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简论我国理论语言学家方光焘教授的学术思想和道路。方先生于现代语言学迅速发展的三十年代把基础理论引进我国语言学领域；使之与汉语语法研究相结合，促进我国语法学革新。同时，为理论语言学在汉语研究基础上得到发展，竭尽毕生精力。

方光焘教授的语言学理论文集《语法论稿》出版，并于1992年荣获“吴玉章奖”，是近年来语言学界值得欣慰的大事。对于我国的理论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尤其具有深远的意义。

方光焘(1898-1966)是语言学界前辈学者。他治学谨严、学识渊博；在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中，都留下了独到的见解。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突出的贡献则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上。方先生是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今年，是方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也是《方光焘文集（语言篇）》整理就绪即将付梓之际。谨以此文，试就先生的语言学思想和学术道路作一探讨，以志缅怀之忱。

一

理论语言学(Theoratical Linguistics)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无疑是语言学的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这门学科通常称为“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方先生则称为“一般语言学”。因为，“general”一语确切的译意为“一般”或“共同”。本文采用近来语言学上通行的术语──“理论语言学”。关于这门学科的对象和任务，方先生这样说：

“在具体语言里都存在着个别与一般的辩证的统一。一般语言学也就是以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各种具体语言中的一般性作为研究对象的。一般语言学者要从个别的语言的静态研究、历史研究和各个语族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中建立起一般理论。复又回过来用这些一般理论来指导个别的语言的静态研究、历史研究和各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①

理论语言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的奠定却意味着语言科学的发展趋向于成熟。科学语言学是在印欧系语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经过十九世纪整一百年印欧系语亲属关系详细的历史比较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语言性质的认识。语言学家们认识到应当拓宽语言学的领域，即不但要研究语族的亲属关系和史的演变，更须集中注意于语言存在状况的系统研究；同时，在探索人类语言共性的基础上建立语言学的“原理论”(Principles)。于是，开辟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就成为语言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本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在日内瓦大学讲授“一般语言学教程”，标志着这门新学科的诞生。索绪尔认为，在日常频繁的言语活动中显现为个人言语的，是一种潜在的、任意的符号系统。它是社会的产物，集体的心理事实。语言学的任务在于就语言本身研究语言体系。语言学理论基础的建立，导致一次决定性的转折。从此，这门科学的发展进入了现代语言学这一新的阶段。索绪尔是理论语言学的创导者，也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教程》出版于1916年，但他所奠定的理论到三、四十年代才显示出巨大影响。三十年代以后，是理论语言学进一步形成时期，也是现代语言学在它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西方语言学界先后产生了两个主要学派：其一是法国的社会心理学派。他们的出发点是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系统作为集体心理的产物本身是社会的、历史的事实这一论点，社会心理学派试图把集体表象看作潜在的原因，以解释语言系统的组成和历史演变的规律。②其二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诸学派的兴起，渐成为现代语学的一个主流。索绪尔指出语言既是一种系统，那么，“它的一切辞项是相互连带的，而且连那里的一个辞项的价值只有依据其它辞项的同时出现才能产生。”③结构主义学派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结构，制定自已的方法原理。似乎可这样认为：社会心理学派在索绪尔学说影响下，从语言作为集体心理事实而存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属性和它的演变，承继并完善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构语言学则把语言作为一种共时同一的系统，强调记述的(clescriptive)研究，以揭示符号系统的组织；从而发展了索绪尔所提出的静态的共时语言学的原理。但无论哪一派都承认，索绪尔学说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从此，理论语言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不断发展、完善；它的指导作用也受到普遍重视。这一切，当归功于索绪尔的创导。1940年，日内瓦语言学会成立，后改称为“索绪尔小组”。次年，出版了《索绪尔研究集刊》。索绪尔和他的学术思想已成为一个特殊领域，开始得到专门研究。

以上，就索绪尔的开创性学说到现代语言学奠定的过程作了扼要回顾。其中，三十年代是本门科学向现代科学过渡的关键阶段。方光焘先生的学术思想正是在这转折阶段的宏观背景上形成的。

方先生很早就从事索绪尔的著作的翻译和他的理论的研究。他早年留学日本(1918-1924)，专习英语；兼攻语言学。后来，方先生通过日本的结构语言学家小林英夫翻译的《一般语言学教程》研究索绪尔的理论；并从这《教程》的日语译本转译这部划时代著作，进一步钻研索绪尔关于语言本质的学说和共时语言学方法原则。同时，还通过小林英夫等学者有关现代语言学的论著，广泛而系统地了解这个领域的动态和新成就。他已经把索绪尔及其理论作为专题从事长期研究。方先生认为：要了解现代语言学，必须掌握“一般语言学”知识。而熟识索绪尔学说，了解有关背景知识是必要的。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教程》是一部必读的专著。

