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文艺复兴”是21世纪欧美学术界兴起的一种研究文艺复兴运动的新视角。它主张在全球情境中重新审视文艺复兴运动的起源、发展和影响，揭示出文艺复兴运动先前许多不为人所知或被忽视的面相，形成了一套新的书写文艺复兴的话语体系。近年来，这一话语体系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视为打破文艺复兴研究“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路径。它的兴起与建构源自两个重要的推动力：一是文艺复兴学界对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文艺复兴的西方现代化叙事范式的批评与反思；二是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对断代史和专门史教学、研究领域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西方现代化叙事范式兴起于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和英国文艺批评家沃尔特·佩特等是其主要的奠基者。他们书写文艺复兴之时正值欧洲思想界沉浸在崇奉古典、启蒙理性、进步史观的精神氛围之际，也是欧洲在世界各地推行帝国支配行径之际，更是“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形成之时，西方史学家开始编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的历史链条解释欧洲的崛起。身处这种氛围中的学者们借助“人文主义者将文艺复兴视为继黑暗中世纪之后的新时代的观念”，将文艺复兴构建为欧洲进入现代、展现其独特性与优越性的起点。他们构建的文艺复兴呈现出两个重要的取向：强调文艺复兴思想的希腊罗马源头，排斥其他文明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将文艺复兴视为意大利或欧洲独有的现象，突出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较少关注文艺复兴向欧洲以外的传播及其负面影响。
但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文艺复兴的西方现代化叙事范式遭受巨大挑战。一方面，一战、二战的惨痛经历让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德裔美籍犹太哲学家保罗·克里斯特勒等无法认同19世纪的历史学家将“文艺复兴视为欧洲个体性和‘文明’优越性走向成熟的观念”。他们不断质疑19世纪的历史学家对文艺复兴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认为不应将文艺复兴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凯歌式的“宏大叙事”的起点，从而为文艺复兴研究走出“欧洲中心论”扫除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萨义德的《东方学》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西方史学中出现的关注边缘群体的新史学取向，共同促使以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达伦费尔特和艺术史家克莱尔·法拉戈、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去中心化”的文艺复兴，被传统叙事所忽略的前古典时代的东方文化以及边缘群体和地区的文化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关系成为文艺复兴书写的重点。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强调跨文化交流互动的新全球史的出现，以及自我塑造、身份政治与去殖民化话语向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的渗透，共同促成文艺复兴研究的“全球转向”。2002年，英国历史学家杰里·布罗顿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扎（集市）》中正式提出“全球性文艺复兴”的概念，并宣称文艺复兴是一个纯粹欧洲运动的观点已经成为“垂死挣扎的神话”。在布罗顿的推动下，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丽莎·贾丁和亚历山大·李，美国文学评论家若伊奥特斯娜·辛格，意大利历史学家玛尔塔·阿杰马尔和路卡·莫拉等都开始带着全球史的理论自觉书写文艺复兴。从2017年开始，墨尔本大学、马里兰大学、辛辛那提大学、约克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华盛顿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以“全球性文艺复兴”为主题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正是这些研究和教学项目的成果，共同构成“全球性文艺复兴”的话语体系。
第一，倡导全球性文艺复兴的学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经济全球化开始的时代，并力图通过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建筑、游记、历史地理著作、手工艺品、世界地图、地球仪等揭示出时人对经济全球化的感知和表达。第二，主张在日益加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全球背景中理解文艺复兴的起源。正是全球贸易导致的文化与消费变革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引发的人员、知识、商品的跨文化交流则为文艺复兴的出现提供重要的思想源泉和技术支持。这也改变了传统上仅仅将文艺复兴视为意大利城市内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结果的观念。第三，倡导以跨文化互动的视角观察文艺复兴思想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突出其文明交流互鉴的性质。他们着重强调欧洲通过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广泛而复杂的思想与物质交流来界定自身之时，世界其他地区如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明清中国、美洲也在雇请来自意大利或者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文主义者绘制画像、兴建宫殿、翻译古典典籍和文艺复兴时人的作品，以服务于自身的政治和文化需要。第四，“全球性文艺复兴”注意到“文艺复兴的阴暗面”，即文艺复兴思想在形成和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出现的黑奴贸易、新世界的殖民化等现象。
“全球性文艺复兴”还对文艺复兴背后所隐藏的西方式现代化及其话语体系进行深刻反思。首先，“全球性文艺复兴”话语体系通过揭示人文主义者对古代东方文化的认可，以及诸多非西方因素如伊斯兰文化、犹太文化、非洲文化等在塑造文艺复兴思想和西方现代化兴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解构了传统文艺复兴叙事所塑造的西方优越论和独特论。其次，以布罗顿和亚历山大·李为代表的学者还通过阐释文艺复兴阴暗面的成因，解构了文艺复兴的核心价值观“人的尊严”，揭露出西方式现代化的局限性。正如亚历山大·李在《丑陋的文艺复兴》中所指出，在文艺复兴这样一个强调人的价值的时代，之所以会出现针对犹太人、非洲黑人以及印第安人的迫害、买卖、掠夺和屠杀，是因为人文主义者所强调的人的价值只适用于欧洲的基督徒，他们把犹太人、非洲黑人、美洲原住民视为“不具备完全的人性”或“无人性”的。这也使得欧洲人在与其他地区人交往的过程中，往往以欧洲文明的标准来审视遥远的社会，而将缺乏欧洲式“现代性”的这些社会描述为“非文明”的、原始的，或者需要被“改造、提升和救赎”的社会。这就为欧洲征服、殖民其他国家，强推其现代化提供了起因与合理性。也正是因为他们抱着优越和救赎的眼光推行西方式的现代化，进而导致土著文化的毁灭、经济的不平等、自然环境的破坏等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
在建构“全球性文艺复兴”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和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但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文艺复兴在‘西方崛起’‘现代性’起源或文化‘全球化’中的重要性，仍然有强大的学术倡导力和顽强的大众吸引力”。这使得西方学者在建构“全球性文艺复兴”时仍在不断地调适，不可避免地将欧洲看作“全球性文艺复兴”形成的原动力。因此，一些倡导全球性文艺复兴的学者虽然强调反“欧洲中心论”，但他们的解读无论是在时间框架、空间范围，还是新的研究主题等方面，都未能完全挑战过去的历史叙事框架。
（作者：卢镇，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