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学艺术》一书的编者引言。这本书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中的最新编译成果，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纂本书是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需要。书中精选了经典作家论述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问题的著作、文章、手稿、讲话和书信；除此之外，编者还从卷帙浩繁的经典文献中摘录了有关文艺、美学和文化问题的论述，并作了必要的梳理和适当的编排，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经典作家在这个重要领域的丰富思想和精辟见解。本文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力求清晰地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来源，进而系统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的划时代变革和历史性贡献，强调他们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科学地总结文艺实践的丰富经验，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遗产，深刻地揭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功能和评价标准，从而形成了一个精审缜密、恢弘深湛、开放包容、历久弥新的科学体系，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事业指明前进的方向、注入强劲的动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唯物史观 文艺理论 文艺实践
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广泛影响，实践证明，艺术是人类在精神上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文艺在世界各民族中备受关注；围绕文艺的基本性质、产生根源、美学特征、社会功能以及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和论争，由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形成了众多流派。事实证明，迄今为止唯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科学地、系统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深刻揭示了文艺和美学领域的客观真理，从而将人们对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为适应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需要，我们编纂了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学艺术》。本书精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述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问题的著作、文章、手稿、讲话和书信等共55篇，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文献30篇，列宁文献25篇。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卷帙浩繁的经典著述中摘录了散见于各处的有关文艺与文化的论述，并作了必要的梳理和适当的编排，以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经典作家在这个重要领域的丰富思想和精辟见解。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律、社会价值和发展方向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优秀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遗产，科学地总结了文艺活动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文艺事业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东西方各国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文艺家、美学家曾就文学艺术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过广泛深入、持续不断的探讨。他们关注的领域涵盖文艺的所有门类及其表现形态，涉及的问题包括文艺活动的各个环节及其发展历程。他们努力揭示文艺的性质和特征、阐述文艺的起源和流变、解析文艺的功能和影响、品鉴文艺的风采和境界，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文艺理论，其中不乏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些思想遗产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对推动各民族文艺实践和美学理念的演进起过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明进步也产生过积极影响。
然而从整体上看，以往的文艺理论研究者明显地存在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在考察文艺的性质、特征、功用和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远离“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远离“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而没有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不可能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得出切中肯綮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在文艺理论领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人类历史上才第一次有了严谨、系统、科学的文艺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立而逐步形成的。这是欧洲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文艺领域，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创作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以巴尔扎克及其《人间喜剧》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与此同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民族与地域的界限被逐步打破，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而“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学艺术领域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面对范围如此广阔、情况如此复杂、影响如此深远的变化，那些在欧洲文坛和学界久负盛名、备受尊崇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体系，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抑或是德国古典美学理论以及其他各种文艺思想，都无法从根本上完整准确地回答有关文艺发展的时代之问。
马克思说过：“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涉及文艺理论和实践的精神领域，时代发出的“最实际的呼声”就是要求人们全面地揭示文艺的本质与规律，科学地阐明文艺实践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清晰地分辨传统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影响，完整地论述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质，有力地引导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逐步形成适应人民群众需求、鼓舞工人阶级斗志、反映历史发展方向、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新文艺。
积极回应这些要求，主动完成上述任务，是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面临的庄严使命，也是时代对进步的、科学的文艺理论研究提出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在这个伟大历史潮流中应运而生的科学理论。随着时代变迁和文明进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在社会变革和文艺活动的实践中不断丰富、持续深化。
二
在19世纪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形势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导师，担当起了创建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任。
他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个历史使命，首先是因为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文艺理论研究置于科学的思想基石之上，从而彻底摆脱了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羁绊；其次是因为他们密切关注文艺发展的悠久历史和最新趋向，重视文艺实践在人类进步事业中的作用与影响，探究进步的文艺活动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关联，并结合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一切进行深入考察；第三是因为他们毕生热爱文艺，不仅在青年时代怀着激情进行过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而且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广泛涉猎欧洲历代杰出思想家、文艺家、美学家的著作，认真研究千百年来的欧洲文学史、艺术史，因而具有广博的美学知识、深厚的文艺修养、敏锐的审美悟性和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科学地评析、批判地继承欧洲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的丰厚遗产，深入地考察现实社会的文艺活动，及时总结刚刚兴起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艺创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见解，为新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文艺和美学方面的理论专著，但是，在他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以及大量的时评、书信、演讲、手稿、笔记和批注中，蕴含着精湛的文艺思想和美学创见；而正是这一点，生动地折射出他们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显著优势和鲜明特色：他们对文艺问题的考察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也不是学究气的、教条式的、概念化的，而是同关注人民斗争实践、创立科学理论体系、推进人类解放事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同深入研究既往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他们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凭借丰富鲜活的实践经验、恢弘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广博丰厚的百科知识来探究文艺问题，所以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文艺的本质、规律和特征，深刻地揭示文艺的价值、功能和影响。