1929年至1931年，方先生留学法国，专攻语言学理论，研究索绪尔学说。当时的欧洲，在索绪尔学说影响下，语言学正在新道路上迅速发展。巴黎、日内瓦、哥本哈根、布拉格等地逐渐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学术中心。

法国，是现代社会学摇篮地，语言学的社会心理学派在这里形成。索绪尔曾于1880年到1991年在巴黎任教历史比较语言学课程。后又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秘书。在巴黎的十年中，索绪尔培养了许多优秀语言学家，为法国社会心理学派的形成，准备了前提。三十年代初，正是这个学派产生的阶段。在法国，方先生认识到：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系统作为集体意识产物和动态语言学的原理的形成与法国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有联系；④而索绪尔学说的这一方面在法国社会心理学派理论中得到发展，决非偶然。

如前所述，三十年代初，语言学的结构主义作为索绪尔理论影响的另一重要方面，正在西欧蕴酿形成。在法国期间，方先生受到现代科学方法论学说的影响，对结构主义有了新的认识：结构主义实际上体现现代科学方法的一种普遍原则。当时，现代物理学正在发展。试比较经典物理与现代物理，不难看到：对于前者说来，任何质点都处恒定状态，物理学关心的是质料本身。后者则认为，必须将物理系统看作整体，任一质点由于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才具备本身的特征。因此，场概念受到普遍重视。与此同时，现代物理学把空间和时间结合在统一观念中。语言学上共时与历时的对立与统一，应于这一观念相关。视界的扩展，研究的湛深，方先生综观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般趋势后认为，索绪尔所创建的理论，已把语言学推上了现代科学的前列。同时，他深切感到把基础理论介绍给中国语言学界，运用它来指导汉语研究；在汉语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理论，开辟我国理论语言学新领域，实为科学发展所赋与的迫切任务。⑤

二

现代语言学在西方蓬勃发展的三、四十年代，我国语法学研究也处在新旧更迭的转捩阶段。基础理论的输入与革新汉语语法研究的客观需要是密切相关的。方光焘先生作为语法革新的积极参与者，正是在这个时期，把现代语言学理论介绍到我国语言学界，以它的观点和方法，批判传统语法，探索汉语法特点，推进我国语言学的革新。

《马氏文通》于1898年出版，我国开始有了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文通》是承袭西方传统语法模式编著的一部古汉语语法，目的在提高汉语文教学的效率，但是，汉语语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而进行研究，应当说是从模仿移植西方传统语法开始，在这古老的模式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以后，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地了解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于是，学者们意识到传统语法并不是一种适用于制定不同语言的语法学体系的普遍模式。局限于这个框架，不可能切实地反映汉语语法的特点。因此，汉语语法研究必须突破传统语法陈旧的模式，从方法原则入手进行改革，才能取得就新的发展。

三十年代，我国语法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方先生称为“探索革新期”。他指出这个阶段的三个特点：即批评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的倾向；注意汉语法特点的发现；在研究中接受语言学理论的指导。

在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研究汉语语法的结构特点，是本阶段的重要任务。但是，应吸收什么理论？怎样运用它作为方法原理来研究汉语语法，使之有效地揭示它的特殊结构？这是值得商榷的。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部分学者采纳西方理论的某些见解，直接用来说明汉语语法的现象。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语法模式的束缚，发现了不少汉语语法的结构特点。为制定汉语语法学的新体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回顾这个阶段汉语语法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的同时，方先生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成就。⑥但是，方先生认为，语言的理论是成系统的科学部门。只有完整地理解它，才能正确地评价和运用它。如果出于实用的目的，拮取其某一些提法，局部地拿来说明汉语语法事实，这样的运用往往容易陷于头痛补头，脚痛补脚。西方各学派的理论之间，分歧诸多。如果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解，未经深思熟虑的研究，按主观需求而采取内涵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种种汉语语法现象，势必由于理论上相互抵触，而作出的结论顾此失彼，所建立的语法体系就难以达到统一、完整。就局部而言，或有所发现；从全局看来，则诸多破绽。当时，有的学者急于制定自已的语法体系而引用西方理论的一些提法，但对理论本身却未能透彻理解又未能结合汉语语法事实作深入研究，使之形成适用于汉语语法分析的方法。于是，汉语语法研究虽摆脱了传统语法的束缚，复又依傍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某些教条。⑦方先生意识到伴随探索革新而来的这一倾向。他指出：“我们一面需要精密的方法，一面更需要勤苦的钻研。自然，勤苦的钻研只有靠各人自已的努力；而精密方法，却不能不有待于共同的商讨。”⑧

