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作为国家药品监督的最高官员，其贪渎罪行对民众健康造成的伤害，杀他十次也难抵万一。不过，这样的高官因职务性的犯罪而判死刑，在当代世界却不多见，一个重要原因是，和一般谋杀罪不同，凡严重贪污渎职罪，必有制度上的原因。换言之，是制度便利了这样的犯罪，是制度上的问题诱发了这样的罪犯，只是杀了犯罪者，并不能解决制度上的问题。

郑筱萸一案，必将成为世界制度史上的经典。在郑筱萸当局长的那些年里，湖南一个药厂的一位技术员高纯，手里拿着药厂药商向国家官员行贿的证据，以及国家药物管理官员腐败渎职的证据，向国家药监局举报，历时多年，竟然就是举报不进。高纯“写信、上访，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了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2封，电话打了500多次，去了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长接待日。”而那些年里，假药劣药由于国家药监局的渎职仍然在全国危害人民健康。高纯无奈之下，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却不受理，理由是，国家药监局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形象”，“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范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高纯上诉案中竟然也维持了这一裁定。这样的事情，在当今世界说给别国人听，人家大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文明国家的国家机器和郑筱萸穿连裆裤长达几年。于是，将来的历史上一定会记载郑筱萸的名言：“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郑筱萸一案具有如此明显的特点，此案之犯罪行为一定和国家制度上的问题有联系。这种联系非常复杂，十分隐蔽，人们至今还不清楚。制度上的问题是根，从基层医药业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管理官员位子上的郑筱萸沦为罪犯，只不过是一个果子。摘下了这个果子，我们却连根在什么地方都还不知道。

如果郑筱萸一案发生在法制完善的国家，除了在司法系统追究罪犯以外，此案必引发大规模的国会调查。别的不说，单是高纯所寄出的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2封，电话500多次，每一次每一件，当初是谁拿到手的，是谁批示的，是谁作出处理意见的？这些国家干部，是根据国家的什么法令条文，根据什么工作规范，来作出这样的处理？他们在作出这样处理的时候，是否肯定这样的处理是合法的，正当的？如果他们是根据上级指示这样做的，那么上级是谁，根据是什么？我们的国家干部们，是不是知道他们工作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动作，自己个人是要负责任的？在国会调查的公开听证会上，要传唤所有经手的工作人员，从国家机关负责答复上诉者的门房警卫，负责拆读邮件的干部，到国家药监局的上级，都必须公开向民众讲清，自己在那个权力链条上是怎么动作的，为什么这样动作。而如果在国会听证会上撒谎，就犯下了伪证罪。为了促使知情者畅所欲言，有些国家在这样的调查中有时候给特定人员一定的刑事豁免，即说了实话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承诺。因为，这种调查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惩罚什么人，而是为了查明，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机器在防范和阻挡贪渎行为方面会全面失效，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只有查明了制度上的原因，才能针对这原因立法修补制度。

郑筱萸这样级别的高官，腐败到要判死刑的地步，已经不是第一个了，那么会是最后一个吗？什么时候，谁会是最后一个判死的腐败高官？拿这样的高官开斩，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杀这样一个高官，底层民众心里不见得就此相信反腐前景乐观，国家形象也不见得就光彩起来了。只杀一个郑筱萸，已经不能让反腐力度取信于民了。其原因就在于，郑筱萸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的，国家机器怎么会在反贪反渎职功能方面失效的，又为何没有全面调查，没有向民众公开。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制度上的问题并没有触动。

只杀郑筱萸，没有挖到制度上的根子，产生郑筱萸的环境条件依旧，那么，新的郑筱萸迟早还会产生。这就好比，如果没有警卫保安而把银行里的钱堆在柜台上，那么抢银行是迟早的事。如果我们现在不调查弄清制度上的原因，不修补改善制度，那么，郑筱萸之后，新的贪渎者之前赴后继，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