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去哥廷根。”尼尔斯·玻尔对在剑桥过得并不开心的奥本海默说。当得知奥本海默的数学“对于他想成为的物理学家来说还不够好”时，玻尔告诉奥本海默：“代数就像乐谱。关键不是能否读出音乐， 而是你能否听到音乐。罗伯特，你听得到音乐吗？”接下来，诺兰用一段非常精彩的镜头不仅告诉我们奥本海默的确“听得到音乐”，更呈现出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听到”了什么：除了量子物理，还包括毕加索《双手交叉坐着的女人》为代表的现代艺术、艾略特的《荒原》以及真正的音乐——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奥本海默追思会选择的音乐——《安魂圣歌》（RequiemCant icle ）——同样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出席追思会的除了科学家和政界名流，还有作家納博科夫的表兄弟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舞蹈家、编舞大师、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创始人乔治·巴兰钦。前者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好友，后者则把大量斯特拉文斯基作品改编为芭蕾，直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保留节目。
不管是理解奥本海默还是《奥本海默》，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中的失序和冲突都不失为一种提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描写中国原子弹研发的电影《横空出世》中，无论是配乐使用的德沃夏克还是主角陆光达爱听的歌剧，更多体现了秩序和稳定。音乐事关审美，同样反映了电影中外部世界和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基调与构造。
一、内篇：反思与听证
奥本海默的世界为什么“斯特拉文斯基化”了？或者说，奥本海默究竟经历了哪些痛苦、挣扎和冲突？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曾说：“最优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性格真相，而且还在其讲述过程中展现人物内在本性中的弧光或变化。”人物的经历和成长同样是“弧光”的来源。要想呈现奥本海默的“弧光”，有三段经历可供选择：一是曼哈顿工程本身，二是投下原子弹后奥本海默的反思，三是一九五四年格雷委员会的听证。
一般而言，聚焦曼哈顿工程是最常见的选择。作为这种级别和体量的项目，其间肯定会有无数困难、失败与绝望，这些都为人物的变化和成长提供了绝佳素材。但诺兰并没有主要依靠曼哈顿工程来搭建《奥本海默》的张力。不少评论半开玩笑说，本以为奥本海默是疯狂的天才，却没想到是一个情绪稳定的项目经理。这种调侃恰恰从侧面反映出，诺兰并不打算用奥本海默担任“项目经理”的曼哈顿工程制造紧张和冲突。因此，产生弧光的任务只能交给另外两个选择：后原子弹时期的反思和格雷听证会。
首先看反思这条线。诺兰的确花了一定篇幅去展现奥本海默的反思。但片中最早对原子弹正义性提出质疑的却不是奥本海默，而是伊西多·拉比。在为曼哈顿工程招募科学家时，拉比表示他不愿负责理论组，因为原子弹“会同时落在有罪和无辜的人头上”，“我不希望物理学三世纪的积淀最终变成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奥本海默并没有正面回应拉比的质疑，而只是说：“我不清楚人类是否可以被信任掌握这种武器，但纳粹肯定不行。”至少在电影中，拉比看起来被说服了，曼哈顿工程得以顺利推进。
对原子弹的第二次质疑同样不是来自奥本海默，而是阿拉莫斯基地的部分科学家。在希特勒自杀后，一些科学家组织了一次“小工具（即原子弹）对我们文明的影响”的讨论，争议焦点就是在德国战败后，是否应该继续研发和使用原子弹。面对大家的疑问，奥本海默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虽然德国投降了，但美国还在对日作战，原子弹有助于减少前线士兵的伤亡；二是世人看到原子弹的威力，反而有助于实现罗斯福所设想的国际和平。罗斯福对美国这一代知识精英的感召力毋庸置疑。记得早些时候，在被问到自己是否是共产党员时，奥本海默就曾说自己是新政自由主义者。因此，当奥本海默搬出罗斯福，他的同事看起来被成功说服。但细心的观众或许会注意到，这一次奥本海默已不像第一次说服拉比时那么笃定。
影片中第三次对原子弹提出质疑的仍然不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在和格罗夫斯出发去见战争部部长史汀生前，他在酒店大堂里遇见了专程从芝加哥赶来的利奥·西拉德和大卫·希尔。西拉德希望奥本海默能游说高层放弃使用原子弹。奥本海默不仅把希尔递过来让他签字的请愿书推翻在地，之后在与史汀生会面时的表现也很难称得上雄辩和全心全意。在与史汀生会面后，因为有波茨坦会议这个时间节点，无论是电影的叙事和历史的发展都在向核试验“快进”。