这个阶段，在报刊杂志上和会议讲演中出现了汉语语法问题的公开讨论。1938年至1941年间，在我国东南的部分学者中展开了“中国文法革新讨论”。这是我国语言学界首次在报刊上展开的专题性学术讨论。这次讨论涉及的范围较广，但主要集中在批判传统的旧语法，探讨建立汉语语法学新体系的基本问题。方先生针对讨论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依据现代语言学理论，发表了一系列原则性的意见。

体系，即系统(system)，是现代科学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索绪尔确定，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于是体系概念成为语言学理论的出发点。在这次讨论中，方先生把它绍介给语言学界，并用之于汉语语法研究。他指出：所谓体系，“说得通俗一些，……不妨当作‘组织’解”。⑨体系本身是一个有特殊组织的整体。其中的单位都是彼此依存的。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在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而不是决定于它作为一个孤立的实体的性质。这样，关系就十分重要了。一定的关系是语言符号体系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存在的前提。同时，揭示各种关系，则是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关键。在这次讨论中。有人提出建立汉语语法学新体系的《总原则》。方先生就此提出体系与方法的关系。他认为：“在批评一个体系之前，似乎对建立这个体系的方法，有充分的注意之必要。体系能否成立，以及经得起事实验证与否，全看所用的方法如何而定”。⑩方先生所说的方法，是指语言学的方法原理。语言学既已具备作为方法原理的基础理论；那么，汉语语法研究和语法学体系的建立，必然要涉及所依据的方法如何。方法上贫乏落后，是旧语法所以不能贴切反映汉语语法特点的症结所在。但方法上的谬误在新体系的《总原则》和相关问题讨论中仍然存在。方先生认为，必须加以澄清。

《总原则》主张，建立汉语语法学新体系应照顾到它在语文教学上的实用价值。方先生认为，必须从方法上严格区别实用的“学校文典”(school grammar)和求知的科学语法(scientific grammar)。前者是预定的、规范的；恪守希腊—拉丁语法的传统。科学语法则与此不同，它认为各种语言都有特殊的语法体系。语法就是以各种语法体系为对象，研究它的结构。方法是实证的，不是预定的；是记述的(descriptive)，而不是规范的。方先生从原则上区别语言与言语。科学语法取材于言语所呈现的语法事实，运用归纳方法进行分析，客观地记述各种有规则的语法状况，建立一语言的语法学体系。但又必须指出，记述的语法研究虽使用归纳法处理各种材料，却又不是纯粹的归纳科学。因为，它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的。原则上把汉语语法看作是一个有特殊“组织”的体系，通过各种语法关系的确定，去揭示这个体系特有的结构，以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学。

记述的汉语语法研究所面对的是一种相对稳定地存在的语法状况；它不同于演变的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区别语法研究的共时和历时的观点是这次讨论涉及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当时，有人提出建立一种通用于文言和语体的语法学体系。方先生着眼于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区别指出：一代有一代的文法体系；“建立一时代的文法体系，应以同时代、使用同一语言的民众的共同意识为基础”。（11)不能想像，现代人意识中的语法范畴会与古代人意识中的范畴是相同的；因此，古今语法体系不容混淆，记述的汉语语法学是静态的，也是共时的；方法上不同于着眼要素交替的动态的、历时的研究。方先生着重指出：“建立现代中国语的文法体系，较诸建立古代语言的文法体系，更为重要，而实在是一桩刻不容缓的事”。(12)

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区别相关，有人批评旧制语法把句子先译成外语，再按西方“学校文典”的办法作图解。但他们自己却把白话文的句子译成文言文。然后再加剖析。方先生认为：“把中文译成西文后再剖析，固然免不了削足适履之讥，但把白话翻成文言再加分析，也客易流于牵强”。(13)问题仍在于现代语体文的语法体系不同于文言文的语法。因此，白话译成文言，所可译的，也不过是意义，而不是形态。”(14)而离开了形态，从意义上剖析句子，显然不能达到语法分析的目的。

