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炳文先生主编《明清文化通史》（全三册，包括南炳文、何孝荣著《明代卷》，南炳文、李小林、李晟文著《清前期卷》，南炳文、傅美林著《清后期卷》，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以下简称《通史》）是集几十年之功写作而成的，是迄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明清文化通史性著作，展现了传统中国文化在明清五百多年间的演变轨迹和风貌。
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这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大趋向，关键性契机是在明清时期。人类历史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传统文化是如何走向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这就需要对明清历史文化发展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明清断代史之作，大多详于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思想等，文化则往往附着其后，而长期以来缺乏一部综合的明清文化通史。南炳文主编的《通史》，是一部综合贯通的明清文化史，系统、全面地解析明清文化的历史与辉煌，曲折与开拓，对于加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文化史的分期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古代文化史的分期问题就提了出来。 二十世纪前半叶，学界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中国文化史进行分期，三十年代，柳诒徵、陈登原的同名《中国文化史》是代表作。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一九三二）以中国文化演进大势为三个阶段：上世——上古至两汉，中世——东汉至明季， 近世——明季至今。在结构上打破了惯常的王朝体系， 体现了作者独到的文化史眼光。但是，近世开篇却述及“元明海上交通”“西教的东来”，自乱了体例，而且将明代文化打散书写，更缺失了明清两朝历史整体文化过程及其特征。陈登原著《中国文化史》（一九三五），将中国文化史划分为五段：上古—自有史至秦初；中古—自秦初至五季；近古—自宋初至明季；近代—自明季至清季；近世—自清季以至于今。其中也是将明季划分到清代，将明代文化一分为二。
文化，既是一个中国古代久已有之的概念，也是一个从明代以来与西方文化直接接触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的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编纂的分期，几乎都注目于明季的缘故。所谓“明季”就是指向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时间段。从此开始，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与内容都加入了新的意蕴。但如此分期不能完整地呈现明代文化的特征，也不能使明清文化有一个整体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中国文化史基本特质的探讨，主要是通过文化通史类著作体现出来。由于一九四七年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已作为大学教科书出版，因此影响深远。一九八六年由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我有幸参与了其中《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撰写（与何芳川合著），我的文化史学术旨趣由此开端。记得草拟初稿时，我深受既往文化史分期影响，采用的也是将明代文化分为前期与明清之际来书写的。进入新世纪，二〇〇五年冯天瑜、杨军、任放合著的《中国文化史》， 将文化分为六个时期，第五个时期是近古文化定型期，包括唐中叶至明中叶；第六个时期是东西文化交汇及现代转型期，包括明末迄今。这与以往的分期很有一致之处。二〇〇六年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划分了八个历史阶段。第三期是隋唐至明中叶，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元至明中叶两段；第四期是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包括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两段。基本仍是依循此前的文化史编纂惯例。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化史分期以明代作为文化转型的关节点，得到了大多数文化史编纂学者的认同，但也形成了将明代文化一分为二的问题。同样，清代文化则由于古代与近代的时代划分，长期以来也形成了一分为二的状况。作为历史阶段，明清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同样也是文化的转型期，《通史》在“通”的视野下，打通了断代的分期，也打通了时代的分期，分为《明代卷》《清前期卷》《清后期卷》，将明清文化通贯来论述，是有合理依据的创新。
二、文化史的分类
文化自信，需要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真实了解的基础之上。文化史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转变为现代文化的学科分类体系谈起。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倡导以“新史学”代替“旧史学”。关于文化史，梁启超认为由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自然科学史等专史组成。一九一九年，胡适提出用西方分类方法整理国故，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十个方面，是以“国学”对接“中国文化史”，即以“文化史”整合“国学”。胡适曾明确说：“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这既从学科分类角度揭示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方式，也阐明了中国文化史學者的历史使命，是汇古今中西于一体的中国文化史学术体系的建构，也是融通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键之处。
一个世纪以前，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说到，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成立的四门研究所之首，是自然科学门，这正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过程的开启。“国学”实际上成为包容广阔的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尽管对于国学在西方学科分类为基准的学术体系中如何定位，当时新旧各类学者间曾经有过激烈论争，但是当时已有不少中国学人接受了具有西方意义的学科分类标准与知识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形成一定的规模。
