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起源可以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进行观察。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囊括中国大部地区的统一国家，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可能对应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具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形成了“多支一体”圈层结构，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具有“一统”特征。

要理清中国的起源这个重要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中国”一词的内涵。大多数时候所谓“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有时候所谓“中国”是“中国（中华）文明”“中国（中华）民族”等语境里的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上的中国指囊括现在中国全部或大部疆域在内的统一国家，文化上的中国则是由中国全部或大部疆域内相似文化组成的共同体，也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圈”。虽然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中国内部单元的划分并不完全一样，但总体而言都具有统一性特征，其地理空间也基本一致。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上的中国分分合合，而文化上的中国却始终只有一个且持续稳定发展。可以说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和强化统一的重要基础。

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中国，都至少可以前溯至秦汉时期。但再向前溯源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不同认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式”史前中国文化格局，张光直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都明确将文化上的中国追溯到史前时期。21世纪之后我们进行了接续性的研究，提出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还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政治上的最早中国，学者提出了起源于西周、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早于夏代的陶寺等各种不同观点，还有学者甚至提出最早的中国须从轩辕黄帝算起。现在看来，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其起源形成过程、空间范围结构、表现特征等，都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来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中国各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距今约1万多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各区域间文化的交流更加明显，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形成五大文化系统，彼此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距今8000多年后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加速，中国大部地区整合成四个文化系统，且各文化系统之间开始接触融合：可能受到长江下游上山文化的陶壶等泥质陶器的影响，裴李岗文化出现泥质陶，裴李岗文化人群的西进催生了渭水和汉水上游地区白家文化的诞生，裴李岗文化向北对华北的磁山文化、向南对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都有影响。正是由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发挥了纽带作用，四个文化系统初步联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

令人称奇的是，在裴李岗时代形成的雏形的文化上早期中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共有的“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诞生了“敬天法祖”信仰，孕育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等文化基因。中华先民的“一元”宇宙观，即“天圆地方”观和敬天观，体现在八角形纹、龙凤纹及其祀天仪式，含石子龟甲、八卦符号及其数卜龟占行为中，还体现在骨“规矩”、骨律管及其观象授时行为等方面。共有的“一元”伦理观和历史观，是指重视亲情、崇拜祖先、牢记历史的观念，集中体现在“入土为安”的“族葬”习俗中。这些中华文明原创思想的集中涌现，表明距今8000多年前中华文明起源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古史传说里中华民族最早的先祖是“三皇”中的伏羲、女娲，事迹见诸周代两汉及以后的文献中，如伏羲作八卦、观象授时和女娲补天等。距今8000多年前长江、黄河流域八卦符号、骨规形器等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可能并非子虚乌有。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

距今约7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文化时期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趋势显著加快，进一步整合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东北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距今约6000年前后，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由此造成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化面貌空前一致的现象，而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则流播至中国大部地区：西至甘青和四川西北部，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东北至西辽河流域，东达海岱、江淮，南达江湘。此前的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的格局因此大为改观，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包含三个层次的超级文化圈。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陶圈足盘和玉石钺等器类也流播至黄河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已经越过台湾海峡到达台湾岛。此外，先前已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和知识系统在庙底沟时代得到继承和发展。

由于这个超级文化圈的空间范围涵盖后世中国的主体区域，三个层次的空间结构和夏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圈层政治结构有相近之处，“敬天法祖”等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一直延续到后世中国，因此可以说庙底沟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

庙底沟时代恰好也是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的时期。此时晋、陕、豫中原核心地区聚落数量激增，出现面积达数十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聚落中还出现了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在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刺激下，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都普遍出现了社会变革。江淮地区凌家滩遗址中仅一座墓葬的随葬玉器就达200件之多，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规模宏大的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这些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型建筑、大型墓葬的出现，表明当时中华文明起源已经迈开了第二步。

政治上早期中国的起源

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囊括中国大部地区的统一国家，其起源自然就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相关。恩格斯提出的国家的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就是主要根据地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来组织社会；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集中体现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方面。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至少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出现区域王权和地缘关系，达到了早期国家标准，其他区域社会也迈进了或者即将迈进国家社会的门槛，而社会剧烈分化的过程至少要追溯到距今大约5300年前。

距今大约5300年以后，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出现了3个区域中心。一是晋、陕、豫交界地带，主要体现在灵宝西坡遗址有了高级别的贵族墓地。二是郑洛地区出现有宫殿式建筑的巩义双槐树中心聚落，其占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三是在陇山西侧出现占地约100多万平方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该聚落中出现面积约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1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在陇山以东出现了面积至少达600万平方米的庆阳南佐都邑聚落。该聚落中部是由9座大型夯土台及其内外环壕围成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央有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带有夯土围墙和护城河的宫城区，宫城中心是建筑面积达700多平方米的坐北朝南的主殿。整体建设工程可能需要数千人工作至少两三年时间才能建设完成，建设过程中需要组织周围广大地区的大量人力物力，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区域王权与地缘关系，也意味着早期国家的出现。南佐的白陶、黑陶等特殊物品罕见且精美，应当是由高水平专业工匠制作而成，白陶、朱砂陶、绿松石饰品等的原料和大量水稻可能来自国家控制下的远距离贸易。