我国语法学研究始于实用的教学语法的编著。现在，区别了求知的科学语法与实用的“学校文典”，并强调记述的科学语法的重要地位。这表明，在革新的道路上。科学的汉语法学脱颖而出，成为基础的领域而独立发展。方先生从方法原则上明确了新阶段语法研究的方向。但究竟从哪里着手开辟这汉语语法的新园地呢？这是问题的核心，也是讨论的焦点。

有人断言“汉语是单音节语、分析语，语词本身没有形态的变化。因此，否认汉语语法有凭词形变化的特征区别词类的可能。他们认为，“词不用在句中，便不能分类”，“词类之分，须视其在句中的职务而定”。显然，他们把形态狭义地理解为词自身的屈折变化；而把不同的屈折变化当作区别词类的唯一依据。这种看法仍出于西方传统语法的影响。其结果是把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放在造句法上，忽视词类及有关的语法特征的探讨，有人甚至主张：“研究文法应以句子的意义做骨架。”(15)

方先生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句子的意义绝不能作为建立中国文法体系的骨架”，而“研究文法决不可以意义作为出发点”。因为，句子的具体意义是思维的产物，不是研究的对象。语词的意义是符号的所记者(signified)，是内容方面的事实。语法所关心的是表现方面的形态(form)。他说：“文法是以形态为对象的，要从形态中发现意义”。语法学的任务在于“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16)那么，汉语究竟有没有形态呢？方先生认为：汉字是单音节的。但我们不能受汉字的荧惑而断定汉语是单音节语、分析语。因为，现代汉语正向着多音节的方向发展。在现代汉语里，“不特有许许多多的复合语(compounds)，而且还有不少派生语(derivatives)”。这说明，汉语存在一些词本身的形式；并且在民众的意识中已成为有一定“生产力”的构词要素。因此，“语词的构成法(word-fomma-tion)在中国文学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语既存在词的形式，“那么，文法上也就不能排除它的作用。只是汉语的单语变化不多，不足以区分词类罢了”。(17)方先生认为，语法上应区别狭义的形态和广义的形态。狭义的形态仅指单语的屈折变化。这就是西方传统语法所说的形态。与此相对，方先生提出广义的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18)词作为语言符号，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的，而是经逐次组合，接踵继起地表现在言语中，语法需要研究的，正是词语的种种结合和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相互关系即广义的形态。因此，广义的形态对语言的语法来说有普遍的意义。但狭义的形态则不同。词的屈折变化不过是一种语法形式；通过它来表示一定语法关系。离开了语词的结合和由此产生的语法关系，就无所谓狭义形态的作用。因此，狭义的形态从属于广义的形态，离不开表现关系。狭义的形态仅为一部分具备发达的屈折变化的语言特有。传统语法的形态概念，它的依据正是屈折变化发达的古印欧语。以为单凭屈折变化就可以把孤立的词区分词类，以为汉语词形变化贫乏而集中注意于造句法研究，甚至从意义出发分析句子划分词类；究其根源，实在于拘泥传统语法狭隘的形态概念。方先生从体系观念出发提出广义形态概念，从根本上排除了西方传统语法的影响，为开拓科学的汉语语法研究确定了可靠的立足点。

广义的形态提出，直接关系到汉语词类问题的解决。虽然汉语缺乏狭义的形态；但不应就此断定汉语的词语法上不能分类；或者说，“离句无品”。因为，“从词与词类结合上也可以认清词性。所谓‘关系’，所谓‘结合’都无非是一种广义的形态”。(19)汉语拥有语言共有的广义的形态；所缺乏的只是狭义的形态，一种表示“结合”和“关系”的特殊语法形式。但汉语具有自己特殊的表现“结合”和“关系”的语法形式，如语序、助词和声调对比。说汉语的人能通过这些形式辨别表现关系中语词的不同功能；那么，他们心理上无疑保存着按各种功能特征聚合的不同词类。方先生认为，语类研究不仅可能，而且重要；因为，各种语言语法真正差异的地方在单语的形态上，在单语和单语的关系上。汉语语法体系是“共存的(coo-existent)词类间有脉络的联系”。(20)这种“联系”所构成的语法体系内部组织，作为“同时的、使用这种语言民众的共同意识”而存在，这也就是共时的记述语法研究要揭示的对象。