在“蘑菇云”带来的震撼中，奥本海默对原子弹的反思真正开始。如果说在此之前奥本海默的人生基本是一路向上，从到达顶峰那一刻起，无论是故事的走向还是奥本海默的状态，都开始发生变化。诺兰通过呈现奥本海默的内疚和挣扎来间接告诉我们主人公内心的斗争。首先是边缘和被抛弃感。奥本海默本以为自己会提前掌握广岛爆炸的内部消息，结果却是和众人一起从广播中得知。另一个关键的场景是礼堂里的演讲。从听众的狂热来看，演讲应该很成功。但奥本海默却显得游离，脑中不断闪现原子弹爆炸后的惨象。之后，在与杜鲁门的会谈中，奥本海默说自己感觉手上沾满了鲜血，资料片中关于广岛和长崎的画面与旁白也对他构成了深深的刺激。最后，在面对基地科学家、工作人员和家属的“告别演说”中，奥本海默公开表示，如果原子弹被加入人类战争武器库，阿拉莫斯将成为一个被人诅咒的名字。这一刻，奥本海默对原子弹的反思似乎终于开始。
然而，就在奥本海默反思的强度与深度不断上升和累积时，故事却被打断了。“打断”奥本海默反思的，是关于他安全许可的听证。无论在电影还是传记中，听证会都是焦点。这也是本片最重要的“弧光”。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格雷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奥本海默。凯·伯德和马丁·舍温所著奥本海默传记的第一句话同样始于听证会：“一九五三年圣诞节前四天，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生活突然陷入失控的漩涡，他的名誉甚至他的自我价值感都岌岌可危。”伯德和舍温原著的名字叫《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在电影一开头，诺兰也通过文字告诉观众，从天上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要接受永恒的惩罚。听证会无疑最符合普罗米修斯的叙事——这是奥本海默作为普罗米修斯必须经受的惩罚。
这场听证会汇集了法律程序和听证程序最糟糕的部分：在程序上，它不具备类似无罪推定、举证责任、交叉询问和公开审理等法律保障；但在后果上，它却高度严厉和实质。当然，这正是施特劳斯等“幕后黑手”处心积虑的结果——“没有公开审判，不能给奥本海默发声的平台，不能让他成为烈士”。在被问及和琼·塔特洛克的关系时，诺兰让奥本海默赤身裸体坐在格雷委员会前。这个超现实的镜头是整场听证会的缩影，所有观众都会感受到那种密不透风的羞耻和无力，而且除了奥本海默的妻子姬蒂偶尔的情绪宣泄，这种窒息的折磨根本没有出口。
但另一方面，听证会的“折磨”却又有些单薄或简单。因为真正的“折磨”往往来自善恶间的模糊或冲突。简单来说，一般得是一个“好人可能做了坏事”或“壞人可能做了好事”的故事。但格雷委员会的听证会却被刻画成“坏人对好人做了坏事”。奥本海默代表善的一方，施特劳斯、尼科尔斯、博登和罗伯则代表着恶的一方。这种故事会让人觉得“ 虐心”，但不太会有伦理和哲学上的撕扯。
整场听证会的核心是指责奥本海默“通共”。在奥本海默这边，从行为上看，他没有加入过美共和有任何通共或通俄行为。从主观上看，奥本海默对种种左翼思想也没有任何坚定的认同和信仰。奥本海默认为自己对左翼国际主义热情的消退始于“二战”中。在“二战”后，无论是奥本海默的弟弟还是希瓦利埃都明确感觉到奥本海默变了。伯德和舍温在传记中很形象地将这总结为奥本海默“出过红疹子，现在他已经免疫了”。很大程度上，奥本海默对左翼思想曾经的“亲近”与他对现代艺术和《薄伽梵歌》的喜爱差不多，更多是年轻时对“时髦”和反叛的追求。在另一边，整奥本海默的一方同样没有什么真诚的信仰。电影中的施特劳斯是高度脸谱化的，电影对他的设定就是一个纯粹的坏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小人。当谜底最后揭开时，故事似乎变成了“傲慢与偏见”。奥本海默早年的“傲慢”得罪了自卑又自负的施特劳斯，后者由此心生“偏见”和憎恨，并通过听证会报复。如果任何一方的“信仰”更真诚些——无论是奥本海默对左翼思想的信仰还是施特劳斯们对国家安全的信仰，电影都会产生更多深层的“折磨”和复杂性。但在目前这种双方都不“真诚”的设定下，听证会就是一个坏人（或小人）整好人的故事。故事很“好看”，但这种“好看”并没有向深处发展。
二、外篇：种族与性别
听证不仅打断了反思的叙事，它也“阻断”了反思触碰更敏感和“黑暗”的痛点。如果更“诛心”一些，奥本海默在听证会受到的屈辱甚至会让人暂时忘记甚至原谅他的“原罪”。
影片中奥本海默的反思主要基于一般性的人道主义，认为原子弹造成如此多平民的伤亡是不人道的。在广岛和长崎之后，绝大多数对原子弹的批判也是基于这种立场。这种基于普遍和一般的反思毫无疑问是正确和正义的，但在这种普遍和一般的反思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具体和特殊的反思。这种反思基于具体的人和种族，它追问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背后是否有种族主义的因素。具体而言，假如德国没有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投降，美国是否会在德国扔下原子弹？或者说，在德国投下原子弹是否比在日本要面临更多的政治和道德上的阻力？
