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分别是克罗齐与柯林武德的名言。这两句名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柯林武德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克罗齐的某些信念，包括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历史知识认识论以及史学的现实价值等等。事实上，克罗齐确实在历史哲学方面对柯林武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从更深层面来看，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不同，这种不同表明柯林武德对克罗齐历史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拟从柯林武德与克罗齐如何在学术上发生交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分享着哪些共同信念以及存在哪些不同等方面着手，对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历史观念的异同作一番辨析。
关 键 词：克罗齐 柯林武德 历史观念异同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和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都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两人在历史哲学领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经典命题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哲学方面，克罗齐和柯林武德都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以及思想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他们的历史观念是19世纪以来观念论者反对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以克罗齐为代表的意大利哲学家，在柯林武德哲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克罗齐在20世纪初期就为牛津大学的观念论者所熟悉，柯林武德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克罗齐著作的英译本。在历史哲学与美学方面，一些研究者把柯林武德当作克罗齐的追随者。柯林武德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与克罗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柯林武德在1943年早逝。①
克罗齐对柯林武德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主题，具体到历史哲学领域，克罗齐对柯林武德的影响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例如，诺克斯认为柯林武德的哲学立场在后期转向历史主义是由于克罗齐的影响。②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把柯林武德描述为克罗齐的追随者，并认为两者为历史知识提供了观念论者论述的典范。③丹图在《叙述与认识》中认为狄尔泰、克罗齐和柯林武德都是历史哲学观念论者的主要人物。④阿特金森认为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明显来源于克罗齐。⑤虽然诺克斯认为柯林武德后期哲学立场转向历史主义是由于克罗齐影响的这种观点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⑥然而，关于克罗齐与柯林武德之间的历史哲学具体存在何种联系，两者的历史哲学是否存在差异，却鲜有研究者涉及。彼得斯是目前为数不多对克罗齐与柯林武德之间的历史哲学联系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者。⑦本文在结合前人、尤其是彼得斯研究的基础上，就“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异同进行辨析，展现柯林武德在历史哲学方面对克罗齐的继承与发展。
一、克罗齐传入英国以及对柯林武德的影响
1908年柯林武德进入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实在主义(Realism)已经取代观念论(Idealism)成为牛津大学哲学界的主流，由T.H.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所开创的观念论学派已经走向衰落。⑧柯林武德师从实在主义代表人物卡里特(Edgar Frederick Carritt，1876-1964)，故而其早期的思想明显带有实在主义的痕迹。⑨然而，柯林武德却逐渐对实在主义产生不满并最终走向实在主义的反面，这源于柯林武德与实在主义者在某些观点上存在分歧。
首先，实在主义者缺乏历史思维和忽视哲学问题的历史维度。实在主义者对过去哲学家观点的批判缺乏历史依据，因为他们所批判的论点往往并不是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所拥有的。⑩柯林武德认为在缺乏历史思维的实在主义者看来，哲学问题是永恒的。虽然实在主义者也承认哲学存在历史，但认为哲学史就是众多哲学家对同一个问题回答的历史。(11)然而，哲学史仅仅是不同的哲学家尝试对同一个哲学问题回答的历史吗？柯林武德否定哲学问题是不变的，他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霍布斯的《利维坦》虽然都是政治理论著作，但两者讨论的“国家”(State)却具有不同的内涵。对柏拉图来说，“国家”一词的内涵是“城邦”，而霍布斯笔下的“国家”是17世纪的专制国家。实在主义者对历史维度的忽视，对柯林武德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因此，柯林武德认为实在主义者对历史维度的忽视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哲学问题的本质。
其次，柯林武德在方法论上与实在主义者存在着不同。长期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实践使柯林武德意识到获得知识的方法是通过问答。柯林武德通过考古实践重新认识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方法，即“知识只有通过回答问题获得，必须以正确的顺序提出正确的问题”。(12)而实在主义者却认为知识能够通过“直觉”获得：“牛津大学的‘实在主义者’认为似乎认知是一种对某些‘实在’的简单‘直觉’(intuiting)或‘理解’(apprehending)”。(13)虽然实在主义者没有否认心灵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但也没有认识到心灵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柯林武德认为在认知过程中心灵处于一种能动的状态，心灵本身参与到认知过程中。
最后，实在主义者认为认知活动与认知者的实践无关。认知活动仅是一种纯学术活动，本身不能对实践产生影响：“道德哲学仅仅是以纯粹理论精神研究的一个主题，主题研究完全不受其研究的影响”。(14)认知者在认知过程中并不能改变认识对象，认识对象是以一种客观独立的状态呈现在认知者面前，因此实在主义者认为认知活动并不能改变认知者的活动，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没有关系。与此相反，柯林武德认为认知活动与日常活动息息相关，历史与哲学“融通”的最终目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融通”。(15)
