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十月，在震惊世界的“《查理周刊》杂志社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年多之后，一群欧洲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巴黎声明”。这份声明一经发布，很快被翻译成中文，也引发了国内思想界的关注。它不仅否认欧洲一体化的成果，指出“欧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欧洲”，而且也对世俗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支持者提出严厉批判，认为他们建构的“后民族”“后文化”的秩序存在严重缺陷。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倘若要建立一个真正多元一体的欧洲，恰恰需要捍卫民族国家、重申西方文明传统的主体性，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社会的分裂和虚无主义的盛行。
如今，距离“巴黎声明”的发布又过去了六年多的时间，然而，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并没有朝向“多元一体”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相反，它走向了更加深层的极化和分裂。如果不加辨识，或许我们会简单地将“巴黎声明”视为一份右翼民粹主义传单，但假如跳出左右之争的意识形态藩篱，就会发现这份“声明”未必是一篇煽动民粹的宣言，而有可能是在对现代政治原则进行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上，为欧洲乃至西方文明危机做出的诊断—这份诊断书放在今天仍不过时，甚至更显其价值。
可是，作为一份宣示立场的文件，它缺乏充分的论证，且过于言简意赅，这导致要理解“巴黎声明”的深层逻辑和它背后的思想资源变得颇为困难。为此，笔者将目光转向了这份文件的主要作者之一—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作为当代欧洲保守派知识人的缩影，他或许能成为我们理解该群体的一把钥匙。
马南虽然时常对现实政治发表评论，但他本质上是一名学院派的政治哲学家。他曾跟随雷蒙·阿隆学习，并在列奥·施特劳斯的影响下钻研古典政治哲学。正是在这两位二十世纪思想巨擘的指引下，马南转向了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卢梭、托克维尔，马南的视野横贯古今，其作品往往能让人感受到透达纸背的力量。作为一名法国学者，他在英语学界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其著作几乎都有对应的英文译本。近十年来，汉语学界开始注意到这位思想家，他的不少作品已经被移译为中文，但国内读者可能感到疑惑的是，马南的学术研究和他如今的政治立场究竟有何关联？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将目光转向马南笔下的欧洲故事，转向他对“政治形式”问题的关切。在《城邦变形记》中，马南梳理了西方文明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诸种政治形式。那么何为“政治形式”？在马南看来，那就是一个政治体的政治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框架。“政治形式”不同于“政体”。比如，在古希腊存在过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等诸种政体，但主要的政治形式却只有一种—城邦。城邦中有着真正的政治生活，有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正义标准的争论和共同善的追求。每个城邦都是一个自足、有限且特殊的共同体，它有自己的边界和对公民身份的规定，可正是在这种有限的政治框架中，人能够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他是一个城邦公民。通过参与公共生活他实现了自治，也实现了自身的自然天性，即成为一个“政治动物”。但马南认为，城邦这种政治形式也存在致命的缺陷。城邦内部总是存在平民和贵族、穷人和富人的斗争，而城邦作为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也始终面临着与其他城邦的冲突和战争，在实现自由和伟大的过程中，从中释放出来的狂暴力量最终摧毁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政治形式。
继城邦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式是“帝国”。与城邦具有明确的边界不同，帝国追求无远弗届的普遍性，它试图将全人类都纳入同一种统治之下。通过征服和扩张，罗马帝国实现了城邦所无法企及的包容与和平。但是，帝国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它的政治性被大大稀释了。通过分析孟德斯鸠的罗马史论，以及西塞罗对加图自杀的论述，马南指出，帝国取代城邦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人的行动更多地源自个体本性而非共同本性。在帝國中，人们无法从共同生活中找到行动的依据，只能转向依赖个体的特性，德性变成了一种高度个体性和私人化的东西，这在城邦的世界中是难以想象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是因为冲出了政治共同体的自然限度，极度膨胀的帝国失去了它自身的政治形式，过于模糊的政治边界使人们无法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中识别出共同善的形式，也难以确定公民身份的内外之分。正是在城邦形式向帝国形式的演变中，公民被缩减为私人个体的身份，公共生活遭到了侵蚀和瓦解。
在帝国统治欧洲的时期，也出现了另一种政治形式，那就是教会。教会和帝国、城邦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而紧张的竞争关系。首先，教会同样追求普世性，而且它宣称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普世共同体，这事实上动摇了帝国作为普世秩序的地位；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教会同时对帝国和城邦形成挑战。因为教会相信，由它的伦理原则塑造的人类之间的纽带，要比城邦中公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深厚，同时它也批判帝国的目的，后者试图通过追求政治的荣耀实现人性的不朽—而在教会眼中，唯一能将人从有限性中解放出来的途径只有灵魂的拯救，而非尘世的功业。严格说来，教会并不是一种“政治形式”，因为它本质上不属于这个世界，教会本身就代表着对政治共同体价值的质疑，以及对政治生活限度的揭示，这一点在奥古斯丁的学说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马南认为，即便在教会宣称自己拥有完全权力（plenitudo potestatis）的时期，它也从没有在政治上统治过欧洲人。但这并不代表教会不曾给西方的政治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相反，它深刻塑造着欧洲人看待“人类联合”（human association）的方式，进而引发了西方的神学—政治危机。
