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 著 吴万伟 译

《巴赫金：世界的词汇》（Mikhail Bakhtin:The Word in the World）

格雷厄姆·派契（Graham Pechey）著

Routledge出版社 238页，19.99英镑

过去30年，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与其说是个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公司。实际上不仅是个公司，而且是个欣欣向荣的跨国公司，里面有乘飞机到处旅行的行政总裁，有全球性的学术会议和自己的出版刊物。在文化理论领域，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已经成为庞大的产业。他创造的许多冗长夸张的术语包括对话主义(dialogism),双声语(double-voicedness),时空轨迹(chronotope),杂语/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多音性(multi-accentuality)等，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热门词汇。在世界性的学者圈子里，有些人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研究他的著作，要从其著作中找到为自己议题服务的东西。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宗教思想的人道主义者，文本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化社会学家，民族思想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所有这些的结合？

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苏联语文学家现在成为后现代西方的学术明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让人吃惊。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后现代热门话题巴赫金没有预测到。文本，杂合性，他者，性别，颠覆，延异（deviance ）,异型生殖（heterogeneity）,大众文化,身体,去中心的自我（the decentred self）,标记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the sign）,复古主义（historicism）,日常生活等。这个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后结构主义者，正如格雷厄姆·派契所说的，是远远走在我们时代前面的人，让人惊讶的是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发现球星贝克汉姆和辣妹的典故（Posh and Becks）。因为这个文化很少是他影响的直接后果，人们或许声称如果巴赫金不存在，那就没有必要再创造一个他出来。

为什么让人恐怖的斯大林主义时代和iPod时代有这么让人好奇的类似呢？答案是非常明显的。正如巴赫金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极权主义的隐晦的批评一般，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溃败的结果。在鲍德里亚（Baudrillard）,利奥塔（Lyotard）等人的著作中，它成为幻灭的左派另外的信条。它对文本的着迷在缺乏政治行动的时代就具有了意义。美国学生不是在校园里放火，现在开始清洗他们不正确的言论。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于性忸怩作态，觉得丢人的话，那后现代主义则对性盲目崇拜。温暖的，充满欲望的，可触摸的身体是对所有那些没有血肉的亚洲生产模式抽象的活生生的叱责。我们不是导致进入古拉格的宏大叙事，而是有了微型叙事的多重性。因为教条的绝对性分割撕碎身体，相对主义是那时的秩序。如果阉割同性恋者是你文化的一部分，那我来反对的就是种族中心主义。革命不再成为议题，但是断断续续的颠覆可能替代了它。阶级政治让位给了身份政治。体制不能被推翻，至少它能被解构。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没有政治希望，无产阶级举起了棍棒却没有指出前进的方向，后现代的关注催眠术似地转向他者，不管他是拿着什么样的护照女性，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等在旅行。

巴赫金也是第五纵队的人。他1895年出生在俄罗斯外省小镇奥勒尔（Orel），父亲是没有名份的贵族后来成为银行家，在彼得堡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上大学期间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在这个爆炸性的历史时刻，巴赫金几乎同时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虽然他是虔诚的俄罗斯东正教徒，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巴赫金度过了一段浓烈的文化综合期，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联姻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至少既是历史的，也是唯物的。俄罗斯宗教明显的共产主义偏向连同其意识的精神性在这个同盟中发挥了作用。同样的情况是人体神圣性的准唯物主义信念。这是赞美基督的人性和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信念。在巴赫金对这个词的物质性的着迷背后，正如派契的标题显示的，存在着神学的复活。词汇人（The Word-made-flesh）是他的著作的毯子中的人物。

革命后，巴赫金在几个小镇工作，忍受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他患上了骨髓炎，1938年的时候一条腿截肢了。身体的颂扬者现在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他还是个烟鬼，这个习惯最终导致肺气肿，虽然他对拉伯雷式热情（Rabelaisian feasting）的羡慕似乎仅留下喝茶的习惯，他是成加仑地喝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支用来卷烟，他剥夺了后代有些无价的洞察力，把他的手稿撤下来卷烟抽。