柯林武德在驳斥实在主义与构建历史哲学的过程中，克罗齐历史哲学起到关键的作用。柯林武德在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读书期间自学了意大利语，这为他日后接触克罗齐著作奠定了语言基础，因为克罗齐只懂得一点点英语。(16)1908-1909年间的假期柯林武德曾到威尼斯、佛罗伦萨、锡耶纳、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旅行，期间阅读了维柯的《自传》和《新科学》。(17)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柯林武德认真阅读了《新科学》一书，但我们从他在1913年翻译出版克罗齐的《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哲学》一书中表现出来的水平，可以确认他至少通过克罗齐很好地把握了维柯的哲学思想。(18)柯林武德曾说过柏拉图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而维柯对他的影响最大。(19)柯林武德的翻译成果不仅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20)而且对其自身的思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21)
柯林武德进入牛津大学的1908年恰好是克罗齐在国际上获得声望之时。哲学家拉斯达尔(H.Rashdall，1858-1924)、席勒(F.C.S.Schiller，1864-1937)和贝利(J.B.Baillie，1872-1940)对克罗齐在海德堡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哲学大会上的发言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英国哲学界首次了解到克罗齐的哲学思想。(22)然而，直到克罗齐的思想被引进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家对克罗齐等意大利哲学家思想的兴趣才日渐浓厚。其中，史密斯(John Alexander Smith，1863-1939)是把意大利哲学家思想引进英国，尤其是引进牛津大学的中心人物。
1909年史密斯在意大利旅行的途中无意间发现了克罗齐的著作，并立刻对克罗齐的思想产生了兴趣：“我在度假回来的途中发现自己在那不勒斯深受震惊，从那里的书店可以看出当地对哲学有一种广泛的兴趣，并且我买了两到三卷贝内戴托·克罗齐的著作，克罗齐这个名字我之前只是略有耳闻。我的意大利语并不是特别好，但我能够为自己翻译而获得一种新鲜和独立的观点而感到高兴，并且它们以学术的形式呈现。这些印象随着我对克罗齐的了解而加深。自此我成为阅读克罗齐所有著作的一个勤勉的学生，并且这里我希望就我从它们那里得到的启发和指导表示感激之情。”(23)通过史密斯，克罗齐的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开始在牛津大学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在这前后，克罗齐的著作也开始被翻译成英文。(24)
史密斯的《认知与行动》是一篇深受克罗齐哲学思想影响的论文，(25)这是史密斯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26)史密斯明显成为克罗齐等意大利哲学家在牛津大学最热情的拥趸，并兴起一场新的哲学运动——新观念论(New Idealism)。史密斯等通过关注康德、研究克罗齐等哲学家以及对历史学产生深厚的兴趣，与格林等为代表的观念论者区别开来。(27)史密斯促成了牛津大学在1923年授予克罗齐荣誉博士头衔，克罗齐在晚年说起这件往事时，称史密斯为他的老朋友。(28)虽然史密斯一生没有出版专著，但是史密斯作为一位优秀的老师，成功地在牛津大学向英国的听众介绍了克罗齐的思想。(29)
总体上，史密斯对克罗齐哲学著作持一种正面的评价，认为当代任何优秀的哲学著作都是来自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的南部。(30)史密斯对克罗齐等人著作的详细评论和全面理解表明他一直保持着对意大利哲学家思想的兴趣，而这种兴趣也能够在柯林武德的学术生涯中发现。佩勒认为，柯林武德至少在两个地方同意史密斯对克罗齐的理解：第一，历史学应该关注物理事件背后的认知事件。第二，人类的意识是历史的以及历史通过哲学思维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31)正是通过接受克罗齐等人的历史哲学，柯林武德获得构建自己历史哲学体系的思想源泉，尤其是在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一点上，柯林武德与克罗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在这种背景下，史密斯成为把克罗齐引进牛津大学、使柯林武德对克罗齐思想产生兴趣并深受克罗齐影响的哲学家。(32)1908-1912年柯林武德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史密斯处于从实在主义转向观念论的关键时期，再加上柯林武德钦佩史密斯，必然使柯林武德和史密斯一样分享着克罗齐的哲学思想：“柯林武德在1912年被任命为彭布罗克的讲师之后，他无疑是知道史密斯的。史密斯是一位在学院居领袖地位和在牛津大学有影响力的人，并且从这年开始柯林武德的日记(现在由特蕾莎·柯林武德·史密斯保存)表明一种友谊，即柯林武德成为史密斯在莫德林学院的客人，柯林武德带着史密斯与他的学生去伦敦用晚餐和上剧院，使柯林武德对史密斯的演讲和观点产生兴趣”。(33)正是通过史密斯，柯林武德一方面拓展了接触克罗齐哲学思想的渠道；另一方面，柯林武德最终与克罗齐建立起终生的友谊，直至前者在1943年早逝。对柯林武德来说，克罗齐对历史思想的重视是其哲学最大的特色，“简而言之，如果哲学家要理解哲学史，他就必须研究人类的一般历史，而一种忽视其自身历史的哲学只是一种重寻逝去已久的错误的哲学”。(34)而把历史学与哲学结合起来，正是克罗齐的优点：“他本人既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哲学家，又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历史学家，在他的每一次研究中，他本人都深切地感受到哲学与历史彼此之间先后从对方那里获得的益处”。(35)同样，柯林武德既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既从哲学与历史学的联系中得到益处，也从克罗齐那里获得思想源泉。