何为西方的神学—政治危机？马南提醒我们注意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卢梭这些近代思想家对教会的批评。上述思想家站在尘世秩序一边，指出正是由于教会的存在，使得良好的政治生活无法实现。那么，西方文明是如何克服这一危机的呢？马南认为，它们依靠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我们知道，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绝对君主国就已经开始崛起，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国王一方面拥有神授君权，能够在本民族的范围内获得臣民的忠诚，并且维持基督教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也有能力抵御教会的干涉，实现政治体相对于罗马教廷的独立。十六世纪，欧洲爆发了路德、加尔文等人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导致欧洲天主教会的分裂，同时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地域化、民族化，“基督教民族”由此诞生。这似乎消除了天主教秩序下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二元对立，从而解决了欧洲的神学—政治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基督教民族还不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它之内依旧酝酿着危机。
宗教改革的逻辑并不会仅仅止于信仰的民族化，因为它的目标是消除所有“中介”，最终实现个体和上帝的直接沟通。极端的主观化的结果，便是作为信徒的个人不仅不再服从罗马教廷，也不再服從本民族君主决断教义的权威，于是，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各国陆续陷入教派纷争和宗教内战。正是为了摆脱由信仰分歧引发的政治体分裂，实现真正的和平，欧洲人才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中立国家”。所谓中立国家，亦即国家权力的抽象化，将政治秩序从一切宗教、道德和精神秩序中剥离出来，国家权力建立在保护个人“自然权利”这种最普遍也最基本的目的之上，信仰和道德成为每个人的私事，在彼此冲突的宗教信仰和价值立场面前，国家必须保持中立。
通过中立国家，通过国家权力的抽象化，现代民族国家完成了最终的秩序建构，也终于从漫长的政教冲突和教派纷争中获得解脱。自近代以来，依靠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欧洲文明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强势扩张，迫使其他所有的古老文明使用这种政治形式塑造自身，接纳来自欧洲文明的政治原则。然而，在马南看来，现代秩序的原则当中，恰恰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也正是这些原则的根基之上，生长出了如今的那个“虚假的欧洲”。
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秩序依托于“民族”（nat ion）的政治形式，马南认为，民族是对古希腊城邦的继承和完善，完成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它曾借助代议制实现了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和文化的政治体的自治，同时也扮演着从特殊的共同体迈向普遍人性（humanity）的必要中介。但马南也注意到，民族的政治形式在当代西方已经岌岌可危，“欧盟”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民族”和现代西方秩序的原则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紧张关系。现代西方秩序的原则是“同意”的原则，个人或团体只能合法地服从他们表达过同意的法律和制度，但欧洲各“民族”的边界却往往是由非民主的统治者和政权奠立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秩序所立足的普遍人性观念本就反对民族将公民身份建立在特殊的出身、语言、宗教和文化之上，而民族也难以和抽象化的个体原则并存，因为后者本身就倾向于瓦解一切政治共同体。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令“民族”和“民族主义”这两个词声名狼藉。而随着西方阵营在“冷战”中取得胜利，欧洲人更加相信仅凭个体权利就足以组织人类社会。可在马南看来，当下欧洲的危机，正是欧洲人无节制地贯彻抽象化原则的结果。正如马南在《超政治的世界？》一书中所表明的，当代欧洲人正试图以一种“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方式实现民主和人权，而民族愈发被视为一种过时的、压迫性的政治形式，是实现普遍人道主义的阻碍。欧洲人乐观地认为，有一种力量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这股力量就是“商业”。据说商业的前提就是个体之间的平等，而商业文明的扩张必然推动建立全球统一市场，最终消除一切政治的边界。
出于对普遍人性这一现代“宗教”的信仰，以及对商业力量的信任，欧洲人建立了“欧盟”。马南指出，欧盟被寄予的厚望，就是废除、克服民族形式，将欧洲合并为一个整体，以切断民族主义的根源。然而，欧盟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的确，欧盟的建立扩大了个人权利，但同时也削弱了公民权利—每个欧洲国家的决策愈发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愿，欧洲的命运越来越受到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的官僚机构的支配，这些都使欧盟的秩序丧失了代表性，也失去了其人民的认同。不仅如此，欧盟无节制地扩张其边界，试图将那些文化传统和政体形式迥异的国家都纳入欧洲的版图，但结果只是在欧盟内部埋下冲突和仇恨的种子——如今的欧盟，已经沦为又一个“帝国”。
