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代。在唐朝的民族关系链条中，吐蕃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一环。唐朝初年，松赞干布（本名“松赞”，汉文史籍译作“弃宗弄赞”）建立起统一的吐蕃王朝，并于贞观八年（634）与唐朝取得联系。此后，唐朝与吐蕃往来密切，双方经历了多次和亲与冲突，直到长庆会盟后达成了长久的和平。唐朝与吐蕃的交往与互动几乎贯穿了唐王朝历史发展的始终。伴随着唐朝与吐蕃的频繁往来，双方在文化上相互影响乃至最后融合，这个过程是形成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大基础。唐、蕃交往与文化融合发生的主要空间，先是从长安到逻些（今拉萨），安史之乱后吐蕃曾占领敦煌，文化交融的中心随之移至敦煌。
唐初两次和亲：唐朝文化从长安传入逻些
贞观八年，吐蕃使者第一次到达长安，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接待，紧接着太宗派出行人（唐朝外交官）冯德遐回访吐蕃。贞观十二年（638），松赞干布遣使向唐朝请婚，没有得到太宗的应允。但松赞干布不愿放弃，终于使太宗同意了和亲之事。贞观十五年（641），吐蕃大论（即宰相）禄东赞来迎公主，文成公主带着陪嫁队伍从长安出发，浩浩荡荡前往逻些。公主之行正式开辟了长安到逻些间的“唐蕃古道”，官方开始在沿途设立驿站，不仅使节往来更为频繁，路上的商旅和僧众也多了起来。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在唐、蕃两地流传开来，至今仍是汉、藏人民共同传唱的佳话。
现代人对唐、蕃关系的认识多停留在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联姻上，其实在和亲背后，文成公主带往吐蕃的物质文化及唐朝书籍的影响更为深远。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所携的嫁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非常多：各种日用器具、珍宝、金玉、丝绸、服饰；吐蕃没有的蔬果种子、药材和香料；工匠、乐队以及佛经、医书和中国古代典籍。从器物到植物种子，从匠人到乐人，还有包罗古代中国文化的书籍，这虽然是唐朝文化首次输入吐蕃，却是全面而深入的。据说文成公主入藏后为修建大昭寺提供过建议和帮助，自己还主持建造了小昭寺，自此汉地斗拱式屋檐等建筑风格也在西藏高原流行起来，迄今不衰。
据《旧唐书·吐蕃传》，松赞干布在河源初迎文成公主时见唐朝的服饰礼仪甚美，惊叹之余“有愧沮之色”。他与公主成婚后更是“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带头在蕃廷推广起唐朝文化。紧接着，吐蕃派遣贵族子弟入长安学习，并延请唐朝文人入吐蕃“典其表疏”，主动输入唐朝文化。在长安学习的吐蕃子弟中，最出名的是仲琮和论钦陵。仲琮年少时曾在长安“诣太学生例读书”，史载高宗时他代表吐蕃出使长安，面对皇帝的各种询问都能应对得体。而另一位论钦陵后来当上了吐蕃的大论，唐人称这些外蕃子弟“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从而“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册府元龟·谏诤部·直谏十一》）。唐朝的服饰、语言、礼仪以及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随着学成归蕃的吐蕃子弟传入了逻些。社会生产层面，吐蕃也不忘引进唐朝各类先进手工业的匠人，高宗嗣位之际，松赞干布遣使“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均得到了批准。（《旧唐书·吐蕃传》）
武则天统治时期吐蕃也曾请婚，可随着时任赞普的赤都松英年早逝，婚事便被搁置。直到中宗复位，吐蕃再发和亲使，双方才重新定下第二次和亲。这次联姻的主角是金城公主，她的嫁妆依然丰厚：数万匹锦缯、杂伎和各种工匠；医药、卜算等书籍，还带去龟兹乐、《秦王破阵乐》等唐代音乐。值得一提的是，现今在拉萨仍能看到部分唐代乐器。
