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家里整理旧书，发现常君实先生赠我的一本书，书名《晚晴集》。是香港友人曾敏之赠他，他二〇〇八年转赠我的。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请希安同志指教。我一直在工作，近二十年我又编辑出版了7600多万字书稿。其中有《张恨水全集》67卷、《唐弢文集》10卷，‘三家村邓拓、廖沫沙二人全集共10卷、《吴晗全集》10卷即将出版，三人的全集共20卷等。”
十五年时光过去了，常先生已经作古。读着扉页上写的话，我又一次受到感动，心中也涌出一阵悲凉。看着这些文字，我眼前浮现起了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情景。二〇〇九年新年快要到了，三联书店领导照例要去慰问老前辈老员工，向他们送去新春的问候。我和同事去看望常先生。他家住房狭小，存书又多，屋里到处都是书，进了屋就像进了图书馆，但比图书馆的书架拥挤得多，来了人几乎无处下脚，不夸张地说，转身都困难。我特别担心防火问题，出版人天天和纸张打交道，防火意识强，发现两位老人生活很简朴，除了堆积如山的书，家里别无长物。我向老人问好，问家里有什么困难，叮咛他们一定注意防火，千万小心！常先生说，我们会小心，除了做点饭，别处不动火，饭也尽量少做。在回三联书店的路上，我有点戚戚然，对同事说：我们问人家有什么困难，纯粹是做个样子。人家有什么困难，咱们能解决吗？如果他申诉的问题咱们能解决，住房会如此紧张，会存在防火安全方面的隐患吗？这件事困扰我好几年了，使我心中一直内疚着。这种内疚一直延续到现在。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刚到任三联书店没几天，办公室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中等个头、体型微胖、满头白发的老者，行走较慢。这就是常君实先生。我给他倒了一杯茶，交谈几句后，得知我们还是河南老乡。常先生说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我说：您说，只要我能办到！
常先生讲的这件事，就是他申诉要按离休解决待遇问题。他说，他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新民报》参加革命工作。此时北京已和平解放，由共产党接管。《新民报》是党办的报纸，他理应算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我说：你已退休多年，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办理退休时（先生退休前是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部编辑），为什么不提出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拖到现在？常先生说：“办理退休时提出过，但当时有关领导说，《新民报》算不算革命报纸有争议，员工又有什么供给制、薪酬制之分，我也弄不懂。后来找多了，领导说你去找个证明来！”他去找当时《新民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王亚平（一九〇五至一九八三，作家、诗人、戏剧家），一打听王亚平不久前去世了。他问找别人行不行？说不行，就得找王亚平。王亚平去世了，去哪里找！后来他去找当时《新民报》副总编辑沙鸥（一九二二至一九九四，诗人），沙鸥很快给他写了证明材料，还有当时的同事在证明材料上签字，他满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单位领导不认，说只有王亚平写的证明有效，这件事就拖下来了。一九八六年一月，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之后，他和一些离退休人员划归三联管理，他离休的申诉也就带过来了。他给历任三联书店主要领导写过申诉材料，到现在也没解决。他也给上级机关写过申诉材料，答复是还得找原单位解决。常先生说：现在你分管人事，我就找你来了，请你一定帮帮忙！说罢把一份申诉材料的复印件递给了我。我接过申诉材料，感受到了这份材料沉甸甸的分量。我当时虽不年轻，却有点气盛。就对常先生说，只要你说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就去努力争取。
送走常先生，我当即找人力资源部主任了解情况，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事实真实准确，就应把人家该享受的待遇落实。于是，我们把这当作一件要事办。但无论怎样努力，就是办不成。直到二〇〇八年十二月这一次去看常先生，三年多过去了，也没有进展。不是我们不努力，也不是思路和方法不对，而是这一问题进入“怪圈”，成了死结。
经过多次接触，我发现常先生是一个谦谦君子，非常谦和忍让，遇事不争。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太过于重视情面。他在履历表上填的是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这就是他资历的证明。也许他不了解离退休有关规定，也许没怎么当回事，也许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抹不开情面，在八十年代初办退休手续时，并没有为办“离休”而执着坚持。只是说出来了，领导不同意也就算了。他那时在编大部头丛书，也许顾不上这件事。种种原因，原因种种，他当时大体上是认可“退休”了的。