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克罗齐在50岁回顾往事时认为自己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1)在认识论中，提出哲学是方法论，而不是别的，但正因为它是方法论，它就是一切，它赋予了一切；(2)在历史理论中，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3)在美学中，艺术是抒情的直觉(和产生个人主义或个人化的文学和艺术史观念)”。(36)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的核心思想。该书是克罗齐精神哲学四部曲的最后一部，(37)是他史学理论成熟的标志性著作。克罗齐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人文历史”辩护，即“思想就把历史理解为人类的作品，看作人类智慧和意志的产物”。(38)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克罗齐关于历史学自律的完整表达。克罗齐历史哲学包括了把哲学定义为历史学的方法论，同时也表明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历史学的基础上。因此，克罗齐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即历史学是一门能够获得知识或真理的科学，这种定义使历史学高于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自近代以来一直被当作一切学科的典范。为了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知识类型，历史必须与编年史区别开来，而“当代史”相对于编年史而言就是真历史：“当我正撰写这一著作时，我为自己写的历史，就是我的写作思想，它必然与写作活动相联系。在此种情况下，称之为‘当代’极为恰当，恰因它同任何精神活动一样，是在时间之外(不分先后)、是与其相联系的行动‘同时’形成的，并凭借非编年史的而是观念的差异，而与行动相区分。相反，‘非当代史’‘过去史’是面对已成历史，因此是作为对此历史的评论而产生的历史，至于是几千年的古代史，还是刚刚一小时前的历史，则无关紧要”。(39)因此，历史知识就是一种思想活动，即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该种认识是主客观的同一，即“历史学家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及其所依据的概念”。(40)而编年史本身不是历史，他们是“死”的历史，或是历史的“尸体”。
然而，克罗齐断言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并不意味着编年史是无用的，而只是表明编年史不是历史。但编年史对历史学却是重要的，因为编年史作为沉默的文献，在历史学家手里——通过复活，能够再次成为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把“死”的过去，通过当下的活动把它们复活：“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它们唤醒。文明的原始形式既粗陋又野蛮，它们静卧着，被忘却了，很少被人关注，或被人误解，直到称作浪漫主义和王朝复辟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获得‘同情’，即是说，才承认它们是自己现在的兴趣。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所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41)因此，在“死”的过去如何重新变为历史的问题上，克罗齐认为通过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复活，也就是说是历史学家使有用的编年史变成真实的历史。如果历史学家手上没有能够用来复活的文献，那么历史学家将无法进行工作，因此编年史对历史学有存在的必要：“编年史不是真历史但有用；我们保存编年史以备将来使用，当一些历史学家为了让复活过去而理解这些编年史时”。(42)
历史学家为何要复活过去？或者说，历史知识对当下具有什么价值？克罗齐认为是生活或实践的需要：“若当代史直接从生活中显现，甚至习惯称作的当代史也直接从生活中显现，因为显然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由于过去的事实同现在生活的兴趣相联系，因此，它不符合过去的兴趣而适应现在的兴趣”。(43)复活过去以满足于当下的兴趣是历史学的归宿，克罗齐把历史知识提升为一种真的知识的地位，这与他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只是有用的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学家从当下出发，通过复活过去来满足当下的兴趣，使历史成为当下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历史知识成为实践的前提。克罗齐强调当下兴趣作为历史知识的归宿正好说明历史知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的核心。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是克罗齐对历史学的最后立场，即“历史学的自律”阐述的完成。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不仅仅为真，而且与生活或实践紧密相连。因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定义不但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同时也使历史知识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因此，柯林武德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克罗齐为“历史学的自律”辩护最终完成的体现，是意大利历史哲学的重大成就。(44)事实上，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柯林武德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刚一出版就买下了该书，不难想象，该书所阐述的历史观念对柯林武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柯林武德在一封给克罗齐的信中写道：“这篇文章是为英国读者而写的，英国读者都知道我是你的朋友和哲学的信徒：由此我没有提到你的历史观点中有一百个我同意的观点，相反我集中于第101个我不同意你的或者至少我相信是你思想的地方……我没有时间就一本我感到敌意满满的著作去写一篇文章；我只会写那些我无比同意的人”。(45)柯林武德在信件中提到的文章便是《克罗齐的历史哲学》，(46)虽然柯林武德在该文中主要是批判克罗齐的自然主义和其关于历史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看法，(47)但正如信件所表明，柯林武德另一方面也同意克罗齐的大部分观点，具体体现在柯林武德关于历史学的定义中。
作为心灵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柯林武德给出的答案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除了思想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成为历史知识的对象”。(48)该定义表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思想，同时也表明历史研究的特性，即作为一种思想活动，历史研究是一种主体思想与客体思想相结合的活动。思想是正确的历史学所探讨的主题，是与伪历史相区别的地方。柯林武德认为伪历史具有历史的外貌，但从本质上看却不是正确的历史，因为伪历史所处理的对象不是思想，使正确的历史与伪历史所区别开来的正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历史和伪历史都包括叙述：但在历史中，这些叙述是有目的活动的叙述，其证据包括他们留下的遗物(书籍或陶器，原则是一样的)，确切地说，就是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目的来思考它们，也就是说，理解他们的目的；在伪历史中，没有目的的概念，它们是各种各样的遗迹，它们种类不同必须被解释为能够按时间尺度排列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遗迹”。