巴赫金在涅维尔（Nevel）城的学校教书，在维贴布斯克（Vitebsk）教育学院上课。这在早期阶段苏维埃当局还是可以接受的，他还为当地共产党组织成立了文学小组，给学艺术的工人讲授美学理论。在1924年，他返回彼得堡，除了微薄的国家救济金外在私人公寓里为非正式团体讲课贴补家用。像往常一样，他周围总是有一帮无政府思想的作家和奇怪的博学者。实际上，他的生活故事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圈子故事组成。在他周围形成的碰巧洗涤而后被遗弃的死水。他是一个传播并实践对话体的人。但是到了1920年末期，他朋友圈推动的宗教狂热在国家看来越来越讨厌，到了1929年巴赫金就因为是宗教团体的成员，反共倾向和用歪理邪说毒害青少年被捕。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主张如对话体，颠覆性讽刺和隐晦话语的思想家现在好像遭受了前辈同样的命运。

让巴赫金免于死在劳改营的是，巧得很，因为一本书。他对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诗学的深入研究就在他被捕的那年发表了，获得了教育部长和业余文化理论家卢纳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的好评。从劳改营中被解救出来，他被判刑，慈善地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作为毒害孩子的知识分子，他被禁止在那里教书，他的妻子叶莲娜•阿列克桑德洛芙娜（Elena Alexsandrovna）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个但丁和歌德的崇拜者最后沦落到给养猪的农民讲会计作为集体化努力的一部分。在哈萨克斯坦期间，他生活在萨兰斯克（Saransk），曾经居住在弃置不用的监狱里，在一个人的世界文学系的教育学院任教。他还对灯泡厂的工人讲授过美学理论，成为当地一个名人。从那里，在1930年代大清洗高潮的时候，他的流浪甚至到了莫尔多瓦共和国的萨维洛沃（Savelovo），在那里要不是朋友们的慷慨襄助，他可能就饿死了。

在这个阶段，巴赫金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为《拉伯雷和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在1946年他把著作提交要求审查。评审委员会对它的淫秽内容，性直接描写，民俗感伤主义和对教条的蔑视非常不满，直到12年后才授予他博士学位。直到1960年代，他逐渐复兴，部分因为苏联的巴赫金热心者，形式主义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好官职，至少其中一个没有意识到这个伟大的人还活着，敦促重新发表妥斯陀耶夫斯基的著作，经过了漫长的和当局的斗争后在1963年看到了曙光。在经过强烈的媒体攻势下，拉伯雷的书最终也出版了，其中的色情描写经过了谨慎的删节，（比如阴茎变成了婚姻短棍）巴赫金现在身体已经很虚弱，在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女儿的帮助下在莫斯科一家医院得到一个位置。从那里他们又搬到专门为第三世界居住者的住所的老年人的房屋，最后给了他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

就像生死在巴赫金的狂欢观念中交织一样，在他的身体衰落下去的时候，他的名声却在兴起。他在1975年去世的时候，文学学者把他捧为名流，上年纪的形式主义者到处打听他的消息，年轻的学者为他喝彩，因为文学理论正在西方成为热潮。他的临终遗言是“我来到你身边”，虽然他在著作中否认有最后的话的说法。巴赫金的宗教追随者认为这个你是指上帝，马克思主义信徒则认为指他的四年前已经去世的妻子。

巴赫金的核心概念对话主义并不意味着侧耳聆听别人的谈话，正如他的有些自由评论家似乎认为的那样。它指的是任何一句话或一个字是通过一系列的他者折射出来的，或许是对抗性术语，通过这些术语可能抓住其意义。因此它和后结构主义者的文本性概念（textuality）有契合之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中介的真理。正如许多现在思想家宣称的我们通过一个很陌生的媒介来到我们自己。在巴赫金看来，语言是交战力量的战场，因为每句话都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另外的意义占据了。每个符号都盯着其他的符号，在自己的身体中藏着它们的踪迹，同时面对说话者，话题，上下文和听话者。像人一样，话语也是由它们和他者的关系确定下来的，语言总是多孔的，杂合的，开放的。从来没有第一个字，也从来不会有最后一个字。语言的没有终止性和不可预测性，我从来不能从你的任何两个字中推断出第三个字是什么这个事实，说明它就是人类自由的标志，因此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是政治性的。符号从来不是自我确定的，总是表达比它们说的东西更多（它们没有说的多余的东西）敌人是巴赫金提出的术语独白（monologism）。意思是试图征服这种难以压制的异质性的元语言。

