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燕歌行》是最具代表性的唐代边塞诗名篇。盛唐殷璠赞“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傅璇琮、孙钦善、刘开扬、蔡义江、徐永年、王兆鹏、戴伟华、顾农、姚大勇、王辉斌、俞士玲、王立增等学者皆有文探讨此诗。《燕歌行》开篇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著，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历来学者多引《史记·季布列传》载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之语，释诗中“横行”为纵横驰骋之意（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袁行霈等《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亦有学者据樊哙、季布事迹予以别解，说“横行”意味着恃勇轻敌（如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前贤时彦引经据典，各有精解。但是，若结合古代职官制度与朝廷礼仪、《燕歌行》对偶用律、高适本身的文化心态等方面深入探析，则《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及相关旨趣尚有新意可发覆：“横行”可理解为文武官员高居朝班、参谒天子的“横行之仪”，此诗句可见“适诗多胸臆语”之特色，蕴含着高适向往建功立业而致身朝堂、君臣遇合的理想情怀。
从职官制度与朝廷礼仪探析
理解高适《燕歌行》中“横行”，离不开具体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为完整一句，自需整体解读。其中“天子”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视角。也即诗中为何出现“天子”，并与“男儿”对举？若将二者对照，实即构成一种特定君臣身份序列与朝堂空间形态，关涉古代职官制度与礼仪文化，成为解析《燕歌行》意象空间与诗句意蕴的一个视域。
唐宋时期，朝廷文武百官与皇帝朝会，遵循特定礼仪与空间秩序，即“横行之仪”。唐代杜佑《通典·宾礼》记载“天子朝位”说：周制，天子有四朝：外朝、中朝、内朝、询事之朝。至唐，规定“文武百官朝谒班序”：中书门下（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各以官为序），供奉官（左右散骑常侍、门下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补阙、左右拾遗、通事舍人，在横班），若入閤，即各随左右省主。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在左）、殿中侍御史（在右）、通事舍人（分左右立），若横行参贺辞见（御史大夫在散骑常侍之上，中丞在谏议大夫之下）。御史台（御史大夫在三品官之上，别立；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别立）、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都防御使，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馀官兼者，各从本官班序。由唐代制度可见，五品以上高级朝廷官员才有横行常参皇帝的身份地位。
宋承唐制，相关制度及文献也可印证唐朝横行礼仪制度。脱脱等《宋史·礼志》记载“常朝之仪”说：唐以宣政为前殿，谓之正衙。以紫宸为便殿，谓之入閤。而外又有含元殿，非正、至大朝会不御。正衙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至北宋，制度规定：两省、台官、文武百官每日赴文德殿立班，谓之“常朝”。遇休假并三日以上，宰相、参知政事及免常朝者悉集，即“横行参假”，也谓之“横行”。并明言“横行参假”及“过正衙”之制是“沿唐之故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也称“旧制，凡连假三日而著于令者，宰相至升朝官尽赴文德殿参假，谓之‘横行’”。常朝、正衙、横行之仪在宋代不同时期偶有差异或废罢，但基本为朝廷常制。
从唐宋“横行”制度礼仪来看《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横行”当然可理解为由文治武功进身朝堂、常参皇帝，乃是一种深为当时士人及天子所重的朝廷高级官员班序。
从《燕歌行》对偶用律解读
《燕歌行》为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旧题，有不少名家创作。由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来看，唐以前，如魏文帝曹丕、西晋陆机、南朝宋谢灵运、谢惠连、梁萧子显、萧绎等人，主要写游子思妇之情。而北周王褒、庾信等人有明显变化，主要写征戍怨刺。至唐代，如高适、贾至、陶翰等人，多写东北边地战事与戍边将士艰辛。
汉魏六朝以来，随着骈文兴起，古体诗也多用对仗。《燕歌行》虽为古体，但有些作品就比较讲究对偶用律。如梁萧子显《燕歌行》“五重飞楼入河汉，九华阁道暗清池……洛阳城头鸡欲曙，丞相府中乌未飞”；萧绎《燕歌行》“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到高适《燕歌行》，不仅在主题上更进一步，成为最典型的边塞诗作，在对仗上也尤多而精彩。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就指出“此诗多偶对句，功力深，笔力亦到，非他人可及”。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也称其为唐人七言歌行中运用律句很典型的一篇。高适《燕歌行》精于对仗，构成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我们从对偶角度解读其诗句意蕴的一个途径。
具体来看，高适《燕歌行》中，在“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后，还有如“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等，皆非常工整。“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句式为“二二一二”，其中“男儿”对“天子”，“横行”对“颜色”，对仗工整，构图突出，画面感、空间感很强。值得注意的是，唯有将“横行”释为名词性的朝廷官员班序，方与名词性的“颜色”对仗严整。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释此句“颜色”说：《论语·泰伯》：“正颜色，斯近信矣。”谓容色也。孙钦善《高适集校注》说“赐颜色，指褒奖宠赏”。袁行霈等《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也释“赐颜色”为“给好脸色看。此指礼遇、器重”。可试想，在君臣朝会之际，上有恩威并重、温颜垂询的天子，下有班序严整的百官，特定朝堂空间画面，即展现在“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中。建功立业，常参天子，君臣遇合，治平天下，正是传统儒家文人的最高政治理想。但若将此处“横行”释为动词性的“纵横驰骋”，则无论是其词性、对仗，还是诗句空间画面，都有一定错位之感，不够完美契合《燕歌行》全诗对仗工整、构图突出的特点。
从高适本身的文化心态求诂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论“君臣相遇，古人谓之千载”。初盛唐国力日盛，士人普遍追求人生功业与治平理想。司马光《资治通鉴》称唐代边帅“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万里长征、归报天子乃是唐代很多文人热切向往的巨大成就。初唐魏徵《出关》就说“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刘希夷《从军行》说“天子庙堂拜，将军玉门出”。盛唐时期，王维《从军行》说“日暮沙漠垂，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李白《出自蓟北门行》说“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说“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唐代特定的时代风气及高适本身的文化心态，成为求诂《燕歌行》诗句意蕴的又一视角。
高适出身世代为宦之家，其父官终韶州长史。他“以功名自许”（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高适传》），但早年怀才不遇，四方干谒，游历梁宋、蓟北等地。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他赴京应试，未中，归居宋州。期间他作《别韦参军》说“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又叹“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备见追求功业、遇合明主的理想情怀。就在开元二十三年，时为幽州节度使的唐朝名将张守珪大败奚族、契丹，拜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但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人被反叛的奚族所败，张守珪隐其败状，后事泄。高适《燕歌行》序称“感征戍之事”即指此。高适作此诗时，正值人生不遇之际。正如殷璠所说“适诗多胸臆语”，其《燕歌行》“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就如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皆为“胸臆语”，表现出希冀君臣遇合以治平天下的情怀。因此，高适《燕歌行》“横行”之句，理解为建功立业以进身朝廷班序，常参天子，实现安社稷、济苍生的人生理想，是符合其特定心态及时代价值观念的。
总之，所谓诗无达诂，本文并不否定各种既有解释和观点，而是以一种文学文化学视角，深入诗句文本、作家心态及相关历史文化语境，进一步发掘高适《燕歌行》这一唐代边塞诗压卷之作的丰富旨趣与文化意蕴。
（作者：铁爱花，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