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二三年，上海浦江之滨的龙美术馆策划了“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此特展是民间收藏家刘益谦先生几十年个人珍藏的一次集中亮相，展品包括了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诸多书画珍品，还囊括了晚明书法大师王铎、倪元璐等人的作品。其中，最引起我个人兴趣的是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的一幅草书杜甫诗的立轴，此立轴条幅高二百二十三厘米，宽七十八厘米，尺幅高大，气势磅礴。这幅立轴虽然是草书，但是结字和章法都十分稳健，没有一个字在结构上严重变形，也没有向左右剧烈地倾斜，整体显得苍劲有力又行云流水。傅山磅礴大气的字，衬托杜甫诗歌中的恬淡优美，竟生出一种别样的悠远意境。傅山所录的是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这首诗写于唐天宝十三年（七五四），正值安史之乱的前夜，然而杜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隐居郊野的幽静生活图卷，似乎是必然到来的历史劫毁前的生命喘息：“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城郭终何事，风尘岂驻颜。谁能共公子，薄暮欲俱还。”
傅山写这幅字的具体时间无法考证。就立轴本身而言，其字带有明显的篆隶笔意，劲道内敛，用笔沉实，同时拥有庄重的风姿和清逸的灵气，很有可能是傅山晚年的作品。傅山一生飽经忧患和离乱，却在书写杜诗中倾注了如此超越、宁静和悠远的感情，数百年之后仍打动观者的心。如今，在山西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太原的晋祠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的民间收藏家手里，还保留着非常多的傅山书法作品，这些脆薄的纸张向我们展示了时间的力量，几百年以来，族群的仇恨早已消散，王朝的威严也早已崩塌，而这些轻盈的纸张和浓黑的墨迹却保存了下来，成为我们安顿心灵的故乡。或许作为中华文明结晶的书法，将会在未来人类文明的重构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将我们带入明末清初风云变幻、学术和艺术潮流急剧转变的时代，他意图将书法的变迁和社会文化史的整体变革相互联系，经由书法探索傅山和他的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而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而言，经由傅山的书法，不仅仅是探讨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精神和品格，同时也通过理解一个形象立体、人格丰富饱满的傅山，探索古典文明精神如何汇入当下，凝练成为现代性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并最终熔铸成每个人生命精神的一部分。
二
傅山字青主，一六〇七年出生在山西太原府的阳曲县。傅山的祖父傅霖曾于一五六二年中进士，在山西的绅士圈中颇有声望，明朝覆亡之前傅家家境殷实。清军入关之初，傅山坚持抗清，变卖了不少田产，一六四四年太原失守后傅山出家为道士，流离于山西各地，傅家的经济状况更是一落千丈。钱穆曾指出明遗民生存的七种出路和可能性：出家、行医、务农、处馆、苦隐、游幕、经商。傅山的处境也大致相似，基本上是在出家、行医、隐居和经商之间。
傅山青年时期研习楷、行、草、隶等各种书法形式，且精通篆刻。明亡之时，傅山正值盛年，且已经是一个颇有造诣的书画家。明亡后，虽然大部分的士绅已经通过和新朝合作，取得了社会身份和政治经济特权，但还保留着固有的文化偏好，他们乐于购买傅山的书法作品以彰显自己的品位。如白谦慎所言，在山西，士绅和商人依然是傅山书画艺术的主顾。傅山有时为了金钱而创作书画，但更多时候，他利用书画应酬社会上各种场合的礼尚往来，或换取种种服务（103页）。固有的文化资本和书法技巧虽然帮助傅山渡过了经济难关，但是并未阻挡他艺术道路的探寻和冒险。在困厄艰难中，傅山开启了书法艺术上的新尝试。晚明时期傅山的书法深受董其昌影响，以董其昌为首的晚明书坛，清秀优雅是主旋律，傅山虽然较董其昌更为不羁和狂放，但是仍旧沾染了较多圆转妩媚之气。同时，傅山也十分欣赏赵孟的清逸秀美，赵孟一度也是傅山模仿的范本。入清之后，遗民的立场促使他寻找新的书法典范，并在新典范中寻找不同的审美愉悦和审美价值。关于颜真卿的历史记忆在清代初期再次复兴，这位为大唐对抗叛军，收复失地的一代名将，其人格、气节和文字，无一不吸引着困厄丧乱之中的傅山。
