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燕食记》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优秀文学作品。作者葛亮二十多年来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屡屡引起文界的关注，别的且不说，单只是长篇小说一类，即已经先后有《朱雀》《北鸢》以及这部《燕食记》，三部作品中，《北鸢》和《燕食记》先后两次在第十、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前十，诚属不易。依照我个人的理解，数年来阅读葛亮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他那似乎总是萦绕在其小说文本内外的一种氤氲“旧”气。请一定注意，此处之“旧”绝非陈旧之意，而是指一种更多时候恐怕“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高古、典雅之气象。又或者，也不妨被看作某种“大雅久不作”的民国气象。粗略地回顾历史，如此一种“旧”气，在鲁迅、胡适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众作家笔下，根本就不是问题。但进入当代社会之后，这种氤氲“旧”气，却差不多已成绝响，诚然是风流不再。具体到“文革”结束后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这个时段，虽然时间已然超过四十余年，但其文字称得上与“旧”气有关者却寥寥无几。除了那位与沈从文先生文脉相承的汪曾祺之外，文字里萦绕着氤氲“旧”气者，一位是现在已经年届七旬的南京作家叶兆言，再一位则是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与南京有着甚深渊源的新一代年轻作家葛亮。细思之，如此一种情形的形成，恐怕与他们那足称显赫的世家子弟身份容或有关。叶兆言的祖父为叶圣陶、父亲是叶至诚， 均属名满天下的文人。葛亮的祖父是杰出的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是五四时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叔公则是“两弹一星”大功臣之一的邓稼先。某种意义上，他们文字里那带有突出“民国范儿”的氤氲“旧”气，完全是幼承庭训耳濡目染的一种结果。尽管不宜做一种绝对化的论断，但如葛亮这样一位年轻作家，其文字功夫竟也如此这般了得，既高古、典雅，又老成、蕴藉，极具汉语的神韵，无论如何都和他的世家子弟身份难脱干系。
只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有所了解者，就会知道，葛亮此处“燕食”二字的具体出处，乃是《周礼·天官·膳夫》，大概是大夫、士、庶人日常午餐和晚餐的意思。汉代的郑玄，曾经将之注为：“燕食，谓日中与夕食。”很可能是因为郑玄的这种理解，特别切合葛亮创作动机的缘故，所以他就把这句话干脆专门引来，当作了《燕食记》的题记。只要把小说的标题和题记结合起来，就不难揣知，葛亮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作品，集中聚焦表现的，就是所谓“民以食为天”的饮食文化。说到小说中的饮食书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州作家陆文夫曾经创作过一部优秀中篇小说《美食家》。虽然无法确证葛亮是否阅读过《美食家》，但从文学史的谱系来说，我却仍然把《燕食记》看作一部对前辈作家陆文夫遥致敬意的作品。更进一步，如此一种饮食书写的传统，甚至还可以被追溯到伟大的《红楼梦》那里去。尽管说作为汉语写作史上一部空前绝后的杰作，《红楼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不容忽视的一点，却毫无疑问是其中的饮食书写。能够把看似寻常的日常饮食生活书写到那样一种活色生香出神入化地步的，除卻《红楼梦》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部来。从这个角度出发，断言葛亮的《燕食记》乃是一部上承《红楼梦》饮食书写传统余韵的长篇小说，也是与文本事实毫不违和的结论。
从艺术结构上说，葛亮的《燕食记》共由“上阕”和“下阕”两大部分组成。其中，“上阕”部分所讲述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广州和湛江（其中尤以广州为主）这两个地方，故事开始的时间是军阀纷争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结束的时间则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的那个时候。“下阕”部分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香港，故事开始的时间是五十年代，结束的时间则是香港很快就要回归祖国的中英谈判那个关节点上。从叙事视角设定的角度来说，由于《燕食记》是一部集中聚焦饮食书写的长篇小说，所以，拥有出色厨艺的厨师在文本中占据重要地位，自然也就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艺术选择。具而言之，“上阕”部分最重要的视点人物是荣贻生荣师傅，“下阕”部分最重要的视点人物，则是荣贻生的徒弟五举山伯。我们都知道，由于社会政治的演变，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广州和湛江在内的中国内地且不要说高端的饮食文化，甚至在一些时候，怎么样才能填饱肚子也都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葛亮到了小说的“下阕”部分，之所以一定要把故事的发生地“移师”香港，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除了深刻丰厚的思想内涵、带有一定原创性的艺术技巧运用、具有人性深度和宽度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塑造之外，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就是如何才能够以艺术的方式及物。