(49)显然，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根据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这种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明显不同。自然史不属于历史学，因为自然事物不是由人类所创造，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带有人类意图的活动。因此，虽然自然事物不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但自然科学史却能够成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因为自然科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不管有没有像自然这样一种与精神截然不同的东西，至少它不能够作为一种因素而进入精神世界。当人们认为它确实是能够，并且谈到(例如，我们看到孟德斯鸠就谈过)地理和气候对历史的影响时，他们是把某个人的或者人们的自然概念对他们行动的影响，误认为是自然本身的影响了”。(50)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思想的观点与克罗齐的观点类似，两者也认同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那么，紧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来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如何使获得过去的思想成为可能？柯林武德的回答是重演：“历史知识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演他正在研究的历史思想”。(51)柯林武德认为，重演过去的思想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思想必须被表达出来，不管是以书面的形式还是以其他人类活动的形式。(52)思想必须被表达出来还有另一层意思，即被表达出来的思想必须被保留下来。另外，柯林武德强调思想表达并不仅仅限于书面形式，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研究范围而摆脱了历史学研究仅限于文献的局限，这与他长期从事考古研究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史前史领域里，这种观念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其次，历史学家必须拥有重演其所研究思想的能力，“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再次思考自己试图解释的思想”。(53)如果历史学家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则意味着该工作需要等待有能力的历史学家来完成。而且柯林武德还着重指出，历史学家所重演的思想是客观的，这样就可以确保相对主义被阻挡在历史学的大门之外。思想被表达出来以及思想能够被重演，是历史学家获得历史知识的条件。该条件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自然科学家不需要获得自然事物背后的思想，自然科学家不关心自然界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因为那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不一样，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经验不存在时间上的限定，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没有过去和现在之分，过去与现在的经验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规律的例子：“各种观察和实验的科学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即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某一种类的所有事件中探测出永恒的或反复出现的特征”。(54)因此，自然科学由于存在普遍规律而使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可能，而使历史知识成为可能则是历史学家能够重演其所研究的思想。
显然，柯林武德认为“重演”是历史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在沃尔什笔下，存在两种历史学家用来证明历史知识成为可能的理论：符合论和融合论。拥护符合论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事实独立于历史学家之外，历史学家能够如实重建过去发生的事件：“在历史学中(假如能在任何地方的话)我们所涉及的都是事实，这些事实恰恰因为它们是过去的，所以就是固定的和确定的；这些事实是不能被任何夸张的想象力看作是以我们目前所思维着的东西为转移的。”(55)显然，柯林武德的“重演论”不属于符合论的范畴，正如他所指出的：“过去绝不是一件历史学家通过知觉就可以从经验上加以领会的给定事实”。(56)由于历史学家所面对的事实不能通过直觉加以领会，因此柯林武德认为历史事实“不能由验证来实现”。(57)那么历史学家依据什么条件才能够知道过去呢？柯林武德的答案是“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58)同时，柯林武德否认“重演”对象是独立心灵的客观存在：“思想永远不可能是单纯的客体。要了解另一个人的思维活动，只有根据这同一个活动在一个人自己的心灵里可以重演这一假定，才是可能的”。(59)
然而，如果思想仅仅只是主观的，就无法保证其真理性，因此思想必须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体：“它不能被置于思维着的心灵之前作为一种现成的客体，被认作是独立于那种心灵之外并且能就它的自身、就它的那种独立性而加以研究的某种东西。就‘客观地’便排斥‘主观地’这种意义而言，它永远也不可能被‘客观地’加以研究。它必须像它所实际存在的那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行动，而加以研究。而且因为这种行动乃是主观性(尽管不单纯是主观性)或者经验，它就只能以其自身的主观存在而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只能被思想者加以研究，而它就是思想者的活动或经验。”(60)因此，拥护真理符合论者认为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是主客观的关系、历史事实能够独立于历史学家的心灵之外的观点完全没有考虑到历史学家并不能如实复述过去。