一六四四年入清后，傅山开始热忱地临摹颜真卿。颜真卿的书法结字端正，宽厚而疏朗，骨架开阔而又气韵雄强，使得我们能感受到“颜筋”连绵不断的力量。然而正是这种平稳、坚定、厚重的颜真卿的书风，让傅山找到革新自己的力量。一六四六至一六五二年，傅山给好友魏一鳌写了十八封信，这些信札碑裱成《丹崖墨翰》，从中可以略窥傅山书法的演变。一六四六年的第一封信，傅山的用笔还显得十分娟秀，带有明显的晚明痕迹，而一六五〇年写给魏一鳌的第十封信札，就显示出浓重的颜真卿书风，装饰性逐渐淡去，秀美逐渐转向稳健、厚重和沉实，笔画丰满而宽厚，之后的书札更是向着颜体字的方向发展。现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傅山楷书抄录的《庄子·逍遥游》，大约写于一六五四年左右，带有浓厚的颜真卿书法特质，结构稳健，笔画外拓而饱满。
颜真卿对傅山的影响极为深远。颜真卿的作品，尤其是晚年的《颜家庙碑》和《大唐中兴颂》，不仅成为傅山最为心仪的书风，也开启了傅山对于艺术审美的思考，并最终确定了傅山美学上的品位。他开始逐渐脱离早年赵孟的影响，认为赵孟书法体现出了一种巧、媚、轻滑和安排，而颜真卿代表的是丑拙、支离、率直。赵孟降元和媚俗之气，及颜真卿的忠臣高义，似乎也都在他们的书法上找到了回响。当然，傅山的评判取舍不一定完全出自政治的考虑，在临摹颜真卿的过程中，其刚健质朴、丑拙率真的气质，应该给了傅山不同以往的深沉的审美体验，使他最终走向了“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的书法美学。
颜真卿书写于公元七五八年的《祭侄文稿》，应是将傅山所说的丑拙和支离推向一个极致。这篇并未事先布局谋篇的祭奠之词，书写在安禄山叛变中颜氏家族颜杲卿父子的悲剧，悼念取义成仁的侄子颜季明，颜真卿应是在难以抑制的痛楚中一气呵成，整篇文字有着多处的涂抹和勾画，《祭侄文稿》支离丑拙却不掩其气势磅礴。晚年的傅山几乎再现了颜真卿的命运，他的侄子傅仁和儿子傅眉一直以遗民自处，傅山也严格要求他们不能仕清，在帮助傅山惨淡经营四十年后，先后离世。一六八四年，傅眉去世后，傅山写下了《哭子书》，将雄浑的篆书和隶书笔意融入张扬的草书书写中，用笔自由奔放，如江河之水一泻千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再现了他一生都在追随的颜真卿书法的美学—丑拙、支离、率直。
三
对于颜真卿书法的热情，也将傅山带向一个更为深邃辽阔的领域，即唐代之前的碑刻。颜真卿晚年的书法中，大量汲取了北朝尤其是北齐碑刻的养分，同时颜氏家族也有研习篆书的传统。对傅山而言，颜真卿不仅是唐代楷书的集大成者，更是将古代书写体系纳入唐代书法的重要人物，而杰出的书法必须根植于古老的文字—尤其是篆隶系统中。经由颜真卿，傅山意识到篆书和隶书，才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书法的典范所在。
清代初期，碑刻访问逐渐成为遗民中的潮流，残垣断碑也总是能激发人们对故国的忠诚，同时怀有异族统治下重建文明的忧思。傅山固然会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书法家，他更重要的诉求在于，重新发现古代的碑刻，并从这些碑刻中找到革新晚明书法的途径和方法。傅山生活的山西境内分布着数量可观的北齐碑刻，在颜真卿的感召下，他开始探访这些北齐无名氏的碑刻作品，欣赏北齐石刻中的结体宽绰、线条厚重的书写。傅山所访的碑刻也逐渐从山西一省向全国拓展。一六七一年，傅山携自己的孙子傅莲苏访问孔子的故乡曲阜，遍访了泰山和曲阜的古代碑刻，主要是汉代的隶书碑刻，傅山和傅莲苏竭力制作成拓本，以便作為日后临摹的典范。根据白谦慎的考证，傅山至少有九种汉代的碑刻的原拓，即《张迁碑》《尹宙碑》《孔宙碑》《夏承碑》《曹全碑》《史晨碑》《梁鹄碑》《衡方碑》《乙瑛碑》（231页）。