美籍日裔历史学者罗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认为，杜鲁门本人就是种族主义歧视的典型体现。“禽兽”（beas t s）和“未开化”（uncivilized）是最常被他拿来形容日本人或亚裔的词语。在原子弹爆炸后，他就以“和禽兽打交道就必须把他们当作禽兽对待”来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背后的逻辑也并不复杂：当对方被想象成“禽兽”或“未开化民族”后，对其殖民甚至消灭也就变得相对“正当”。在好莱坞关于“二战”的影视作品中，对纳粹军人的刻画与对日本军人的刻画对比非常明显，后者更像是游戏中需要被消灭的“对象”，往往是面目模糊、成群结队出现的。在高木看来，这种认知并非源自战争催生的极端对立，而有着更普遍和久远的历史。二十七岁的杜鲁门在写给他后来妻子的信中就表达过：“我觉得只要不是黑鬼或中国佬，绝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诚实和体面……上帝用土塑造了白人，用泥巴做的黑人，然后用剩下的东西做了中国人……我强烈地感觉黑人就应该待在非洲，黄种人就应该待在亚洲，白人则属于欧洲和美国。”
诺兰当然没有直接讨论种族问题，但有一处颇值得玩味。在选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地点时，名单上本来有十二座城市，史汀生自作主张把京都直接划去了——因为京都“对日本人民的文化意义”，以及那也是史汀生夫妇度蜜月的地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中并没有关于德国的类似讨论。这当然可以被解释为，因为德国投降早，所以相关讨论未来得及被提上日程。但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德国或者欧洲是无须讨论的。这里所说的“无须”不是指对德使用原子弹完全不会被考虑，而是说类似史汀生对京都的评价压根用不着出现。因为德国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对于“我们白人的欧洲和美国”的文化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而京都作为不属于“我们”的他者，只有被“我们”中的人去过或承认时，才能获得认可和“拯救”。
在诺兰的“无意识”中，却很清晰地营造出了一个“我们”。奥本海默出生于纽约，本科就读于哈佛，一九二五年去了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电影的故事就始于奥本海默的剑桥岁月，正是在那里，奥本海默接触到了量子物理，并遇到一场精神危机，之后奥本海默接受玻尔的建议——“去哥廷根”。哥廷根大学既是一所大学，又不仅仅是。作为大学的哥廷根，那里有马克斯·玻恩担任所长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哥廷根是一种象征。就像文章开头所说的，在玻尔说完“去哥廷根”后，诺兰向我们呈现了“哥廷根”到底意味着什么。配合着激动人心的音乐，我们看到了建筑、课堂、毕加索、艾略特的《荒原》和斯特拉文斯基。简言之，哥廷根（或者哥廷根所代表的欧洲）是当时一切思潮的中心。哥廷根对诺兰的意义主要因为它是“中心”，但本文关注的却是主体——作为象征的哥廷根，它究竟是谁的中心？答案不言而喻，哥廷根是“我们”的中心。再次借用杜鲁门政治不正确的说法，这个“我们”就是“属于白人的欧洲和美国”。
对“我们”最生动的表现是一种“无缝感”。跟随奥本海默，我们几乎是“无缝”地从美国来到剑桥、哥廷根、莱顿，然后又回到美国西海岸。之所以强调“无缝”，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奥本海默和观众始终身处“我们”之中，观众并不觉得奥本海默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奥本海默和他所遇到的人，尽管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并没有异域和他者之感，大家都在一个地理和文化的共同体之中。从其他科学家的角度，这种“无缝”和“我们”感同样存在，只不过前期大家都在欧洲，后来都来到了美国。当时，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中心正经历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巨变。不过，“中心”虽然变了，但“我们”还是“我们”。大家仍然有着相似的背景，或许都在读《荒原》或听《春之祭》。