那么，历史学家为何要重演过去的思想呢？其意图何在？柯林武德认为是为了当前的实践需要。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所重演的思想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历史学家当下所进行重演的思想与过去产生的思想是同一的，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避免了历史学滑向相对主义。第二，历史学家所重演的思想在另一层面上又存在着不同，即语境的不同。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可以保证在重演纳尔逊的思想时不会变成纳尔逊(当然即使变成纳尔逊也不是坏事，但是一旦重演的是希特勒的思想呢？)因此重演不是复述：“历史知识所重演的过去思想在当前思想语境下浓缩，使其与过去思想相区别”。(61)那么，如何区别这种不同呢，柯林武德的回答是通过历史问题的产生方式，即历史问题是不是由实践问题所引起，因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认识自身：“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更清楚了解我们被要求采取行动的处境”。(62)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单单重演过去的思想，那么在柯林武德看来只是“剪刀加浆糊”的形式，此类历史学未能对生活提供借鉴作用，从而印证了黑格尔的警示：“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是，没有人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63)唯有从当前的实践问题出发，把过去的思想纳入到当下的思想中，才能实现历史研究的目的：“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过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够思想那一思想。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通过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思想，那么他必定是具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所了解的那些历史的缩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时也就是对人类事务的认识”。(64)这段话表明柯林武德笔下历史学与哲学之间的“融通”宣告完成，完成了“历史学自律”的建设工作，从而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通”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历史学成为心灵科学奠定了基础。
不难看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明显受到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影响。克罗齐和柯林武德都同意历史研究是一种精神活动，都认为理解过去的前提是能够复活\重演过去，也同意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当下实践的需要。然而，虽然柯林武德与克罗齐分享着某些共同的信念，但是也存在某些不同，这些不同体现在柯林武德不同意克罗齐对历史与编年史之间的划分，也无法认可克罗齐在复活过去的限度上超出了人类世界的范围。究其原因，柯林武德认为是克罗齐自身所造成的，“存在着两个克罗齐，一个是实在主义者、二元论者、经验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的……；另一个是理想主义者的”。(65)柯林武德认为克罗齐的二元论，是他与克罗齐分歧的根基。
三、“历史学的自律”——从克罗齐到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和克罗齐都认为对过去的复活\重演是历史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但是，关于被复活对象的性质，柯林武德和克罗齐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柯林武德认为被复活的对象是思想，只是该思想被浓缩在当下的思想中。然而，克罗齐却认为被复活的对象不是思想，在它们被复活之前，它们只是编年史或者思想的骸骨。这种区分引起了柯林武德的困惑：“历史是思想，思想的尸骨是编年史。但是，思想有尸骨吗？如果有，它像什么？有机体的尸骸是一些不同于有机体本身的东西：对于像克罗齐那样的理想主义哲学家，这些不同于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依据它们我们能够给思想的尸骨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哲学定义吗？”(66)对于克罗齐来说，把历史与编年史区别开来的理论基础在于，精神具有两个组成部分：思想和意志。因为历史是思想，那么与编年史对应的就是意志：“编年史和历史不是作为两种互补或隶属的历史形式，而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得以区分。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67)为何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和编年史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事物，原因就在于克罗齐把精神划分为思想与意志两个部分。
克罗齐把精神和意志对立、把历史与编年史对立，把历史视为思想活动，把编年史视为意志活动。柯林武德认为克罗齐把精神区分为思想和意志是因为存在两个克罗齐：“一个是实在主义者、二元论者、经验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的，感兴趣于形式的差异且惯于引进二元论的或超验的术语；另一个是理想主义者的，他的整个生活是一场对超验和任何形式的自然主义者的战争，他清除了二元论，并且在一个具体或内在的统一体内重新结合了差异。克罗齐所著述的绝大部分是由二者之间的论争构成的，一方建立二元论，另一方取消它们，有时未必会取消”。(68)然而，柯林武德认为在哲学层面上并不存在历史与编年史之分，也不存在思想与意志之分，更不存在物质与心灵之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行动是外在和内在的综合体。(69)等待被历史学家重演的过去不是思想的骸骨，过去存活在当下，过去与现在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构成历史的并不是‘事件’而是‘历程’；‘历程’无始无终而只有历程的转化；如果历程P1转化为历程P2，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标志着P1的结束和P2的开始；P1并没有结束，它改变形式成为P2继续存在着，P2也没有开端，它以前就以P1的形式存在着了”。(70)因此，克罗齐对历史与编年史、思想与意志、心灵与物质的划分，在柯林武德的笔下被取消了，而柯林武德完成克罗齐未竟的任务——“历史自律性”的最终形成。
复活\重演过去的对象是什么？柯林武德认为是被表达并保存下来的思想。克罗齐同样认为能够复活过去，使这种复活的对象变成思想。然而，正如柯林武德告诉我们的那样，事实上存在两个克罗齐，因此克罗齐认为除了能够复活人类社会的事物外，还能够复活自然界的事物：“你们想理解新石器时代的利古里亚人或西西里人的真正历史吗？若可能的话，首先竭力使自己在精神上成为新石器时代的利古里亚人和西西里人；若无可能，或你们掉以轻心，你们就应乐于把那些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的头骨、用具、石刻加以描述、分类并排成系列。你们理解一根草的真正历史吗？你们首先竭力使自己成为一根草，若办不到，就应乐于分析其各个部分，甚至乐于把它置于一种观念的想象的历史中”。(71)柯林武德认为克罗齐以上的表述简单地取消了历史与自然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黑格尔所坚持的。(72)为何一根草能够被复活？一根草拥有思想吗？一根草是怎么思想的？当柯林武德写作《历史的观念》再次回到这个观点时，抱着对克罗齐的敬意，柯林武德的反驳坚定但略显温和：“一根草的成形和生长也是它本身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吗？我并不那么肯定。而当我们接触到一块水晶或者一块钟乳石的时候，我的怀疑就达到反抗的地步了。这些东西自身形成的过程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过程，但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并非由于我们自己缺乏历史同情心——寻找出任何的思想表现来都是枉然的。”(73)