在傅山的传世作品中，有数量可观的隶书，包括汉代碑刻的临作。傅山也希望通过上溯汉隶，打破唐以来楷书的摆列和拘束，恢复书法中的古朴和自然之趣。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傅山的隶书《论汉隶》，用拙朴的隶字展现了他这一美学追求。他的隶书并没有严谨的布局，仿佛信手拈来，如儿童涂鸦，一派自然天成。大概这种免除了俗气的自然天成、拙朴，正好是他在汉隶中追求的精神气象：“汉隶之妙，拙朴精神。 如见一丑人，初见时村野可笑，再视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始觉后世楷法标致，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243页）
傅山欣赏汉隶的拙朴和天然，认为这才是书法的至高境界，“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他也不吝惜赞美幼童的书写，“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只有恢复像幼童的自然天真，才能够洞见书写的“天机”，也只有童心未泯，不加雕琢的拙朴纯真之人，才能创造出艺术杰作。
艺术也同时和时代思想相互激荡，清初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为考证经史而提倡金石学，重视古代的青铜器和碑刻上的文字，考据学和金石学逐渐成为潮流。傅山的许多朋友都是清初思想学术界的翘楚，如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曹溶等，他们都十分重视文字的考据和金石碑刻的发掘。而其好友朱彝尊最能体会傅山隶书中打破流俗的自由精神，他推崇傅山的隶书“太原傅山最奇崛，鱼颃鹰跱势不羁”。
四
十七到十八世纪，新的艺术标准逐步建立，文字上的考据复古和儒家秩序的重建彼此呼应，最终使得金石书法蔚为大观。十八世纪金石书法逐渐进入黄金时期，后世的碑学大师，如阮元、邓石如和郑板桥，已经习惯于书写篆书和隶书，他们强调平稳的结字和庄重的仪式感，金石文字的庄严和仪式性恰好对应了儒家秩序的凛然和庄重。而傅山，作为晚明文化和清代考据学之间的链接者，清代金石书法和碑学书法的开创者，却有着微妙的不同。傅山钟爱晚明的草书，草书在傅山看来是书法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其变化多端、直抒胸臆且恣肆张扬，尤能彰显书写者的个体精神和个体自由。入清以后，草书的这种象征意义对傅山而言仍旧至关重要，在一些特定的重要场合，傅山宁可选择草书，来寄托自己的真挚情感和幽深心曲。傅山和好友魏一鳌相知相交多年，傅山送给其挚友的草书十二条屏，尤其能展示其艺术追求和人生哲学。
魏一鳌，这位理学大师孙奇逢的弟子，在清代初期选择了入仕。担任山西省布政司期间，魏一鳌帮助贫困潦倒的傅山置办房屋和解决纠纷，也在“朱衣道人”的反清案中出面为傅山做证，使傅山免除了杀身之祸。大约一六五一年左右，傅山为魏一鳌书写十二条屏饯行，便选择了飞扬的草书，通过飞速的运笔、自由恣肆的书写，傅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友人的赞美和期许，书法也成为连接明遗民和仕清官员之间的桥梁。王朝的更迭和文明的劫毁，无数人辗转沟壑而死的艰难岁月，无疑给傅山和魏一鳌都带来极大的隐痛和创伤，他们在荆棘风暴中给了彼此极大的安慰和支持。而傅山的草书，则是一种最为贴切的媒介，彰显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感。在开头傅山言“莲老道兄北伐，真率之言饯之”，安慰身处于严密官僚体制中的魏一鳌。傅山能真切体会到在异族政权统治下汉人官员的枷锁，他并未歌颂魏一鳌的为官政绩，反而赞美其寄情于诗酒中的真情，在一幅条屏中，傅山赞美魏一鳌的魏晋风度，“既而乃慕竹林诸贤之为人，乃始饮，既而大饮，无日无时不饮矣。吾诚不知其安所见而舍静修而远从嵇阮也”。或许在酒醉的酣畅淋漓中，个人才能摆脱一切外在的所有束缚，能够不假思索且自由率性地书写。酒是竹林七贤和魏一鳌的自由寄望，是发自心底的真情，也是草书的真率精神之所在。
傅山对于酒、真率的反复强调，把我们带回到声色绚烂的晚明，尤其是李卓吾的“童心”之说。只有“绝假纯真”的一念本心，才最为光辉可贵，一个人只要有纯真本心便是至高无上的“真人”，护佑此童心不受到外物和义理的干扰，才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目标。真率无疑是数代晚明文人学者的共同追求，汤显祖强调天下文章全在个人的心灵的飞动，崇拜“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个人真情；袁宏道则不拘束于格套，独尊个人的性灵，甚至于董其昌也信奉偶然即兴创作中的灵感。至于徐渭、八大、石涛，则更是突破现有一切束缚和禁锢，将个人的自由和张扬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而在草书书写中，傅山呼应并践行晚明的基本精神，即对于“天机”、率真和自由的追求，恰如白谦慎之言，傅山将晚明的精神延续到了清代，并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保持晚明形成的基本人格取向，清初的书法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晚明的文化精神（322页）。
