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党史开展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涉及党史的主题主线、功能作用、评价方法等内容，蕴含着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党史的立场观点方法，既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即习近平党史观本身。学习研究习近平党史观，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原原本本。所谓“原原本本研究”，是指通过严肃认真地研读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在准确把握其时代背景、理论内涵、实践要求、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作出全面、完整、准确的阐释，切不可脱离原意进行自我解读和自我建构。“老实是科学的态度”，故而“原原本本研究”在本质上提倡的就是要老老实实做研究，踏踏实实下功夫，严谨科学地从事习近平党史观研究。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第一卷种种曲解之后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研究一种理论观点，搞清楚弄明白其原意是基本的、首要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是投机取巧，即有意识地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自说自话”；二是因为浅尝辄止、没有全面系统准确掌握而造成一些表面的、片面的理解。前者是思想态度或者说是价值导向上的问题，后者是因为功夫下得不够，但两者均不可取。毛泽东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研究史学理论更应当如此，历史研究“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把习近平党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探讨，就要遵循这一学理性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严谨求实的学风和科学的学术态度，忠于习近平相关论述的原意，坚持用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的学术理念加以研究和阐释，反对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肢解和误读。
历史观是史学的核心问题，以不同的历史观为指导，对客观的历史现象作出的评价和判断也不同。中共党史不仅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揭示近现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而且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科学。以正确党史观为指导，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科学精神的统一，是对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反之，如果党史观错误，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都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习近平党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党史研究中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会进一步成为指导研究者进行党史研究的科学的原则方法。比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六个不能”，就是哲学层面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以此为指导，研究者便可以从大量的、丰富的材料中间找到根本的东西，从而也就能够根据这些根本的东西来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会议、重大事件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一些在党史研究中被复杂的历史面貌“乱花迷眼”，或者受到错误思潮影响而误读党史等现象的产生，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原原本本掌握习近平党史观的精髓。而另一些在党史研究思路方法上遇到瓶颈、感到成果不尽如人意的研究者，同样可以通过原原本本研究习近平党史观，找到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比如在一些研究中出现的关于问题意识不够的问题。研究者常常习惯从历史文献中找问题，但当难以找到“真问题”时，就容易出现“炒冷饭”的重复性研究或者选题过于生僻冷门的情况。习近平党史观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问题不仅仅是从历史文献找到的，更是从当前的实践中来的，也就是回答好“时代之问”，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时代在进步，今天研究党史，就必须以新的时代高度来看待问题，“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按现在的观点任意改写当时的历史原貌，而是对历史原貌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和更深刻的领悟”。这种研究并不仅仅针对过去的事实判断有错误或解释不准确等情况。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对某段历史或者某个历史事件而言，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以及新的“时代之问”的出现，研究者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对过去被忽略的问题，对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习近平多次强调发挥党史教科书、必修课作用，强调要“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正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回答“时代之问”的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克敌制胜的法宝。习近平党史观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实践导向，启迪党史研究者不能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思想，而要关心现实生活，以历史与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野，从为解决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镜鉴的角度拓宽研究思路。
再如，一些研究中出现的零碎松散地堆砌史料、缺乏论述深度的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史料是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史料，就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但历史研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是把一件件细碎的史料一股脑儿堆上去，而对于各个史料之间的联系和它们的意义不给予充分说明，须知“真正的史学却决不是以剪贴为基础就可以建立的”。这种问题和不足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理论学习的缺乏有关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功底不深，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不能融会贯通地运用。习近平党史观极为重视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本人也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强调“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并围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等组织了多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党史研究同样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功底。只有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研究者在处理史料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点石成金，才能把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史论结合、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研究成果也就更能说服人、启迪人、吸引人。正如胡绳指出的那样：“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党史工作者对于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但不应轻视，而且要充分地认真地去加以研究”。
那么，如何对习近平党史观进行原原本本研究呢？
第一，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全面充分地读原文。这是必须完成好的一项基础工作。金冲及在总结自己的写作习惯时曾说：“首先，把主要的力量放在看材料上。通常是把80%的时间花在这方面，写作的时间只占20%。”习近平关于党史的论述，就是研究习近平党史观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研究习近平党史观和从事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样，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尽可能全面地去研读习近平的相关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包括习近平在党史、新中国史重要节点纪念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而且包括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各地调研考察、参观展览、专题工作会议、慰问群众、回信指示等各种场合中谈到的关于党史、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些重要观点；不仅包括各种已经出版的习近平的论述摘编、专题文集、综合文集，而且包括各种报刊的相关报道以及以习近平党史观为指导修订的通史类著作；等等。当研读材料产生了想法，也不是立刻就下笔成文，用习近平的论述来证明研究者自己的想法；而是要去找更多的内容来印证、深化和补充，进行综合研究、全面把握，直到把习近平对相关问题论述的精神实质弄清楚，再进行具体阐释。这样一来，既能有效地避免从个别词句出发导致貌似而神非的教条主义，也能防止一知半解就进行天马行空的自我阐发。