为什么克罗齐认为一根草能够被复活？此时再次回到柯林武德先前对我们的提示是有益的，即存在两个不同的克罗齐，因此也就存在克罗齐对自然界的两种观念：“因此，对于克罗齐，自然就在一种意义上是真实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不真实的。如果自然是指个别事件，像它们所发生的而且被人观察到是在发生的那样，那么它就是真实的；但是在上述意义上，自然就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自然是指抽象的一般规律的体系，那么它就是不真实的；因为这些规律仅仅是我们用以整理我们所观察和记忆和期待的那些历史事实的伪概念”。(74)对克罗齐来说，重要的区别不在于自然与历史之间，而在于普遍与个别之间，如果自然被以个别的视角看待，那么与历史无异。相反，如果历史学家宣称要在历史中寻找规律，则是一个伪真理。因此，一根草能够被复活，一块水晶石也能够被复活，只要它们被以个别的形式对待。
柯林武德批判克罗齐把哲学降级为历史学的方法论。诺克斯认为柯林武德后期的哲学立场转向历史主义是由于克罗齐的影响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75)阿兰·多纳根(Alan Harry Donagan，1925-1991)、N.罗滕施特赖希(Nathan Rotenstreich，1914-1993)等哲学家认为柯林武德后期哲学立场存在剧烈的转变。而L.O.明克(Louis O.Mink，1921-1983)、L.鲁比诺夫(Lionel Rubinoff,1930-)、W.H.德雷(William Herbert Dray，1921-2009)和扬·冯·德·杜森(Jan van der Dussen)等人断然否认柯林武德后期的著作与前期(1924年开始)存在断裂。柯林武德后期的哲学立场是否转向历史主义目前尚有争议，但其1921年的哲学立场倒是肯定的，即哲学与历史学依然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拥有各自的方法与研究对象。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中把哲学当作历史学的方法论：“总之，一种图解的和简约的哲学是符合‘基本问题’的哲学；一种更丰富、更多样、更灵活的哲学应当符合作为方法论的哲学。后种哲学认为，不仅把握内在、超验、世界和另一世界的问题的是哲学，而且一切有益于增加指导性概念的遗产和对真实历史的理解，利于构建我们生活其中的思想实在的也都是哲学”。(76)柯林武德对此的反应则是“自然主义者克罗齐对理想主义者克罗齐的寓哲学于其内的胜利，和克罗齐自身兴趣中心从哲学向历史的转移”。(77)柯林武德断然拒绝克罗齐的做法。在1927年写给鲁杰罗的信中柯林武德还在抱怨自己越来越疏离哲学工作，“四个月来，我一直深入历史研究，在那里我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朋友和愿意合作的人；回归哲学意味着做一种在那里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逃犯的工作”。(78)
综上所述，虽然柯林武德对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所表达的观点没有完全赞同，甚至某些观点还相互对立，但是，不可否认，柯林武德接受了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的多数观点。例如历史学的研究性质与研究对象、历史学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历史学的价值。当然，影响不是被影响者对影响者思想原封不动地接受，如果是这样，柯林武德就称不上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柯林武德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把克罗齐的哲学思想浓缩在其哲学思想里。这个浓缩在柯林武德哲学思想里的克罗齐，事实上是柯林武德所重演并浓缩在柯林武德哲学思想里的克罗齐，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柯林武德才能宣称历史学与实践之间存在关联。
四、结论
柯林武德客观上受到克罗齐的影响与柯林武德在《自传》中没有对克罗齐点名致谢显得不合情理，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柯林武德为了显示自己的原创性而隐藏克罗齐的影响？答案显然不是。因为在柯林武德与克罗齐之间，我们无法用影响与被影响这种单向联系来定义柯林武德与克罗齐在思想上的关系，正如克罗齐所说：“对于思想世界来说，不存在你我的区分；这里仅有好想法和坏想法之分，并且好想法会取胜且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普遍”。(79)如果克罗齐此言非虚，那么作为仅比克罗齐晚一代且熟悉克罗齐著作与思想的柯林武德来说，势必也会同意克罗齐的观点并以此为实践指南。
虽然柯林武德在出版的著作中没有直言克罗齐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但克罗齐在牛津大学所受到的欢迎并以史密斯为首形成研究意大利哲学家的哲学团体，无疑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学术氛围，为其反抗实在主义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在实在主义占据牛津大学哲学界主流的背景下，克罗齐作为国际上著名的哲学家，除了受到观念论者的欢迎，实在主义者也表现出某种兴趣。克罗齐等意大利的哲学家把英国哲学家引向历史哲学这一领域起到关键的作用。意大利哲学家著作在英国的传播是柯林武德成为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家的关键，诸多证据表明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确实与意大利哲学家的历史哲学存在密切的联系。
积极吸收欧洲大陆的思想是英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取得繁荣的要素之一。克罗齐传入英国并对柯林武德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是众多实例中的一例。兰克促使英国史学科学化、法国实证主义影响英国史学研究、黑格尔在英国观念论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康德和克罗齐推动新观念论的发展，都是英国积极吸取欧洲大陆优秀思想的例子。柯林武德的哲学思想深受欧洲大量哲学家的影响，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等都是对柯林武德产生影响的代表。伽达默尔曾经这样写道：“柯林武德是一个‘脱离’英国本土环境的人；德文版下的柯林武德，‘他对我们来说不是陌生人’，像是一个从国外回到‘精神家园’的人”，(80)同样，一位熟悉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哲学思想的意大利学者也可以得出与伽达默尔一样的结论。
注释：
①Amedeo Vigorelli,"Lettere di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a Benedetto Croce(1912-1939)",Rivista di Storia della Filosofta(1984-),vol.46,no.3,1991,pp.545-563.