不仅如此，在文艺理论与美学的各个重要分支领域，他们也都勇于除旧布新、别开生面，善于融通古今、超越前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是一个精审、缜密、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中蕴涵着一系列意义深远、主旨鲜明、逻辑严谨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彼此呼应，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使整个体系彰显出科学真理的蓬勃生命力和巨大感召力，让历史永远铭记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不朽贡献。
（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使文艺理论研究冲破历史迷雾，找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遵循。
唯物史观透过繁芜丛杂的社会现象，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各种各样的现实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被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进程所证实的真理。恩格斯指出，这个基本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确实，正是依靠这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同时凭借分析复杂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澄清了以往文艺理论中存在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谬误，为构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指明了符合历史规律的方向和途径。
（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文艺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阐述了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一样，文艺归根结底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发展进程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也必然相应地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实践证明，文艺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但是，正如恩格斯郑重指出的那样，倘若把经济因素的作用加以曲解，说它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就会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反复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阐述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实践证明，文艺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反作用。革命的、进步的、健康的文艺作品，能够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反映、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对革命事业的热情讴歌、对远大理想和高尚品德的真诚礼赞，启发人们认识社会前进的方向、领悟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产生激浊扬清、惩恶扬善、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积极作用，有力地促进经济基础的变革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而那些粉饰腐朽制度、颂扬反动阶级、鼓吹历史倒退、迎合低级趣味的作品，则必然产生阻碍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消极影响。
（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文艺的特点，阐述了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对人类在精神上掌握世界的方式进行过深入研究，认为这样的方式至少有四种，即理论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和实践的方式。他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可见，艺术作为人类在精神上掌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区别于理论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的特殊性。文艺是文学艺术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社会生活所作的反映（包括用艺术的方式再现、诠释、提炼和评价社会生活的内涵），是凭借艺术创造、通过艺术形象、运用艺术语言对社会关系进行的整体把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优秀的文艺作品是对现实的真切而又深刻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简单机械地摹写各种表象，而是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按照这个规律，进步的文艺家必须对社会关系和矛盾运动进行深入考察，对时代精神和发展趋势作出准确判断；同时，文艺家必须具有较高的创造能力，善于发挥艺术想象力的作用，善于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善于运用富有独创性和感染力的艺术语言，善于探索并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因此，在论述文艺的特点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着重指出其鲜明的实践属性，而且突出强调其特殊的审美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全面掌握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还必须进一步深刻认识文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关系。他们强调，文艺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总体上是平衡的，但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的文艺都有自身的历史继承性，都是以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思想资源和历史传统为出发点和前提的。恩格斯在谈到哲学的历史继承性时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文艺领域的情况也同样是如此，这就使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方式和特殊的运动规律，因而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完全同步。
鉴于这种不平衡性，同时鉴于文艺与经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情感因素等一系列中间环节，人们不可能根据经济基础的状况，对文艺作品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产生和变化的原因直接作出一一对应的说明。因此，决不能机械地、孤立地、僵化地看待经济基础和文艺之间的关系，而应当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下，根据客观事实进行细致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尊重和运用文艺实践的内在规律，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首次提出了“艺术生产”的范畴，并联系各个时代文艺发展的实际，阐明了这一范畴的实践基础和科学内涵。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了有关艺术生产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见解，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就会发生分化，形成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种类型；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艺术生产属于精神生产领域，与物质生产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从总体上说，艺术生产受物质生产的制约；但艺术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又有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事实证明，一定的艺术形式只有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才会萌生，并且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能达到较高水平、产生深远影响；归根结底，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一旦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生产的影响；而文学艺术家的身份也随之有了二重性：他们一方面是非生产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劳动者。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考察，基于对艺术创作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十分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文学艺术家才能彻底摒弃其二重性身份，成为不受物质利益的钳制和驱使而真正进行自由创作的人，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才能彻底摆脱资本的桎梏，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造性活动。
