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城市社会实证研究的诞生，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的“芝加哥学派”。随着社会学等学科在近代中国创立，尤其改革开放后学科快速成长和城市化经验材料催化，中国城市社会研究逐渐得到发展。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城市社会研究思路、趋向与三个理论传统有关，这些理论传统的形成和传入以及对研究带来的影响，值得研究者反思。
第一，“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化理论”是一段时期国内外普遍流行、影响深远的理论范式，至今仍在中国城市社会研究中广泛运用。“现代化理论”源于19世纪西方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日深，并扩展到其他领域。“现代化理论”并非某个单一学科理论，而是不同领域学者关于现代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理论的集合，涉及从经济增长、政治变迁、社会心理等不同方面，解释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涵盖“结构—功能主义”等六大分支和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国内学者引介运用。
受该理论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社会研究从重庆、上海、天津起步，并扩展到其他不同区域城市。部分学者借鉴“结构—功能主义”思路，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行政中心、工矿业、沿海沿江、资源交通等不同类型，研究它们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轨迹，分析其结构、规模、功能、发展动力等，总结影响城市转型重要因素。也有学者借鉴“系统学派”做法，将城市社会视为复杂综合系统，号召研究城市内部的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并扩展到沿海、内地等不同区域城市，乃至其内部不同分工、贸易联系、城乡关系、社会分层与流动等。
与之同时，受芝加哥学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国外主要研究思潮的影响，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眼光不断向下，深入城市底层和社会细部，研究经济和商业运作、居民日常生活、行业组织、民间社团、社会群体、交通与技术等，关注对象和内容愈加细化、研究题目越来越小，微观转向趋势十分显著，局限性也为更多人察觉。具言之，“现代化理论”隐含的发展论、进化论的单向内在逻辑，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二元解释框架等，不仅失之单一化、简单化、片面化，也容易造成重复性、碎片化研究。对相关理论的使用，虽有利于增强解释力和说服力，但不经分析思考的简单套用，亦有食洋不化、学术炒作之嫌。不仅如此，因适用理论而削足适履，也会有意无意地遮蔽其他有价值内容。
第二，“区域比较理论传统”。比较研究是许多学科广泛运用的重要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理论，有学者认为区域比较理论的产生、广泛运用与经济学“区位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密切关联。然而，广泛运用于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区域比较理论，主要基于区域经济学发展理论、关系理论、运行理论以及社会学的类型比较。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区域比较理论包括区域内比较、跨区域比较（指不同区域内的对象比较）、区域间比较（以区域为整体进行比较）三类。
具体到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区域比较涉及国外与中国的跨国比较，国内不同区域、类型城市社区乃至城乡社区的比较，尤以不同国家、区域类型城市在产生发展转型等方面最为瞩目。目前，城市间社会比较研究有两大类：一种为单体城市比较。除部分基于单体同类型城市，如将国内的上海、广州等与国外的横滨、新加坡等比较外，也有部分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外城市发展比较。另一种是不同区域城市比较，主要对不同城市发展做对比研究，分析不同区域城市发展潜力、特点、文化，涉及国内不同区域城市如北京、西安、南京、上海、广州等与香港、台北的比较，国内超大城市北京与上海的对比，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区域间城市比较、国内外城市群对比等。此外，城乡社会比较也成果颇丰，不同时段、不同区域，涉及城乡贸易和经济联系、城乡身份转变和认同等多维度内容。中国城市、城乡社会比较研究，主要是对单体城市研究日益出现的碎化现象的纠偏补弊，是探索城市发展规律等早期目标的客观发展结果，反映出城市社会研究者从宏观方面推动学术发展的尝试。然而，“区域比较理论”中许多概念缺乏明确区分，内涵与外延较为模糊，加之对通则性与具体性的强调不够，容易造成比较对象泛化，尤其强行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作简单对比分析，不免牵强，并且会导致区域比较方法在实践运用中缺乏强劲动力，影响也难以扩展持久。
第三，“空间分析理论传统”。“空间分析理论”是基于地理学等学科形成、发展的理论，涉及空间概念、结构、特征等基本问题。城市是特殊地理空间，城市社会研究不可避免会运用到地理学知识和空间分析理论，这不仅体现在当下中外学者对中国城市社会研究上，即使早些时期，也已有学者结合地理学和历史学对我国个别城市做整体研究。整体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关注和运用较多的空间理论，主要有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空间网络理论、景观空间理论等。“中心地”“城市网络”理论被施坚雅等学者引入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后，在学界引发经久不息的讨论。景观理论也是一经引介，学者争相运用，尤其在城市经贸、城乡关系、区域城市发展、社会文化等领域较为流行。
近年来，随着地理学等学科发展，尤其与其他学科交互影响，加之现代遥感、测绘等技术运用，城市社会研究对空间分析理论的利用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一，受哈贝马斯“公共空间”、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以及福柯对权力与空间解释等的影响出现的哲学化分析解释倾向，主要反映在城市意象、城市历史记忆，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如道路、街头、公园、茶馆、纪念性和地标性建筑等研究中，更加关注空间生产的过程、表现形式等，更重视对空间背后权力运作的分析揭示。其二，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工程等学科理念作用下，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地学化趋势。受埃比尼泽·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理论、吴良镛“人居环境”理论等影响，学者对城市景观、城市规划和布局、人居环境、城市生态等内容更加关注，研究兴趣不断增加。其三，对现代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的运用产生的技术化路径。该做法因符合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思路而被提倡，并将遥感、GIS等软件和系统运用到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具体反映在地图制作、数据统计分析和数据库建设等方面。
可以说，“空间分析理论”推动城市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分析解释更加科学、更具说服力。然而，在给研究者带来新启迪的同时，其脱实就虚的“哲学化”和“技术化”倾向也需要警惕。具言之，建立在数据库和新技术运用基础上的城市社会研究，虽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创新印象，但倘若缺乏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的内在驱动，一味追求数理逻辑的推导演绎、新模式模型的构建、纯粹技术的运用，最终不仅造成学者迷失在各种数据、技术中，而且还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偏狭、学术兴趣的减少、学科发展动力的枯竭。
综言之，几十年来，在上述几种理论传统的影响推动下，中国城市社会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深入、方法更加丰富多元，互有得失。另一方面，理论传统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制约也值得反思。我们要基于回应中国城市发展现实问题的宗旨，阐释理论传统的发展影响，反思其解释困境和存在问题，为未来研究摆脱既有局限，朝着更加开放、立体、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启示，为构建中国城市社会研究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藏城市发展与边疆社会治理研究”（20CZS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