②[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原编者序，第6页。
③[英]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④[美]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周建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
⑤R.F.Atkinson,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London:Macmillan,1978,p.25.
⑥Alan Donagan,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6-12; Nathan Rotenstreich,Philosophy,History and Politics:Studie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Philosophy of History,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6,pp.22-26; Louis O.Mink,Mind,History,and Dialectic: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9,pp.12-16; Lionel Rubinoff,Collingwood and The Reform of Metaphysics: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0,pp.16-19; W.H.Dray and W.J.van der Dussen,"Editors' Introduction",in 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xv-xvi,pp.xxii-xxiv.
⑦Rik Peters,"Croce,Gentile and Collingwoo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in David Boucher,James Connelly and Tariq Modood(eds.),Philosophy,History and Civilizatio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R.G.Collingwood,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5,pp.152-167; Rik Peters,History as Thought and Action:The Philosophies of Croce,Gentile,de Ruggiero,and Collingwood,Exeter:Imprint Academic,2013.
⑧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Toulm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p.15-19.
⑨R.G.Collingwood,"The Devil",in B.H.Streeter and Lily Dougall(eds.),Concerning Prayer,London:Macmillan,1916,pp.449-475; R.G.Collingwood,Religion and Philosophy,London:Macmillan,1916,p.49.
⑩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22.
(11)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59.
(12)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25.
(13)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25.
(14)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47.
(15)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47.
(16)1923年克罗齐受邀在牛津大学演讲时用的是法语，这对未掌握法语的听众理解克罗齐的思想造成很大的障碍。参见James Patrick,The Magdalen Metaphysicals:Idealism and Orthodoxy at Oxford,1901-1945,Macon,GA: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5,p.xxiii.
(17)Fred Inglis,History Man: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76.
(18)某种程度上柯林武德同意接受克罗齐对维柯的解读。参见Admir Skodo,"Review of History Man: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by Fred Inglis",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Revue européenne d'histoire,vol.17,no.6,2010,p.920.
(1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原编者序，第5-6页。
(20)Harold Chapman Brown,"Reviewed Work(s):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Vico by Benedetto Croce and R.G.Collingwood",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vol.12,no.21,1915,p.581.
(21)Rik Peters,History as Thought and Action:The Philosophies of Croce,Gentile,de Ruggiero,and Collingwood,p.129.
(22)克罗齐通过参加第三届世界哲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而获得国际声望。第三届世界哲学大会超过300位哲学家参加，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作为大会主席发表致辞，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当时虽然疾病缠身，但也到场。克罗齐以意大利语演讲题为《艺术和纯粹直觉的抒情特征》("The Lyrical Character of Art and Pure Intuition")的论文。参见George Stuart Fullerton,"The Meeting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ilosophy,at Heidelberg,August 31 to September 5,1908",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vol.5,no.21,1908,pp.573-577.
(23)J.A.Smith,"Philosophy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tion and Reality of Self-Consciousness",in J.H.Muirhead(ed.),Contemporary British Philosophy:Personal Statements(Second Ser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5,pp.230-231.