（四）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构建并阐明了关于人的科学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理论领域的革命性变革。
文艺作品的创作者是人，鉴赏者和评论者是人，描写和刻画的主要对象也是人。因此，如何全面解读人的思想、情感、行为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如何准确定义人性和人的本质，就成了文艺理论界各家各派长期争论的焦点。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唯心主义思想在文艺理论领域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研究有关人的问题时，各种学派歧见迭出，但有一点却如出一辙，那就是他们都从概念、理念、观念出发，或从愿望、设想、印象出发，总之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这种考察方式背离了客观事实，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物，人具有哪些特性？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切身问题，却又是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正确解答的理论命题，以致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慨然长叹：“在人类所有的各种知识中，对我们最有用但是是我们掌握得最少的，是关于人的知识。”
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这个涉及“人”自身的历史性难题才得到圆满解决。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剥削阶级鼓吹的唯心主义抽象人性论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要研究与人相关的各种问题，就必须“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针对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对“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做了清晰的界定和说明，他们强调：“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这些无可辩驳的科学论断，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而为人们打开文艺宝库之门，正确认识文艺的对象、本质和内在规律提供了钥匙。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自然进化和社会演变的产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人类的劳动实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理论研究应当真实反映人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反映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文艺理论研究必须从投身劳动实践的现实的人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讲明审美意识、审美活动和文艺作品产生的根源，才能准确揭示文艺的本质和特征、作用和规律。在这样的理论指引下，文艺创作的实践及其成果才能贴近生活实际，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阐释，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还对众说纷纭的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内形成了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基础、以人的社会性为中心的科学的人性理论。根据他们的论述，人性特征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性特征并不是人先天具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人类历史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发展变化的条件下，经过人的长期社会实践逐步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这就决定了人性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丰富多样和复杂多变的特征，“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现实的、具体的人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阶级性。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性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深刻思想，第一次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答了有关人的本质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论难题。这些思想引导人们深刻地理解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准确地判断文艺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
不仅如此，这些思想还进一步启迪人们去领悟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认识人类文艺实践在未来的发展前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科学地预见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他们特别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独创精神、艺术才华和个性特征都将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科学和文艺事业的繁荣必定在整体上超越先前任何一个时代。正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率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不懈的奋斗。
（五）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和美的规律，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前人留下的美学思想遗产，从社会发展和文艺活动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人在劳动实践中“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对于文艺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美的规律反映的是客观存在的美的事物的内在联系；正确把握这一规律，是成功地进行文艺创作、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美的规律”，对欧洲文艺发展史进行了深入考察，特别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文艺创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提出了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他们反复强调文艺作品必须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为此，文艺家应当基于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生活现象的认识，通过自己塑造的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及其矛盾冲突，来展现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是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的信中论述了优秀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特点，他指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还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了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所包含的一系列要点。