方法的改变，必然导致汉语语法学体系和格局的新的设想。西方传统语法下位区分为两个部门：形态学和句法论。其实，这两个部门的界线是很难划分的。方先生提出这样看法：“我们不妨把研究单语形态的(morphology)与研究语词与语词的联接关系的syntax合并起来，这个部门叫形态论也可以或者就叫作措辞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向来专属在syntax部门里的句子构造论，我想把它抽出来建立一个‘句子论’(satzlehre)的独立部门。”现就传统语法的下位区分(A)，与方先生关于汉语当新体系的设想(B)作一比较：（见表）

在现代语言学迅速发展之际，在我国语法学探索革新的转折阶段，由于方光焘先生的努力，年青的理论语言学开始系统地同开辟新道路的汉语语法研究相接触。汉语语法研究有了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依托于印欧系语研究而产生的理论语言学，经过同汉语研究相结合而受到验证，扩大基础，在我国语言学中得到发展。

三

方先生于三十年初回国后，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语言学基础理论，以及语法学原理、汉语理论语法、中国语文概论等课程。教学内容以索绪尔所建立的理论为基础；同时广泛引用现代语言学各学派和学者的学说。虽然常加入新的知识和自己的看法；但保持严格的系统性，自成一家之说。他通过教学传播语言学理论；为理论语言学根植于我国的土壤准备了条件。

方先生认为，语言学的理论是一门经验科学的基础，不是思辩的语言哲学。它来自实证研究所得成果的抽象、概括，是语言学成熟的产物，也是本门科学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方法原理和评价的理论依据。因此，基础理论的状况和所处地位，是判断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根据。

理论语言学既已成为科学语言学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先生认为可以对它作专门研究。这门学科是在印欧系语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要研究它，必须系统地掌握西方的学术成果。要做到这一点，翻译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常说，我国语言学界往往感受不到迅速进步的国外语学理论的影响，汉语研究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固步自封，保守落后；一个主要原因是轻视翻译工作。(22)当然，翻译西方语言学的论著，复述他们的理论，不是语言学理论研究本身。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以印欧系语言研究为主要依据而建立的理论，总带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方先生认为，应当把它同汉语研究结合起来，拓宽它的基础，提高它的概括力，克服它的局限性，加深它对于语言共性的认识；使之成为具有更强解释能力的方法原理。

在我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极有影响的趋向。在“左”的教条主义、绝对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时期，理论语言学封闭、落后，科研和教学力量由于倍受禁锢、排斥而不断削弱，我国的理论语言学长期处于薄弱部门的地位。但方先生一直坚持语言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回顾极“左”思潮几度漫溢于学术界的年月，语言学理论和西方语言学家的学说，首当其冲，成为本门科学最敏感的领域。面对翻滚而来的逆流，方先生刚直不改的为人风格和严格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1957年，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23)一文中，肯定了语言学理论对于我国语言学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要改变我国语言学的落后面貌，必须加强普通语言学这个落后薄弱的部门。次年，该文遭到重点批判。作者成了语言学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面“白旗”。(24)

1958年，方先生著文《一般语言学的对象与任务》文中，引用了王力先生原话。方先生指出我国语言学不重视理论，原因在于：片面强调汉语特殊性，忽视语言的共性。以为依靠印欧系语研究产生的理论不适用于指导汉语研究。重实用，轻理论。视界狭隘、见树不见林。轻视翻译、介绍工作，看不到域外语言学理论的显著进步。方先生追溯基础理论产生和奠定的过程，说明理论的建立是科学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肯定了索绪尔的贡献；进而论述“一般语言学”的对象与任务。展望现代科学和语言学发展前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语言学的发展前途，是和一般语言学的发展分不开的”(25)方先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回顾往事，发人深省！五十年代，以信息为核心概念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正迅猛发展，人类面临以智能工具减轻脑力劳动的前景。它必然涉及模拟人脑在语言基础上处理信息的高级过程。科学技术革命给语言研究带来全新的前景。它迫使语言学界重新估价索绪尔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理论。而这些，在前苏联和我国曾视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1956年，苏联语言学界一反常态，作出谨慎的反应：它一方面承认，以往存在教条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把开展结构主义学说的讨论作为“当前任务之一”。同时提到某些新科技工作“必须依靠语言学家、数学家和信息论、电子学方面的专家共同进行”。(26)不无遣憾的是：在这科学发展转折的重要阶段，我国学术界和语言学界恰处在同现代科学和语言学发展极不协调的另一股热流中沉浮。