具体到葛亮这部集中聚焦日常饮食书写的《燕食记》，衡量其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那些在文本中占有相当篇幅的堪称流光溢彩的饮食描写。应该注意到，在论及所谓“物质基础”对小说创作重要性的时候，谢有顺在《小说的物质外壳：逻辑、情理和说服力——由王安忆的小说观引发的随想》一文中曾经写道：“小说要写得像科学一样精密，完全和物质生活世界严丝合缝，甚至可以被真实地还原出来，这需要小说家有出色的才能。因此，作家要完成好自己和现实签订的写作契约，首先还不是考虑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精神，而是要先打好一部作品的物质基础。所谓小说的物质基础，就是说，一部小说无论要传达多么伟大的人心与灵魂层面的发现，都必须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物质外壳盛装它。”如果谢有顺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燕食记》中那完全可以用流光溢彩来加以形容的精彩饮食书写，就是这部长篇小说所具备的坚实“物质基础”。
细细翻检《燕食记》，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精彩而细腻的饮食描写，可谓比比皆是。比如，荣贻生在教授五举山伯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所谓“慢”字诀与“快”字诀。先是“慢”：“荣师傅便以此训练五举。一块面，揉、擀、折，不停歇地，让他做上一天。成了形状了，狠狠地用擀面杖一压，酥皮便成了死面，回到起点。然后重新又是一轮揉、擀、折。这揉的是面，却也是心志。在这夜以继日的锻炼中，人沉稳了，也渐渐挫去了少年人的轻浮气。总而言之，要的是他一个‘慢。”然后是“快”：“再一层，又是要个‘快字。用的法子，是炸‘芋虾。所谓‘芋虾，叫虾却非虾。其实是农历新年贺年的斋品，讨个丰收吉利，‘食完笑虾虾，银纸任你花。料呢，要拣几斤重、纤维多的芋头，刨成幼丝才不易断。芋丝以糯米粉浆拌匀备料。然而，功夫其实在个‘炸字。油镬里倒入炸油，大火升温。丢进一根芋头丝，不停搅拌炸起，待起泡浮面，转小火即出。要的是眼明手快，动作慢了，油温降下来，无法炸脆，又油又腍。火若太大了，芋虾瞬间变硬变。后来市面上的芋虾，多绕成绣球状，便知是偷懒所致。芋虾的上品，全是心机和时间的结晶。酥、脆、咸、香，干爽轻身。出入油迅速得宜，体态弯曲，芋丝生动得全须全尾，栩栩如生。”细嚼这两段精彩文字，葛亮一方面是对整个菜品的加工过程给出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与呈现；另一方面则是重点强调了“慢”与“快”这二字在相关菜品生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再比如，关于莲蓉诸味中“盐”之重要性的那个精彩段落。那就是，尽管师父叶七已经把自己打造莲蓉月饼的高妙手艺传授给了徒弟荣贻生，但却偏偏在制馅这個环节上故意留了一招。面对来自师父的考验，荣贻生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到后来，他因为无意间舔了一下叶七捎给他的那一张空白信纸，方才猛然间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的馅里所缺少的，其实是号称“百味之宗”的盐：“他说，盐。”“韩师傅点点头，说，嗯。盐是百味之宗，又能调百味之鲜。莲蓉是甜的，我们便总想着，要将这甜，再往高处托上几分。却时常忘了万物有序，相左者亦能相生。好比是人，再锦上添花，不算是真的好。经过了对手，将你挡一挡，斗一斗，倒斗出了意想不到的好来。盐就是这个对手，斗完了你，成全了你的好，将这好的味道吊出来。它便藏了起来，隐而不见。”“韩师傅又颔首，说，你师父这封无字信，为难我，却为成全你。你自己悟出来的，这辈子都忘不了。”以上的这些叙述话语，包括前面的“慢”与“快”二字诀，一方面固然都是在展示描述美食的具体制作过程，但在另一方面，只要注意到其中类似于“这揉的是面，却也是心志”“也渐渐挫去了少年人的轻浮气”“芋虾的上品，全是心机和时间的结晶”“万物有序，相左者亦能相生”这样一些关键性字眼，就可以发现，这些看似只是讨论美食制作的文字，其实早已和更为广阔的人生、社会以及世界发生了毋庸置疑的内在关联。“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如果把《燕食记》中的精彩饮食书写看作“器”，把如同盐溶于水中一般地融入到饮食书写文字中的人生哲理看作“道”，那么，《燕食记》就完全称得上是一个“道器合一”的小说文本。
在本文的开头部分，我曾经特别强调葛亮小说里的氤氲“旧”气和他那世家子弟身份之间的内在紧密关联。但其实，《燕食记》里如上所罗列的这些事关美食的精彩饮食书写，也同样与葛亮身为世家子弟的个人生活体验紧密相关。试设想，倘若葛亮只是出生于一个地处偏僻地区的普通农家，那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写出《燕食记》中那些描写高级美食制作的仿佛字里行间都充溢着香气的精彩文字（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这里丝毫都没有歧视那些农裔作家的意思）。作为一部经得起多角度推敲衡量的优秀小说作品，葛亮《燕食记》能够获得思想艺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文本中的饮食书写，因为有了这些足称精彩绝伦的饮食书写，才最终成就了一部流光溢彩的《燕食记》。
（《燕食记》，葛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