首先，他们强调文艺家必须关注作品的思想性，同时也应当重视作品的艺术性，要努力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合”，新的文艺才有光辉的未来。为此，他们批评了某些作者在作品中进行抽象说教的做法。针对这种做法，恩格斯严肃地指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是否塑造出鲜明生动、令人信服的典型形象，视为评判小说等叙事文学作品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的重要标准。恩格斯明确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认为，如果没有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便细节逼真、构思新颖、情节生动、语言活泼，也会使整部作品丧失真实的品格、偏离正确的方向，不可能具有真正有益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倾向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明确反对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文艺作品的倾向性是作者的政治立场、价值判断、是非观念、爱憎情感在作品中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文艺的政治倾向性和思想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阶级性。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主要是在阶级社会中演进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文艺，必然会反映不同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利益、思想、愿望和感情。这是由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作者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赞成坚持人民立场、反映时代精神、顺应历史潮流、歌颂被压迫阶级正义斗争和革命精神的进步倾向性，但他们主张把这种倾向性生动自然地、合情合理地融汇于作品的内容之中。针对当时一些作品存在的标语口号式的偏向，马克思呼吁文艺创作者不要把作品中的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应当着力塑造个性鲜明、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用最朴素的形式”表现“最现代的思想”，努力让读者自己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去领悟时代的本质特征。恩格斯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他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恩格斯不仅认为作者的倾向性应当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且进一步强调：作者在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让自己的观点不露痕迹地隐蔽于质朴无华的描述之中，力求使整部作品呈现出自然、含蓄和内敛的境界。在恩格斯看来，只有这种淳厚的风格、清新的韵致，才更加契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更加贴近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才能增强作品动人心弦的震撼力和发人深思的感召力。恩格斯曾以自己阅读巴尔扎克作品的切身体会为例，向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讲述自己的看法，他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把巴尔扎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弊端的作品誉为“富有诗意的裁判”，赞叹这些杰作体现了“多么了不起的勇气”、蕴含着“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称赞巴尔扎克是“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作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痼疾以及资本家的剥削行径同巴尔扎克作品披露的事实相对照，由此肯定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过透彻的研究”。
巴尔扎克本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思路时曾明确表示：“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句表白真切地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位杰出作家的理解和评价是多么中肯、多么透辟。
马克思恩格斯从正反两个方面完整准确地总结了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的经验，将科学性和实践性熔为一炉，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真正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指针。
（六）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辩证统一，科学地阐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和尺度。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深刻的文艺批评对于提升作者创作水平的推动作用，对于增强读者鉴赏能力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于引导社会舆论、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的积极作用。
在涉及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切进步的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因此，判断某个作者成就的大小以及作品质量的高低，首先必须看他对人民群众采取什么态度，同时必须看人民群众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马克思曾将这一深刻见解浓缩为一句简洁有力的话：“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和斗争实践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财富；事实雄辩地证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从来就是并将永远是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所以毫无疑问，人民群众应当是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着力表现和热情讴歌的主体；这一点，应当成为所有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自觉坚守的信念和目标，成为各类优秀文艺作品的共同标志和本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立场，一方面阐述了文艺批评的具体“尺度”。在1847年发表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围绕如何评价歌德及其作品的问题，指出必须坚决否定那些脱离艺术规律和历史真实的抽象评价“标准”，必须彻底摒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鼓吹的庸俗狭隘、颠倒是非的评价“标准”。恩格斯明确指出，应当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作为具体“尺度”，来衡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重申了这个主张，他强调指出：“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来衡量一部作品，这是文艺批评的“最高的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恪守“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按照“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相统一的尺度，对古往今来一系列著名作家和作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中肯的评论，为我们树立了文艺批评和文艺发展史研究的典范。
他们的分析和论述体现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精髓，阐明了文艺批评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进步的思想内涵是作品的灵魂，卓越的艺术风采是作品的生命，只有使两者有机结合、相互辉映，才能锻造出深受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艺术精品。
三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场伟大的革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飞跃，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列宁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创造的辉煌业绩、积累的实践经验、熔铸的理论智慧，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牢固基础、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文艺理论领域，列宁深入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趋势、新任务，提出了两位导师没有论述过的新思路、新理念、新见解，对文艺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律和社会价值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研究、更加深入的阐释，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列宁继承和弘扬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传统，科学地总结了俄国进步作家的创作经验和优秀文艺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同时紧密联系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及时地、深入地研究文艺战线出现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科学论断。
列宁特别关注进步的文学艺术对于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重视优秀文艺作品在启发群众觉悟、激发革命斗志、凝聚思想共识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因此，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工作多么艰辛繁忙，列宁总要抽出时间，具体而微地了解文艺领域出现的重要情况，并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新动向、新特征、新进展作出精辟的分析。他锲而不舍地将文艺理论研究同革命事业大局紧密联系起来，并在这种联系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内涵。
列宁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文艺事业的领航人，同时又是文学艺术的真诚爱好者、文学作品的认真研读者、艺术成果的热心鉴赏者、美的规律的坚毅探求者。他既关注驰誉文坛的文艺名家，又敬重工农出身的普通作者；既重视传世的精品力作，又推崇优秀的民间文艺。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著述，一方面彰显出革命领导者的真知灼见和战略眼光，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朴素情感和精神追求。在列宁笔下，这两个方面交相辉映、融合无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风格和思想境界。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导和推进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的伟大事业中，列宁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独创性贡献。