距今5300年左右在长江下游兴起良渚文化，约距今5100年良渚聚落初具规模，并形成以良渚聚落为中心的早期国家或者“古国”。良渚聚落有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还有水坝、长提、沟壕等大规模水利设施。内城中部有人工堆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有大型宫殿式建筑。城内有级别很高的反山墓地，墓中发现了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墓葬。在良渚古城周围约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30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个明显的级别。良渚诸多大规模工程的建造、玉器等物品的制造、大量粮食的生产储备，都需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神徽、鸟纹、龙首形纹的普遍发现可能意味着整个太湖周围的良渚文化区已经出现统一的权力和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并且存在一种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网络。此外，距今5000年左右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墓葬棺椁成套、分化程度更甚，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古城林立，其中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占地面积达两三百万平方米。

距今约4700多年进入庙底沟二期或者广义的龙山时代以后，黄土高原尤其是陕北地区的遗址数量急剧增加，北方长城沿线涌现出许多具有突出军事性质的石城，同时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发生突变。这一系列现象应当是以黄土高原人群为胜利方的大规模战争事件的结果，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轩辕黄帝击杀蚩尤的涿鹿之战有关。

我们看到，距今5100年左右形成的早期国家还局限在黄土高原和太湖周围这样的局部地区，且当时的国家形式只是拥有区域王权的“古国”或“邦国”。而萌芽状态的“天下王权”，应当出现于“涿鹿之战”之后。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的记载，轩辕黄帝征途所至，东至海岱、西至陇东、南达江湘、北到华北，当时已设官监国、诸侯来朝，俨然是“一统”的气象。这一说法可能有夸张的一面，但从考古发现看，距今4700多年黄土高原政权的对外扩张影响十分显著，至少在黄河流域可能一度实现以黄土高原为重心的原初的“一统”，长江流域很可能也受其节制，说明文献记载有真实历史背景。因此，政治上中国的起源应当在距今4700多年的庙底沟二期之初或者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之时。

此时已经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继续发展壮大，最重要的表现是马家窑文化向西、向南的扩展。马家窑文化本身是仰韶文化拓展到甘青地区后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马家窑文化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向西南拓展至青海中部甚至进入青藏高原东南部，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具有特色的卡若文化等，还为青藏高原带去了黍、粟等作物种植；向西则已经延伸到河西走廊中西部。

政治上早期中国的形成

政治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当以距今4100年以后的初步“一统”国家夏的最早出现为标志。而这种“一统”的整合趋势在距今4500年左右进入狭义龙山时代后，明显加快了节奏。

距今约4500年，在晋南地区出现了占地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聚落，其中包含宫城、大墓和“观象台”等。同时或略晚在陕北地区出现有宫殿建筑的延安芦山峁遗址，距今4300年在陕北地区出现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神木石峁石城。在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当中，也发现多个面积达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的古城。陶寺都邑的玉器、美陶等很多与礼仪相关的文化因素来自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又通过陶寺都邑聚落流播到芦山峁、石峁，甚至甘青和宁夏南部地区的菜园文化、早中期齐家文化，这些玉器的流播范围可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时可能存在一个以陶寺为都邑的早期国家，统治范围至少及于黄河流域。与此同时，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修建的多个古城仍然存在，上游地区的宝墩文化也发现多个古城，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则进入没落阶段。长江流域文化和黄河流域文化的差别总体上比较明显，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出现的与祭祀相关的陶套缸遗迹、数以十万计的红陶杯和红陶塑等，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由此推测其与黄河流域文化属于不同的政治实体。

距今约4100年进入龙山时代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影响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征三苗”事件，随即夏王朝诞生。通过“禹征三苗”，夏朝至少已将长江中游地区纳入版图，因此，《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的“九州”很可能有真实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拥有“王天下”的“一统”政治王权。文献记载中夏朝统治集团除夏后氏外还有许多其他族氏，亲缘与地缘（政治）关系得以紧密结合，夏朝“九州”疆域更是统一天下的结果，政治上的早期中国自此正式形成。此后的商、周王朝时期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

夏朝建立的时候，通过进一步的文化交融，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西到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的地区，其覆盖范围远大于秦汉以来大部分政治王朝的疆域，和清代鸦片战争前的疆域或现在的中国疆域比较接近。不仅如此，由于各区域文化要素的互相交融，源自中原的炊器鼎，源自东方的饮食器豆、圈足盘和酒器鬶、盉，源自华北的炊器斝、鬲，以及源自西方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等，已经遍见于中国大部地区，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

结语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起源和形成的两个关键节点，分别是距今8000多年前和距今6000年左右。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可能对应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早期中国，都涵盖了中国大部地区，彼此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进一步而言，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具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形成了“多支一体”圈层结构，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具有“一统”特征。“一元”宇宙观和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上中国的趋于“一体”和政治上中国的趋于“一统”，地理环境的广大多样性特征和文化上的“多支”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文化结构。早期中华文明因此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以区别于两河流域的“城邦文明”模式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以及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