在他的著作中有时候是斯大林主义的礼貌词。语言被离心力（centrifugal）和向心力（centripetal）两种力量撕扯，前者是离心力，后者是向心力。国家语言倾向于同一性，但实际上是完全“异质性的”（heteroglossic），隐藏着方言和言语风格的多样性。在所有这些方面，巴赫金的著作标志着从语言到话语的重大转变。在索绪尔（Saussure）和他的学生把语言简化成为形式的，没有上下文的体系的时候，巴赫金对语言中不能被形式化的任何东西都感兴趣，上下文，语调，和隐含意义，词的物质性，没有说出来的话（the non-said）想当然的话，意识形态评价，说话者的社会关系等。如果交流是让我们成为人的根本，那么语言学就根本不可能和伦理学完全区分开来。

那么，语言符号就是“多重音的”（multi-accentual），一个只能依赖它和其他符号的关系定位存在的不稳定的力量。巴赫金对文化的兴趣因而在那些形式上，狂欢，梅尼普讽刺体（Menippean satire），小说等代表话语的相当大的“多音/复调”（polyphonic）竞争，意义的一种形式相对化或者分散化对方，一种形式的习语入侵，颠覆，引用，构成，拆除它周围的习语。对于这个现象的主要文学名称是小说，完全没有规则的混杂文体，不像史诗，牧歌，或者悲剧，因为在巴赫金看来不是确定的形式而是破坏性的力量。小说完全依赖于和其他文学模式的对话关系，吞噬它们，模仿它们。它是个标新立异的反文体，偏离的，非教规的，世俗文献，显示所有的话语都是部分的，临时的。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形式的这种重大冲突诞生在希腊化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些独裁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废墟中决不是偶然的。

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意义的这种祭祀仪式来到街上成为狂欢的形式。在神圣的傻子（holy fool）的俄罗斯传统中，人们揭露所有形而上学标记，把所有官方价值都变成滑稽的模仿的古老艺术。像小说，它赞美流动，变化，动态和不稳定。所有的绝对价值都被嘲笑和相对化。官方主义的庄严被笑声的致命力量陷在坑里。滑稽模仿，扭曲，和倒转（鼻子/阴茎，脸/屁股，神圣/亵渎，男人/女人，高雅文化/低俗文化）通过偏僻小道和市场进入心情愉快时刻的猖獗泛滥。严格的反对被粗糙地拆除了。生与死，破坏和重生，身体和精神，智慧和愚蠢，天使被送出，尾巴在对方的嘴里。孔口被看作身体破坏边界的地方，相互狂喜结合的地方。这种实践的任何事情都是模糊的，双面神的，太滑了根本无法确定。狂欢减少圣洁和矜持，在这种驱除神圣性的背后是基督教福音的矫揉造作，救赎变成了一杯水的礼物。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把普通生命神圣化的运动，基督教站在巴赫金的对日常生活先入之见的源头。就好像它远远地潜伏在对大众文化着迷的现代潮流后面。