（一）列宁指明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
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
1905年，在俄国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关键时刻，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文人和颓废派作家为了阻挡革命形势的发展，纷纷提出所谓“非党性”、“纯艺术”、“彻底中立”和“绝对的创作自由”等口号。列宁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洞察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和阶级本质，及时澄清了这类口号造成的思想混乱，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特征和发展方向，号召进步作家明辨是非，勇敢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篇重要著作中，列宁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事业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
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不同于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艺，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文艺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它承担着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神圣使命。要履行好这一使命，社会主义文艺就必须努力反映革命的历史经验，反映人民群众当前的革命斗争和社会生活，激励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创建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奋斗。
列宁用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语言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十月革命后，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强调：“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
列宁的这些重要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指出了正确方向。
（二）列宁阐明了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重要方针。
列宁认为，进步的文艺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先锋队开动的巨大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正因为如此，文艺事业应当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列宁指出，党要实现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就必须尊重文艺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既要防止一些人以文艺的特殊性否定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又要防止另一些人只强调党性原则的重要性而无视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决不能用机械刻板的行政手段和官僚主义方式来管理文艺事业。
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旧的文艺乃至整个文化出版事业进行改造，要充分认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党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应当尊重文艺创作自由。列宁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列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创作自由”。他强调，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不仅是指创作者摆脱反动专制政府的压迫，而且是指创作者摆脱资本的控制和诱惑，摆脱名位主义，摆脱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必须破除陈旧观念的束缚，冲决一己私利的藩篱，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进行创作。如果离开这个前提，鼓吹所谓“绝对自由”，那就会走向反面，因为“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
列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尊重广大文艺工作者，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革命文艺队伍中来，引导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陈旧观念，把个人的创作和研究融入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三）列宁指出了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坚持的正确道路。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文艺工作者应当确立什么目标、选择什么道路，应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活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重大问题不仅关系到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前途，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景。
列宁科学地回答了这一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他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实现抱负、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开辟了广阔天地。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要恪守服务人民事业、反映人民生活的正确方向；要认识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绝不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也不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必须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积极探索、自觉运用新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主动深入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之中，参与他们的斗争，体验他们的生活，领悟他们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列宁进一步指出，文艺工作者在深入考察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应当关注各种新生事物，要“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列宁认为，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展现时代风貌、回应人民需求、赢得群众欢迎的关键所在。
列宁在领导革命文艺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进步作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引导这些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热情地勉励他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到斗争第一线去经受锻炼和考验；耐心地启发他们正视自己的缺点和差距，做到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列宁一贯真诚对待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尊重他们从事的创造性劳动，重视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增强了为党的事业奉献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列宁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艺队伍建设，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策、带领文艺工作者团结奋进树立了光辉榜样。
（四）列宁论述了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和方法，指出了发展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和途径，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科学标准和尺度。
列宁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割断历史。他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遗产的论调，严厉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谰言。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列宁认为，在传统文化遗产中，既有积极进步、光彩夺目的精华，又有消极落后、陈旧腐朽的糟粕；因此，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具体分析，以决定什么东西应当继承和弘扬，什么东西必须否定和摒弃。他指出：“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巨大的功夫，不弄清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实，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悲的。”