(24)Benedetto Croce,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Douglas Ainslie(trans.),London:Macmillan,1909; Benedetto Croce,Philosophy of the Practical:Economic and Ethic,Douglas Ainslie(trans.),London:Macmillan,1913; Benedetto Croce,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R.G.Collingwood(trans.),London:Howard Latimer,1913; Benedetto Croce,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Douglas Ainslie(trans.),London:Macmillan,1915; Benedetto Croce,Logic As The Science of The Pure Concept,Douglas Ainslie(trans.),London:Macmillan,1917; 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Douglas Ainslie(trans.),London:George G.Harrap & Co.Ltd.,1921.在把克罗齐著作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道格拉斯·安斯利(Douglas Ainslie，1865-1948)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安斯利是第一个注意到克罗齐的英国人，并且获得了克罗齐所有著作的独家翻译权。柯林武德在1913年翻译出版的《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哲学》侵犯了安斯利的权利，为了避免被起诉，柯林武德再次翻译了安斯利翻译过的《美学》，并以安斯利的名义出版。参见T.M.Knox,"The Formative Years of R.G.Collingwood,By William M.Johnston",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19,no.75,1969,p.165.
(25)Adrian Paylor,"Hidden Footnotes:J.A.Smith,R.G.Collingwood and Croce's Conception of History",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Revue européenne d'histoire,vol.24,no.5,2017,p.8.
(26)J.A.Smith,Knowing and Acting: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26th November 1910(1st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10.
(27)James Patrick,The Magdalen Metaphysicals:Idealism and Orthodoxy at Oxford,1901-1945,p.xxii.
(28)G.R.G.Mure,"Benedetto Croce and Oxford",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4,no.17,1954,p.327.
(29)James Patrick,The Magdalen Metaphysicals:Idealism and Orthodoxy at Oxford,1901-1945,pp.52-53.
(30)Rik Peters,History as Thought and Action:The Philosophies of Croce,Gentile,de Ruggiero,and Collingwood,p.126.
(31)Adrian Paylor,"Hidden Footnotes:J.A.Smith,R.G.Collingwood and Croce's Conception of History",pp.10-11.
(32)Jan van der Dussen,History as a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Dordrecht:Springer,2012,p.14.
(33)James Patrick,"Is 'The Theory of History'(1914) Collingwood's First Essay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29,no.4,Beiheft 29:Reassessing Collingwood,1990,p.2.
(34)[英]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余伟译，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新史学》第3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35)[英]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第87页。
(36)Giuseppe Galasso,Croce e lo spirito del suo tempo,Mondadori:Milano,1990,p.201.转引自Rik Peters,History as Thought and Action:The Philosophies of Croce,Gentile,de Ruggiero,and Collingwood,p.41.
(37)Estetica come scienza dell'espressione e linguistica generale(1902); Zogica come scienza del concetto puro(1909); Filosofia della Pratica,Economica ed Etica(1909); 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1917).
(38)[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54页。
(39)[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3页。
(40)Rik Peters,History as Thought and Action:The Philosophies of Croee,Gentile,de Ruggiero,and Collingwood,p.65.
(41)[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11页。
(42)Rik Peters,History as Thought and Action:The Philosophies of Croce,Gentile,de Ruggiero,and Collingwood,p.65.
(43)[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4页。
(44)[英]柯林武德著，扬·冯·德·杜森编：《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以下对该书的引用都是出自该版本)
(45)Amedeo Vigorelli,"Lettere di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a Benedetto Croce(1912-1939)",p.551.
(46)R.G.Collingwood,"Croce's Philosophy of History",Hibbert Journal,vol.19,1921,pp.263-278.
(47)柯林武德声明撰写《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一文的任务是“与其说是阐述不如说是批判，那么我们将是挑选出他的某些观点，并以它们作为全部思想的典型加以检验”。([英]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第88页)而对《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的阐述则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体现，参见第199-202页。
(48)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10.
(49)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09.
(50)[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98页。
(51)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12.
(52)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11.
(53)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11.
(5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47页。
(55)[英]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75页。
(5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8页。
(5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8页。
(58)[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8页。
(5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84页。
(60)[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88页。
(61)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14.
(62)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114.
(63)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96.
(64)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p.114-115.
(65)[英]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第90页。
(66)[英]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第89页。
(67)[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8页。
(68)[英]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第90页。
(6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11-212页。
(70)R.G.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pp.97-98.
(71)[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76-77页。
(72)[英]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第97页。
(7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98页。
(7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96-197页。
(75)该转变具体表现为柯林武德在《形而上学论》中把哲学溶解为历史学，即形而上学是一门历史学科，参见R.G.Collingwood,An Essay on Metaphysic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0,p.49.
(76)[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94页。
(77)[英]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第98页。
(78)转引自Jan Van der Dussen,History as a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R.G Collingwood,p.192.直到1935年柯林武德还是持这种观点，参见James Connelly,"Was R.G.Collingwood the Author of 'The Theory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29,no.4,Beiheft 29:Reassessing Collingwood,1990,p.19.
(79)L.M.Palmer and H.S.Harris(eds.),Thought,Action and Intuition:As A Symposium on the Philosophy of Benedetto Croce,Hildesheim,NewYork:Georg Olms,1975,p.58.
(80)Hans-Georg Gadamer,"Einleitung",to Collingwood,Denken:EineAutobiographie,transl.Hans-Joachim Finkeldei(Stuttgart,1955),p.vii.转引自David Bates,"Rediscovering Collingwood's Spiritual History(In and Out of Context)",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1,1996,p.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