金城公主入藏后成为唐蕃交往的一个重要媒介，尤其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与吐蕃在西北边境时战时和，每次请和或会盟都是借金城公主的名义向唐朝提出的。这一时期吐蕃继续扩大对唐朝文化的输入，开元十八年（730）还以金城公主之名向唐朝求取《毛诗》《礼记》《左传》《文选》，汉地儒学开始系统地传入吐蕃。
吐蕃占领敦煌：唐、蕃文化的交织与融合
天宝十四载（755）年底爆发的安史之乱打断了唐朝与吐蕃间的平衡关系：唐王朝集中力量镇压安史叛军用了八年，再往后又需面对藩镇的种种问题；吐蕃则趁着唐朝无力西顾之机逐步占领了原属唐朝管辖的西北大片土地。广德二年（764）吐蕃占领河西节度使驻地凉州（今甘肃武威），切断了河西、西域与唐中央的联系。接着吐蕃占河西诸州，最终在贞元二年（786）占领沙州。唐朝的沙州就是敦煌，它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一直是商旅往来、各民族和文化交融的重镇，在吐蕃占领期间依旧保持了经贸、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中有不少吐蕃占领时期的官文书、社会经济文书和佛教文书，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一窥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社会实况。
吐蕃对敦煌的统治开启了唐朝与吐蕃文化的大融合时期。吐蕃在占领初期先保留了一段时间唐朝的乡里制，但不久又改变政策，将本土“部落”、“将”的基层组织推广到包括敦煌在内的广大占领区。吐蕃在敦煌等地推行政令时，也吸收着唐朝在河西地区的管理制度。吐蕃王朝最早的税收是征发“大料集”（主要是征发户丁、粮草和兵马，划定负担范围等），吐蕃统治河西期间改为征收“突税”和“地子”，实质上是承袭于唐朝的户税和地税。这期间吐蕃的司法制度更是从内容到程序都借鉴了唐制，有学者指出新出现的“上诉”制就来源于汉唐以来的司法制度。除此之外，吐蕃还引入唐制完善了自身的告身及驿传等制度。
这一时期吐蕃的赞普是赤松德赞，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佛教于779年代替苯教成为吐蕃王朝的官方宗教。此后历代赞普都推崇佛法，佛教在吐蕃的信众增长迅猛。敦煌作为一个佛教文化兴盛之地，自然地成为吐蕃人前往祈福和修行的重要目的地。我们从敦煌文书中看到，吐蕃本土的统治阶层，甚至王室成员诸如太子、王妃都在敦煌做过抄经祈福之事。吐蕃著名译经高僧法成以及赤祖德赞时期的僧相钵阐布也远赴敦煌兴佛。敦煌的名僧昙旷曾受学于长安，吐蕃占领敦煌后赞普慕名遣使问惑于昙旷，得法师口述《大乘二十二问》。另一位敦煌禅宗大师摩诃衍更是亲往逻些传法，影响非常大。
敦煌莫高窟中也留下了不少吐蕃占领时期修建的洞窟，如莫高窟第93窟、第159窟、第359窟和第361窟等。这一时期敦煌的壁画，一方面有很多传自中原的佛经故事经变，具有代表性的是描绘《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经变画，还有从唐朝输入吐蕃的文殊菩萨五台山圣迹图；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吐蕃的艺术风格，例如千手千钵文殊菩萨变相等密教图像，以及明显的波罗艺术风格。壁画中大量出现身着吐蕃服饰的男性图像，同时保留有着唐装的女性形象，两种服饰文化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共存。逻些与敦煌跨越了距离，通过文化交融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阶段，吐蕃的社会文化风尚也吹进了长安城。唐宪宗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篇反映社会流行妆容的诗歌《时世妆》，内有“乌膏注唇唇似泥”、“斜红不晕赭面状”的描绘，将嘴唇涂成黑色以及在脸上涂红褐色颜料都是典型的吐蕃妆容。安史之乱后吐蕃在军事上展露了强劲的势头，加上唐、蕃关系在宪宗统治期间的趋好，吐蕃的文化在长安被更广泛地传播。