列宁不仅精辟地阐述了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发展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主张，而且亲自践行这一主张。
他对欧洲和俄国文艺史、学术史、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仔细考察。他遍览欧洲各国和俄国的文学名著，同时孜孜不倦地研究俄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和思想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等人的著作，不仅拓展了理论视野，而且开启了崭新思路。在这个基础上，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地评析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潮、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他发表的纪念和评价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著名作家、理论家的文章，为后人树立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思想史、哲学史和文艺理论史的范例。
从1908年到1911年，列宁撰写了《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七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列宁创造性地运用并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和衡量尺度，对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辩证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这些文章堪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史上的经典力作。
在广泛研究和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列宁指明了发展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和途径。他反复强调，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在吸收、改造和更新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艰辛的探索和勇敢的实践，才能逐步地创建和发展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同样，无产阶级先进文化也“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因此，列宁要求无产阶级战士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基于这一高瞻远瞩的科学认识，列宁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和人类文明的思想资源，引导他们通过对这些遗产和资源的发掘利用、转化更新，扎扎实实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列宁曾用极其生动而又精炼的语言，说明了全面启动这项伟大工程的根本目的，这就是：“挖矿石，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列宁对这一重要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他郑重指出，不应当“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
列宁的这些理论观点和战略思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是对人类文艺实践的丰富经验所做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是对传统文艺观念与美学思想进行精辟分析和划时代变革而产生的智慧结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文艺事业的光辉灯塔，同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论述受到了各国进步思想家和文艺家的重视。从20世纪以来，欧洲、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用各种语言文字相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的专题文集或普及读本，对文艺创作和美学研究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根本指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领域不仅矢志不渝地坚持和捍卫这个科学理论，而且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理论来制定文艺方针、实施文艺政策、推进文艺创作、引导文艺研究、擘画文艺蓝图、建设文艺队伍，从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个科学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光辉成果，有力地推动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不断呈现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重要论述在中国的传播，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其中也包括认真部署、不断促进经典作家文艺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这种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在延安取得了重要进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显著的成果是：1940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了由曹葆华和天蓝翻译、周扬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周扬编校并经毛泽东同志审阅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在同一期间，重庆读书出版社还于1943年刊行了萧三编译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重要论述的编译、研究、出版和传播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各种版本不断更新，其中影响较为广泛的有：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共2册），中央编译局编译；1960—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卷本），曹葆华译；1982—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2卷本），陆梅林辑注；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1982—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卷本），程代熙编；201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中央编译局与中国作家协会合编；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摘编”编委会编。
为了做好本书选编工作，我们重新研读了经典作家的相关著述，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同时借鉴了迄今为止国内外同类出版物的编纂经验，力求使本书在思想内容和编排形式上适应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需要。
本书正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的文献，第二部分为列宁论文学艺术的文献。两个部分结构相同，均包含三个单元，其中第一单元是论著汇编，辑录了经典作家的相关著作、文章、笔记和手稿，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第二单元是书信选编，辑录了经典作家论述文学艺术的书信，按撰写时间顺序编排；第三单元是论述摘编，辑录了散见于经典著作中的关于文艺与文化问题的论述，按一定的逻辑顺序编排。
自2014年《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问世以来，我们第一次在同一本书中围绕同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编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述。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我们要求自己做到两点：
第一点是“精选”，即紧紧围绕本书主旨，认真研究三位经典作家的著述，通过反复斟酌和讨论，确定本书所收文献的总体结构与具体篇目，努力使全书纂辑的著述准确体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的思想精髓、实践品格和时代特色，以期更好地回应广大读者的需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第一部分汇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均为这两位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撰写的著作、文章、手稿和书信。
第二点是“精编”，即认真反映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最新成果，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列宁著作所附的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尽可能为广大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必要的帮助。为此，我们不仅在正文后面附上了翔实的注释和人名索引，而且为每一篇文献专门编写了题注，使读者较为完整地了解相关文献的写作背景、理论内涵和流传情况，认识这些文献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贡献，领悟它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意义。
本书辑录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译文和资料，大都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只有少数文献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相关卷次，我们对这些文献中的专有名词译名和资料进行了审核。书中收录的所有列宁文献的译文和资料，均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