马南真诚地发问，一种追求无边际的普遍性、“没有民族的民主”可能吗？人类可以只作为经济动物或道德主体，而不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忠诚成员而生活吗？或者借用卡尔·施米特的说法，人类有可能摆脱政治吗？所谓的经济竞争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极有可能是一种被伪装起来的政治支配手段。他提醒读者，欧洲人的真正自治恰恰需要以某种政治形式为前提，对普遍人道主义的追求也只有借助共同体的中介才能实现。民族国家之于现代欧洲，犹如城邦之于古希腊，它产生了统一体，从而造就了生命意义的框架，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产生了“共同的事物”。欧洲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恢复民族国家的尊严，确立自己有形的政治边界。
在《超越激进世俗主义》中，马南则反思了“中立国家”原则在欧洲的实践。在他看来，导致“虚假欧洲”的另一个因素便是如今盛行于西方的、无节制的文化多元主义。诚然，中立国家是西方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但马南强调，原初意义上的中立国家不等于“中立社会”，比如大革命之后的法国虽然在国家层面长期采取世俗主义的政策，但法国社会并没有因此彻底世俗化，而是长期以来都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烙印。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塑造美国政制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其中自然环境的作用不如法制，而法制的作用又小于民情。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建构中立国家的目的，是消弭因教派冲突而导致的分裂和内战，但国家政制的运作、共同体的团结又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民情作为支撑。马南的论述揭示了西方现代秩序的矛盾之处：自由主义的中立国家、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恰恰无法与西方的文明传统分离，其之所以能得到维系，也正是由于它没有将中立国家的原则贯彻到底。
但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欧洲人逐渐放弃了这种节制的态度，采取激进的世俗化方案，以维护个人和少数群体权利的名义，竭力推动文化多元主义，并视之为一种进步的举措。于是，一切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都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重。然而马南认为，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做出选择的权利，却不能强制他们认可这些选择本身。相反，如果所有的生活选择都必须得到每个人的认可，那么生活本身将变得无聊且悲哀，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个人选择将无足轻重且没有意义。不仅如此，无限度的多元亦使社会的共识濒于瓦解，民族共同体在无尽的分歧和对立中遭到撕裂。更有甚者，那些公开敌视现代原则的文化群体也得到了承认，甚至凭借其少数派地位而拥有免于被批评的特权。如今困扰欧洲的身份政治、差异政治、难民危机，都只有在这一框架之下方能得到理解，同样地，也只有通过对激进世俗主义的超越，才有可能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马南和其他参与署名“巴黎声明”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称如今的欧洲是一个“虚假的欧洲”，是因为当下的欧洲已经抛弃了曾经支持自己生长的政治和文化载体，欧洲人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之上的位置和身份。然而这并不仅仅是欧洲面临的问题，二十一世纪初，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发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他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激进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把美国从“民族熔炉”变成了“民族的马赛克”，使美国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性，长此以往，必然将美国带向文化的和政治的分裂。二十世纪末，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则提醒人们，对族群文化的过度强调，正在摧毁维系“美利坚是‘一个民族、一种共有文化、一个国家”这一认同的精神纽带。由此可见，马南所看到的欧洲的困境，实则是西方文明自身危机的体现。
与一些人的印象不同，作为“保守派”的马南并不反对现代社会的诸种价值，相反，他自视为现代秩序的捍卫者。但马南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视野使他得以跳出意识形态的藩篱，看到现代方案的内在困难：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便旨在建立一个普遍的开放社会，对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世界而言，这似乎已然成为一个不可撼动、无须反思的目标。然而，欧洲的现实却在提醒人们，一个拒绝一切中介和形式的普遍秩序带来的只能是虚假的普遍，同样，一个没有任何限度的开放社会也难以在它的“敌人”面前保卫自己。换句话说，现代秩序无法仅仅依靠現代价值维系自身，它不得不依靠某些前现代的遗产。对于西方而言，这些珍贵的遗产就是古希腊的政治形式和基督教的伦理原则。
马南虽然否认自己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煽动者，但他也认为，人们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民粹主义运动，仿佛只要给它贴上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反动”标签，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对马南和“巴黎声明”的其他作者而言，民粹主义只不过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尽管可能是一种不明智的反应，但它毕竟表达了人们对“虚假欧洲”的反叛，以及对重建一个“可以信靠的”、真实的欧洲的渴望。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马南对此也心知肚明，作为一名西方思想史的专家，他和他所服膺的托克维尔一样清楚，在现代性的汹涌洪流面前，任何一种保守主义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拦阻者”，面对时代车轮的轰鸣，他们的言论也不过是一些无人倾听的独白。而他们能够做的，无非是将古老文明的遗产保留下来，等待某天有人能够重新将它们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