穆宗即位后唐、蕃再次约和。长庆元年（821）十月，唐、蕃在长安举行会盟，史称“长庆会盟”，此后双方实现了长久的和平。长安的会盟仪式完成后，唐朝派大理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前往吐蕃。长庆二年五月，在逻些举行第二场仪式，吐蕃大论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出席。双方还将盟约刻石为证，分别在长安和逻些立碑。拉萨的长庆会盟碑迄今保存相对完好，历经千年见证着汉、藏关系的友好。刘元鼎出使之事备受唐、蕃两方的重视，他前往吐蕃的路线、在蕃廷的见闻都前所未有地被官方记载下来，甚至还收入了正史。据《新唐书·吐蕃传》，唐朝使团在逻些受到隆重的款待，他们初抵蕃廷就被安排了宴请：“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可见当时的蕃廷已经非常熟悉唐朝的礼仪与伎乐，与唐朝本土几乎无异。
归义军时期：唐、蕃文化交融在敦煌的延续
大中二年（848），敦煌爆发以张议潮为首的起义，驱逐了吐蕃军阀。紧接着张议潮遣使长安，重归唐朝，大中五年（851）被唐宣宗正式册封为“归义军”。敦煌历经张氏归义军政权、西汉金山国（张氏所建，后改为“敦煌国”）、曹氏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至1036年被西夏占领，这段时期都可以归为“归义军时期”。
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张议潭（张议潮之兄）就亲身入侍长安，敦煌与长安间恢复了持续的往来。张议潮在起事两年内接连收复沙、瓜、肃、甘、伊五州，局势稳定后便着手废除吐蕃的部落、将制，重建唐朝的州县、乡里制。因为张议潮起义高举的是归唐的旗帜，所以归义军政权在各项治理措施上都推动着唐朝制度的恢复。但此时的敦煌经历了吐蕃长达62年的占领，当地及河西其他地区仍留有大量的吐蕃移民，吐蕃的影响自然也延续了下来。首先在官制上，归义军废除了吐蕃在敦煌的“乞利本”、“节儿”等军政长官，改用唐朝的节度使、长史等职官。赋税制度上，归义军政权向百姓改收“地税”和“地子”，实为户税和田亩税，也是唐制与蕃制的混合。敦煌地区的僧官，在名称上从吐蕃时期的“都教授”、“教授”，恢复为唐朝的旧称“都僧统”、“僧统”，实质上更接近于吐蕃时期的职能，只是僧官的权力变小，不再参与世俗社会的治理。文化教育上，归义军政权恢复了唐朝的官学制度、允许民间私学存在，但也保留了吐蕃时期的寺学（吐蕃时期的教育由佛教寺学垄断）。
归义军时期汉、藏文化的合流，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造像中表现得更为直观。归义军时期的石窟，有一部分是吐蕃时期开凿，后来续修完成的；另一些则是归义军时期独立开凿完成的。归义军时期开凿的洞窟会刻意模仿早期的唐朝石窟形制，再次出现大型洞窟（吐蕃时期均为中小型洞窟）；另一方面却在壁画中大量沿用藏传绘画和波罗艺术风格，甚至出现了比吐蕃时期更加纯正的波罗艺术风格造像，典型的如莫高窟第14窟卢舍那八大菩萨像曼荼罗等多铺造像。归义军政权建立后虽然大力复兴唐朝文化，但敦煌的大族在吐蕃占领时期接受了蕃地文化的熏陶，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实现了深度的融合。
唐朝与吐蕃先是通过和亲实现了文化从长安到逻些的传播，经过后续的冲突与会盟，以及吐蕃在西北地区的治理，唐、蕃文化进一步在敦煌汇聚。以长安、逻些和敦煌为中心，不同文化在多线传播中互鉴、融合，然后散播到更为广阔的西北、西南地区，与其他各族文化一起奠定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作者：郑红翔 郑炳林，分别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讲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