《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论述明清文化成就，全书三卷之中，《明史卷》首列“科学与技术”，《清前期卷》首列“自然科学”，《清后期卷》则首列“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手段—留学外国”，这一独创的体例，令人耳目一新。有别于既往文化史书写的传统套路，将科技文化置于文化史第一位，打通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脉络，彰显了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各卷对于科学和技术在文化史的地位和作用做了系统和充分的阐述，突出体现了自然科学在文化成就中的关键地位与作用，并提出了科学和技术在明清历史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二〇一八年教育部与科技部联合提出“新文科”概念，就是人文与科技的跨学科发展，将传统的人文关怀与最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实际上，构建系统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该重视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总结，也应该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通史》将科学和技术置于明清文化史之首，确实是独具慧眼。
三、文化史与民族特性
《通史》三卷都专设了少数民族文化专章，打通了全国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脉络，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特征，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展现了一幅明清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也赋予了明清文化史以新的内涵。
《明代卷》少数民族文化首列女真族，接着是蒙古族、回回族、畏兀儿族、藏族、壮族，随后“其他少数民族”一节，罗列了十七个少数民族。《清前期卷》少数民族文化首列满族，接着罗列的少数民族是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壮族，随后“其他少数民族”设有七节，共四十九个少数民族；《清后期卷》与前期卷罗列的少数民族数目相同。各卷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特点进行了概括叙述，充分肯定了少数民族文化在明清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强调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
中国历史是统一多民族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文化，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通史》关注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演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入各少数民族文化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明清文化史。
四、文化史与中外关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明清文化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明清时期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阶段，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转型阶段。明清时期长达五个多世纪，古代传统文化至此积累深厚，但也在此遭遇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冲击。在政治变局的跌宕起伏中，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会通。
十六世纪，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对于明清传统文化转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明代与清前期中国本土文化是自主的知识体系，接受西方文化并平等交流，产生了“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科学文化“融合”与“会通”。至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扩张到全球，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积极寻求强国之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因此《通史》清后期的文化首章是向西方学习，这是根据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书写文化变化发展的复杂过程。
文化的概念，古已有之，但在明清中西文化直接交流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〇二三年是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一百二十周年，中国史与世界史并列。《通史》的《明代卷》《清前期卷》分别设立中外文化交流专章，打通了明清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强调明清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明代卷》中外文化交流专章分为六节：中西、中朝、中日、中越、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中国和拉美。《清前期卷》中外文化交流专章分为四节：中国和亚非各国、中国与西方国家、中俄、中国文化在美洲的传播。《清后期卷》跟随时代变化而重新调整了章节，将中外文化交流提置于最前列，包括了五章内容：第一章“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手段—留学外国”，第二章“出使西方的使臣在学习西学上的贡献”，第三章“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华人支持下对西学的传播”，第四章“西方科技的引进与吸纳”，第五章“西学传入对中国文教和社会生活的若干影响”。此外，在第七章“史学、考古学与地理学”中，还设有“外国人著作”，“外国人在中国探险式‘考古活动”，“西方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内容；第十章“经济学”也设有“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如此丰富的内容，确实呈现给读者明清中外文化交流的真实过程。
《通史》阐述了明清文化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主要方面，阐明中华文明发展从未发生过断裂，明清时期在文化上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也从未中断，强调了中外文化交流实际上成为明清历史时期文化的主轴之一。同时，《通史》还论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彰显了此书“通”的独到之处，也显示出对明清文化的深厚积累和深刻理解。
鉴于明清时期长达五百多年，文化史内容丰富而复杂，《通史》把科学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构思全书的体例，勾画出明清文化史完整的轮廓。主编的主导思路是求“通”，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打通明清两代，贯通了明清文化发展演变的进程；二是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提出了科学和技术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三是打通全国各民族文化，展現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一体文化汇聚；四是打通明清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期的时代特征。
总之，《通史》是文化通史书写路径的可贵探索，予人知识，予人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