五
清朝建立后，族群的危亡和文明的危机近在眼前，汉人士大夫遂将明朝败亡的原因归结为士大夫的道德沦丧和浮薄无行，顾炎武宣称他治学的目的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严厉地批评晚明的出版和印刷文化、通俗小说和戏曲。正如葛兆光所言，思想的自由和超越，在民族危机面前，已经失去了急迫性和优先性，士人在这种压力下，自觉地选择可以拯救危亡的实用之学和可以重建朝纲的秩序之学，至于对“个人”“心灵”的关注，就渐渐从士人视野的中心挪移到边缘（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288页）。以后见之明言之，十六到十七世纪中期，中国文化史上一段辉煌的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的运动，无异于一场东方的文艺复兴，但张扬个体自由精神的文艺复兴，却被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骤然打断，一六四四年清军的入关更使得集体主义的民族救亡成为士大夫最为关注的议题，晚明的多元文化和自由风气几乎戛然而止。救亡和启蒙之间的变奏，不独为二十世纪的文化景观，救亡压倒启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剧情和戏码。
在这样的环境中，傅山的艺术探索就如同空谷绝音，傅山类似于东方的米开朗基罗，只是在不同的艺术领域探索个人存在的价值，彰显着人性中极致的力量和美。但是这种追求心灵力量和自由精神的草书在清代并没有太多的继承者，他也因此成为帝制时期最后一位草书大师。傅山的另类可能还展现在其他方面，同时代的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人将学术目标放在儒家经典的考证和阐释上，力图恢复儒家的正统，傅山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先秦诸子和汉初各种学派，尤其是《老子》《庄子》《淮南子》，他将孔孟和诸子等量齐观的心胸，隐隐预兆着数百年后新文化运动诸公的气魄；他浪迹于三教九流之中，其著作广泛涉猎佛教和道教，“出入老庄而杂以禅释”，不计门派和身份结交各方友人，其两位至交好友文玄锡和梁檀皆信奉伊斯兰教，他也曾经向耶稣会的天主教徒韩霖学习火炮技术；傅山还是厕身于老少妇孺之间的一代名医，这种等物我、齐贵贱、包蕴万物的气魄和襟怀，已经隐隐蕴含了浓厚的“现代性”气息。
傅山的传奇在现代世界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回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年轻的梁羽生在香港连载其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其主角之一傅青主便是以傅山为原型塑造的，他是儒者、书画名家、国医圣手，更是无极剑法的武学宗师。在正统王朝杳然远去、鱼龙混杂的现代香港，人们在意的或许并不是晚明或清初真实的傅山，而更像是追怀一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束缚的奇特个体精神，是無论世事如何变幻，仍能浩然生存于乱世之间的奇崛和真率的灵魂。如果用傅山最为心仪的意象，那便如同《逍遥游》中的大鹏，即在宇宙之间无论何种境地，都有不断变化、转化，自我超越的能力和自由：“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白谦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二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