或许英国到现在为止关于巴赫金最好的书是1999年出版的肯·赫契考普（Ken Hirschkop）的《巴赫金：民主的审美》（Mikhail Bakhtin: An Aesthetic for Democracy。Hirschkop）。该书在下面几个方面超越了派契的研究。和派契不一样，赫契考普懂俄语，在莫斯科图书馆工作过。另一方面，赫契考普的文笔流畅，亲切友善，而派契的精心追求的流利有时候接近于冗长罗嗦。他太容易接受庄严洪亮的短语，有时候甚至能加入些微牧师的口气比如“现代理性的罪恶的傲慢在20世纪产生其政治特征的恐怖主义异端邪说。”尽管崇拜巴赫金，赫契考普能够非常不留情面地批评，但是派契几乎没有说巴赫金一个字的坏话。他给我们提供的几乎没有任何毛病的思想家的形象远非未完成的，成长的，模糊的，冲突的，而赫契考普特别擅长驱赶改变或者不一致的地方。最后虽然赫契考普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劫持巴赫金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派契是马克思主义者变成的基督徒恰好迫切要做到这些。《巴赫金：世界的词汇》是可敬的智慧敏感的洞察力强的精心研究，但是在它的错综复杂的学术文体背后是深刻党派偏见的产物。

派契令人信服地认为巴赫金是要重新写现代性的历史。认识论屈服于美学，启蒙的抽象推理被艺术的感官特殊性替代。冷酷的工具性理性为交流的理由的形式让路。现代时代的虚假自动话题被对话自我推翻了。在所有这些方面，现时代的美学变成了失去的或者边缘化的知识形式的储藏室。派契运用技术和力量提出这个观点，但是他不能抗拒把他的各种对手妖魔化，用最不具备对话体的形式。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的有错误的，丰富的，具有独特创造性的著作被这么多批评性的技术专家论而抛弃。实际上，该书建议在他们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惊人的平行关系。所有的先锋派（法国诗人兰波Rimbaud，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都应该被作为文学上的列宁主义送到地狱里（派契自己的语言），他们试图挑战的在现代化的项目上的阴谋家。这个随便的漫画或许成为在1930年在斯大林加强控制的时候自杀的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的惊讶。派契错过了欧洲现代主义既极端现代又极端反现代的真正复杂性。现代性是“抽象思想和不流血的认识论”。对于赞同启蒙（民主，女性主义，自由主义，普世权利等）没有什么可说的，虽然巴赫金遭受了苏联政权野蛮的非理性主义的苦难，我们仍被邀请崇拜“任何有理由怀疑理性的群体”（注意scare cap）虽然派契想把巴赫金从马克思主义的最微小污点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方面是不一致的。巴赫金以两个同事的名义写了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建议一方面被嘲弄性的驳斥为“上当受骗”，但是在别的地方这些著作据说“激发”甚至“说服”了他。巴赫金可能以他自己的理想主义方式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事实则根本没有提到。

派契非常干脆地向我们保证不愿意把他讨论的人物的著作政治化，但是他不止一次把这些著作当作反对苏联的文章，甚至允许巴赫金坚持一种‘虚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读者可能注意到双引号）。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这种明智的构想变得更加大胆，巴赫金成为后殖民主义的先驱。虽然非常让人吃惊的是，派契作为南非人，似乎认为在种族隔离的故乡和反对它的“颠覆思想的正统根源”之间很少或者没有选择。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幻灭，连同所谓的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变得保守右倾，或许起了一些作用让他在从马克思主义向基督教的转变中。至于巴赫金，或许也是从曾经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同情到让人可以理解的反对，该书或许有自传性的色彩。

尽管招徕过多的反对，派契的研究是思想的杰作，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长期和深入思考的成果。但是人们或许回忆起来关于变化，动力学，多元化，杂合性，开放性等没有本质上的积极性。从巴赫金时代以来已经改变的东西是如果这些曾经是体系的替代性选择的话，它们现在已经成为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虽然派契或者后现代主义者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点。没有哪个政权比后期资本主义更喜欢多元化和动力学。人们或许也记得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美德就是它的一贯性，根本没有必要草率拼凑另外的现代性，因为那个替代性选择深藏在现代性本身。让人类痛苦和压迫的力量本身也同样可以带来解放和幸福。或许，这就是对话主义最大胆的形式。

译自：“I Contain Multitudes”by Terry Eagleton

http://www.lrb.co.uk/v29/n12/eagl01_.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