后来他的心态发生变化，大约是因为这样一件事：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组部发出《关于确定党的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明确规定：“凡是三家三联书店的正式工作人员，拥护党的主张，服从组织安排（须经当时分店以上负责人证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前进店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家三联书店受党的直接领导算起；一九三八年以后进店的，从进店之日算起。”这样，三店及其他的三联书店分布在全国的一千六百人中的大多数，都解决了革命工龄问题，退休后都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同时也解决了党的外围组织进步团体一些人革命工龄和离休待遇问题，造成了常先生内心的落差和不平衡。我和一些三联同仁都很同情他，也想帮他实现愿望，但实在无能无力。一是常先生退休已二十多年，当时成立的一些甄别革命工龄和离退休待遇的机构均已撤销，没有机构人员专责此事。二是原单位经办此事的人员人事变迁，相关领导亦已辞世，无法深入了解当时的情况。三是证据链不全，当时的《新民报》党组织负责人王亚平去世了，给他写过证明材料的诗人沙鸥也去世了，在沙鸥材料上签字附证的当时党支部委员、工会负责人张学培也找不到了。常先生还提供了当时叶圣陶等三人帮他写的求职信件，但这是旁证，而且这些人都不在了。四是三联书店是他退休后由原单位划归管理，存在两个单位协调一致共同办理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办到。
常先生是个爱面子、自尊心很强的人，和我说过这件事后很少问进展。我因为没进展，每年去看他，也都不提这件事。再后来，也许老人家想开了，他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我心里是很内疚的，一直到现在。
我面對常先生愧疚的另一件事，是对他知之太少，了解太少，竟不知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出版家、编辑家就在自己身边。因为不了解，对他手中的出版资源就没有很好利用，虽然说好书谁出都一样，但他毕竟是归三联管的退休干部，我们应该“近水楼台先得月”才对，但我们却让宝贵资源流失了，实在可惜。看了常先生在赠我的《晚晴集》上所写的话，我方知他做了大量编辑工作，让人叹为观止。我上网查了一下，常先生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发表作品，笔名石桥、黄河，著有评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导言集》、童话集《马和狼》等。编辑出版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丛书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诗词丛书”“作家与作品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三家村文库”“回忆文丛”“新儿童丛书”“风雨岁月丛书”等，以及《张恨水全集》 《唐弢文集》 《西谛书话》 《邓拓全集》 《吴晗全集》 《廖沫沙全集》《臧克家回忆录》《萧乾回忆录》《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萧军回忆录》《台湾文学名著大系》《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等，他的散文杂文作品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和《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杂文卷》。
有人做过统计，常先生共编撰了一千四百多种书，一亿多字，这是他一生像牛一样默默耕耘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有一半以上是他退休后获得的。他仅靠右眼四分之一的视力，借助放大镜，把一部又一部书策划出来、编辑出来，奉献给读者，每一部书都蕴含着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仅举一例。夏衍的笔名有一百多个，是当代作家中笔名最多的一位，他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不希望人们记着他，对自己发表的作品也不保存。“文革”中，夏衍被关了整整七年，一条腿被打断，双眼几近失明。“四人帮”垮台后，他才得以住进医院疗伤。常君实到医院看望夏衍，提出要编《夏衍杂文随笔集》，请他提供线索。夏衍想了很久，只提出了三十几个笔名。常先生就是按照这些笔名，跑遍京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翻遍了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有关报刊，终于编成了《夏衍杂文随笔集》。
常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家、“编辑大王”，在业界和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有人说，常先生的编辑成果是“中国之最”。可他却说：“我是一个普通编辑，我就是想让人们拥有更多的知识，为我国文化事业做点应该做的事。”
常先生生前是一名普通编辑，默默耕耘，不图虚名，但他的名字却会被后人记住，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摆在那里。常先生辞世时九十六岁，得享高寿。书比人更长寿，我相信，常先生的生命在书中延续着，这是最让出版人快慰的事。至于是退休还是离休也就无所谓了。天堂人人平等，谁还在乎这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