方先生密切关注科学技术和语言学的新态势。他热情鼓励年轻一代语言学工作者翻译国外语言学论著，掌握本门学科的新信息。1957年，正值索绪尔诞辰一百周年。方先生设想组织一次学术性的纪念活动，旨在使科学革命新时期的语言学动态在我国有所反映。这项学术活动当然未能实现。但是，方先生《一般语言学的对象与任务》一文明确肯定索绪尔缔造的理论对语言学的巨大贡献。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方先生就当时语言学的现状作出的率直回答。在这以后几年中，方先生广泛了解现代科学技术新趋势下国外语言学理论发展的动向，评价西方语言学各学派的成就，力图汲取那些有助于推动我国语言学进步的成果。他发起并积极参与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方先生一贯坚持这两者的区别。因为，从方法说，它体现个别与一般的对立、同一个转化相关的基本认识原则。方先生提出“言语作品”这一概念；同时指出：言语是“言语作品”用来表达具体思想内容的语言的个别、特殊的形式。具体思想内容有一定阶级性。但是，言语作为社会共同的语言的个别、特殊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从而，在理解语言与言语的区别上，摆脱了当时极“左”的影响，并使索绪尔提出的这一区别，理解得更加精确。(27)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当时理论上一个主要的论题。一般都从既定的哲理推断：离开语言的思维是不存的。方先生则根据神经生理学指出，人类大脑左半球存在与语言能力相关的特殊中枢。并从巴甫洛夫生理心理学学说出发进一步认为，动物与人类同生存环境间的平衡依靠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来保持。人类大脑除了有第一信号系统活动外，更有以语言作为传递工具而建立的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抽象思维是以第二信号系统活动为基础而实现的人类特有的智力活动，也是人类与环境相协调和保持平衡的高级心理过程。因此，方先生谨慎地认为：生活在集体中的正常人，他们的思维过程与语言的传递作用是密切联系的。虽然，这个复杂的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方先生运用了实验科学的成果作比较客观的论述，这就从原则上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教条主义的臆断。

特别要提到的是方先生对于L.叶尔姆斯列夫学说的关注。这位丹麦学者关于语言符号系统高度抽象和公理化的理论，曾被指摘为极端“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说”。他提出的语言学与符号逻辑相接近的论点，被认为是“反动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语言学翻版。方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哥本哈根学派》(28)一文中扼要论述叶尔姆斯列夫的两个基本论点：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是形式，不是实质。方先生认为，叶尔姆列夫的理论有其正确的一面，它有助于纠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缺点。诸如：偏重意义、忽视表现关系；注重局部事实的归纳研究，不重视立足于整体和全局的演绎方法。尤其是叶尔姆斯列史所提倡的假设演绎法；方先生认为，这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方法，应当引起重视。虽然，方先生没有提到符号逻辑（即数理逻辑）在控制论(cybernatics)中作为数学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式化与形式语言同自动化是紧密联系的。(29)但他注意到：“形式化的研究对机器翻译十分有用”。他一再提醒：要重视数学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30)

当然，方先生五、六十年代的论文、讲义中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对那咄咄逼人、日趋严峻的“左”的倾向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忧虑，但并无趋附之意。细读他当时论著，不难看出，他尽力坚持自已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顽强地、有时是婉曲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展望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激浪正把语言学推上科学前列；环顾周围，禁锢、僵化，先进的和真正科学的一切渐趋凝滞不前。六十年代初，方光焘先生以他最后的岁月，把握科学和语言学变革契机，为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开拓，竭尽自己努力，直至生命之恝然熄灭。

注释；

①《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第47页。

②《Language》，J.Vendryes，英译本；1925年，伦敦。

③《语法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第287页。

④同③，参考《语法论稿》，第161页。

⑤参看planck(1858-1947)：《Das Weltbi ld derneuen Physik》一书的汉语译本《近代物理学中的宇宙观》；商务，1934年出版。1955年，方先生曾指定作者读这本书。

⑥同③第8页─第15页。

⑦参看王力著《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第185页。

⑧-（21）参看《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正文1页至第29页。

(22)《一般语言学的对象与任务》；同①，第41页。

(23)《中国语文》，1957年，NO.3。

(24)见《语言研究与批判》（第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9月。

(25)同①

(26)见《语言学论文选译》（第六辑），中华书局，1958年4月出版。第6页至第8页。

(27)同①。第51页至131页。

(28)同③，第178页。

(29)见《控制论浅述》，H·格林尼斯基原著，甘子玉译，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第31页至第32页；82页至83页。

(30)同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