在种族之外，另一个《奥本海默》并没有打算处理却又躲不开的议题是性别。在今年的院线电影中，最具话题性的应该就是同一天上映的《奥本海默》和《芭比》。《诺兰变奏曲》一书认为诺兰的作品有时会被卷入他完全无意参与的政治旋涡。但与《黑暗骑士》被指责为小布什后“九一一”时期反恐政策“正名”相比，《奥本海默》被批评为“又白又男”似乎更“无辜”。
《奥本海默》中与性别相关的场景主要有两处：一处是一位哈佛毕业的女科学家找到奥本海默，抱怨人事部要安排她去打字，去做文秘工作，而奥本海默最终让她加入了钚组；另一处还是这位女科学家，她和同事争论是否应该出于健康和安全考虑，把她从一线岗位调离。严格说，这两处应该算不上“政治不正确”，因为它们其实反映的是女性在曼哈顿工程——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职场”——的不易。性别同样不是伯德和舍温原著的关切所在，不过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奥本海默的一名学生曾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后来的领军人物、《女性的奥秘》的作者贝蒂·弗里丹约会过。考虑到奥本海默和伯克利的渊源，现实中他或许对性别议题和女性主义有更多接触。
相对客观地说，性别并不是诺兰打算触碰的议题。但诺兰不关心，并不代表外界不会拿性别或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他的作品。本文无意也无力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奥本海默》展开分析，也不打算评价认为《芭比》比《奥本海默》“进步”的批评是否公平或合理。本文感兴趣的只是这一现象，特别是考虑到诺兰本人所具有的地位和标杆意义，这一现象背后可能代表着某种趋势或转折。
什么是诺兰的地位和标杆意义？简言之，虽然诺兰在《奥本海默》之前还未拿过代表着主流审美最高肯定的奥斯卡奖，但他早已是这一代影迷心中最好的主流导演。虽然诺兰最初被人们注意到的《记忆碎片》是一部有着鲜明新黑色（NeoNoi r）电影风格的作品，但随着蝙蝠侠三部曲、《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等作品的上映，诺兰逐渐拥有了斯皮尔伯格在上一代影迷心中的地位。在二〇0八年，新一代影迷曾疯狂为《黑暗骑士》在IMDB 上“刷分”，试图让《黑暗骑士》超越《教父》《教父2》和《肖申克的救赎》等在“IMDB250”榜单上成为第一。这是年轻一代影迷在经典（canon）定义权和话语权上的造反，他们要把自己心中的新一代大师诺兰送上“神坛”。“造反”虽然不能算成功，但“造反”本身是对诺兰地位的反映。这意味着诺兰成为最大公约数，他不一定是每一位影迷心中的最佳导演，但选他为最佳导演一定是争议最小的。“最大公约数”饱含着“术”和“道”两个层面：在“术”的层面，意味着诺兰的作品代表了主流电影艺术和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在“道”的层面，则要求标杆人物能够引领或至少不违背主流的价值。
现在来看，《奥本海默》很有可能为诺兰赢得奥斯卡奖，但它或许同时代表着诺兰作为“最大公约数”的动摇甚至终结。在“术”的层面，《奥本海默》仍旧代表着今天主流电影的最高水平。问题出在“道”的层面——并不是诺兰本人发生了变化，而是大环境变了。换言之，不是诺兰突然偏离了“道”，而是“道”本身正在经历接近“重估一切价值”的震荡。无论是同性婚姻、“我也是”（Me Too）、“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还是最近在美国精英大学围绕巴以问题产生的争论，都是这场变化的一部分。很多学者用“身份政治”来概括这場变化，即社会运动和变革从以议题为基础转向以身份为基础。身份政治无疑具有高度的正义和正当性，但如马克·里拉（Mark 176Li l la）所说，它也使“自由主义的焦点从共同性转向差异性”，而过于强调自我或群体的特殊性会产生切割和分裂，从而影响传统政治所追求的公共性与“合众为一”。政治如此，电影和艺术也是如此，如《芭比》中就曾嘲讽肯们对《教父》的谜之喜爱。在芭比眼中，《奥本海默》和诺兰的其他作品大概率也是肯们愿意向女友反复“讲解”的“经典”。虽然在同一天上映，但《芭比》和《奥本海默》其实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在《芭比》之前，虽然《月光男孩》也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但《芭比》可被视为新时代的第一部“经典”。与之相对的，《奥本海默》或许会成为“大一统”时代最后一部经典。在此之后，可能不会再有新的公共的经典和大师，而是只有芭比和肯们各自的榜单、经典和大师了。
（《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美］凯·伯德、［美］马丁·舍温著，中信出版集团二〇二三年版；《诺兰变奏曲》，［英］汤姆·肖恩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分裂的美国》，［美］马克·里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