不得不在新疆及西北地区再次大力推行驻军屯田，兴修水利。
可以认为，元明两朝承接并巩固了屯田在实边中的主体地位，以及自唐代以来屯田中军屯长期化和民屯佃农化的趋势。而清朝则实现了在此基础上的又一次调整。清朝不断加强民屯的规模和数量，并将之编户，发挥出了民屯的经济优势，弥补了长期性军屯的不足。然而，这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留待后世继续调整。元明清时期征、募、谪并用的屯田，吸收了先秦秦汉时期移民实边县的优点——长期性和稳定性，又在隋唐的屯田基础上，对征、募、谪的政策予以改进，可以视为对古代多元实边形式的混一和深化。
结 语
中国古代实边演进的历史大势，在实现途径上归于屯田，在移民方式上归于征军、募民。从先秦实边的萌芽，到秦汉多元方式的并发，再到元明清实边形式的混一，其发展历程可作如下梳理：一是春秋战国时期，边界和边疆显现，郡县设立其间，移民实县开始；二是秦承袭了巩固“新地”之法，以谪为主、募为辅，充实新辟边疆的“初县”；三是汉朝不再以谪为实县的主要方式，以募为主，并在不宜大规模移民的地区设置军屯，延及后世；四是隋唐时期，移民实边县的需求降低，屯田成为主要形式，其中唐朝坚持以征发兵卒为屯田的主要途径，并向长期化发展；五是元明巩固了军屯在边疆的主体地位，军屯实现长期化，民力编入屯田之中；六是清朝提高民屯地位和规模，使之超过军屯居于主体。
作者张冠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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