第二，要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方位理解习近平党史观。对任何历史人物、理论观点的理解和分析，都要放到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原原本本研究习近平党史观，必须深刻理解当前所处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深刻理解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如果不理解当前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就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忧患意识，不能理解他反复提的中国革命史、党史是营养剂、清醒剂等论断的深刻含义。如果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意义，就难以深刻领悟习近平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对党史作出一系列集中性论述，提出百年党史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概括的深远用意。同样，只有从当前面临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出发，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的高度审视，才能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要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什么反复强调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性。新征程上，我们尤其需要从党史中获得智慧和启迪，从党的伟大精神中获得鼓励和滋养，从而凝聚力量，团结奋斗。反映到具体研究中，这也是带有资政性质的党史研究和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研究成为最近几年研究热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把握住了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研究者也就找到了把习近平党史观和毛泽东、邓小平等其他领袖人物的党史观区别开来的一把钥匙。
第三，要注意蕴含在习近平党史观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习近平党史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化、拓展、创新的，要原原本本研究习近平党史观，既要关注其理论创新点，也要注意蕴含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以“大历史观”为例，从时间上的长如跨越百年、千年的深远历史眼光以及视角上的宽如纵横人类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全球视野来认识理解，固然是必要的，但习近平所说的大历史观，还有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深层内涵。一是强调“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论述就是具体体现。二是更注重历史创造主体即“人”在其中的作为，强调通过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总结经验、认识规律、把握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他在指导《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起草工作时也明确要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这些内容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原原本本研究习近平党史观，一定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根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便难以深入理解习近平党史观。
第四，要把习近平党史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起来理解。习近平党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史领域的具体展开，不仅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理论特质，比如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等，而且与习近平其他方面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原原本本研究习近平党史观，也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然于胸。这样在研究习近平党史观时，才能上下贯通、左右照应，更好地把握住习近平党史观的精髓要义，才能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习近平党史观。比如，习近平指出，“开展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历史自信”。研究“历史自信”这一问题时，就可以和“四个自信”的有关问题贯通起来。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得来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没有对党的历史的自信，也就谈不上“四个自信”。另一方面，历史自信源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丰硕成果，也反过来成为我们党具有历史自信的坚实底气。又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深刻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强调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也体现在习近平对一些党史问题的思考中。2013年7月，习近平在西柏坡考察调研时专门谈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和202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在写到“两个务必”时，都根据这一讲话精神作了完善和升华。再联系贯通百年党史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可以发现其中有多处关于自我革命的内容。决议不仅把“坚持自我革命”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整个决议揭示的就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深刻道理。
第五，要注重语言表述的规范性，特别是一些重大论断、专有名词等，要按照权威文献的最新表述进行，避免随意改动、主观臆造。2024年2月印发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等要求。以严谨的态度进行规范的语言表达是做好研究的基本功。习近平论述党史时采用的专有名词、作出的重要论断，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精准表述，是兼具政治性、科学性的高度理论概括。如果随意改动说法，很容易造成指代不明确，语言分寸把握不当等表达不精确的问题，不仅读起来感觉“差一口气”，而且容易给人造成没有必要的误解。有些写习近平党史观的文章，一读起来就知道功夫下得不够，就在于其说的都是“外行话”。有些研究者喜欢用一些看似“高端”的概念体现文章的学术性，也是没有必要的。并不是说用词越生僻、理论越抽象就显得文章越有深度，恰恰相反，用平实浅近的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反而是“大道至简”的体现。老一辈党史学者大多强调“写文章文字要尽量平实、干净”。习近平关于党史的论述，就没有诘屈聱牙的语言表达，都是用人们熟知的文字表达深刻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语言质朴，但意蕴无穷。当然，表述规范并不是说一字不能改动，只能照抄照搬。这是一种教条式的坚持，是以一种片面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的行为。研究者当然可以对习近平党史观进行合理阐释，但是这个阐释一定是深思熟虑的，是在把握习近平党史观理论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不是习近平党史观，而是研究者本人的党史观了。
“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原原本本研究习近平党史观，是对习近平党史观进行科学阐释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建立在严谨的学风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上，存在于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回答“时代之问”的努力中，离不开历史思维和理论思维的共同作用，是严肃的分析、充分的阐释和科学的研究。原原本本研究习近平党史观并以习近平党史观作为指导，将有利于党史学界进一步提高党史研究的自觉性和预见性，更好地树立起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党史学科的学术繁荣积极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茅文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