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的深化推进，如何建构兼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当前国内社会学界面临的紧迫议题。作为一门具有思想渊源的实践社会科学，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自然离不开对该学科自身发展脉络的关注。因此，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共同体采取内在反思性认知立场，从学科知识生产的特质理念、学科延续过程中的发展性危机以及学科知识生产的潜在规则三个层面获取启发性经验，在差异分歧性共识的基础之上，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生产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关 键 词：特质理念 发展性危机 螺旋式轨迹 自主知识体系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的深化推进，如何建构兼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当前国内社会学界面临的紧迫议题。实际上，社会学之所以能被视为一门科学且传承和延续下来，某种程度上与“该学科所客观存在的自反性传统拥有关系”，[1]即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没有脱离对其思想渊源的积极关注。因此，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根植于学科传统里的本质发展特性，进而在回应具体社会现实的挑战过程中“彰显自身知识体系的全球影响力”。[2]本研究将从社会学知识生产的特质理念、社会学学科延续的发展性危机以及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潜在规则三个层面，围绕学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现象展开论述，试图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独特性理解视角以及启发性参照经验。
一 “三位一体”：社会学知识生产的特质理念
当现代性在不同程度范围内影响世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得以诞生。从而如何理解个体所置身的社会变迁现实，成为自启蒙时代以来不同学科思想家所着重探讨的学术话题。不过，对于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孔德而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秩序动荡、规则紊乱以及人生困扰等，致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将社会问题的本质理解成为“过于保守且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思维所致”。因此，孔德在建立社会学学科的过程中，提倡运用新思维、新理念以及新框架来理解当时的社会性变革。可以说，社会学的诞生具有很强烈的“个体想象性以及历史偶然性”，它只是作为一种“与过去知识传统进行区分且逐渐被推广开来的学科代名词”。[3]这时候的社会学，并不是作为一门严格意义的专业性学科而得以存在，相反只是一种审视客观世界以及现实问题的全新认知理念、价值立场以及思维方式。围绕“真实而不是虚幻、有用而不是无用、肯定而不是怀疑、精确而不是模糊、积极而不是消极”[4]的认知理念，孔德将社会学纳入其所呼吁的实证主义理念范畴之内，进而建构起了一个包含所有研究对象的完整实证科学认知体系。对孔德而言，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就是要效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来研究社会现象，其核心任务就是用观察、实验、历史以及比较等具体方法，来探寻人类社会所潜藏的普遍性抑或确定性规律。
孔德在实证主义理念设想之下所倡导的社会学，一方面赢得了部分信众的追捧和认可，另一方面也遭遇到反对意见的责难和否定。支持孔德的人认为，社会性变革确实需要一门新生学科才能更好地适应以及解释社会发展的转型困境；而质疑和诘难的人则认为，孔德对社会学的推崇和论证其实仍然属于抽象的哲学认知范畴。不过，社会学的科学分歧问题并没有致使其夭折，而是出乎意料地带来论辩中的繁荣发展景象。
可以说，真正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专业化研究理念，某种程度上与涂尔干的传承拥有密切关系。对涂尔干而言，社会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并不是建立在既有学科迭代的基础之上，而是体现在其是否拥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理念、是否能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效区分的发展根基之上。[5]因此，涂尔干并没有像孔德那样从学科发展先后的逻辑演绎角度来论证社会学的学科合法性，而是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确立这门学科所应享受到的平等对待地位。涂尔干注意到，人类社会存在“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且兼具约束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社会事实”。[6]如果说既有经验学科往往只注意从社会事实在特定领域所产生的局部效果来进行认知分析的话，那么社会学则注重从总体性角度来理解社会事实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本质关系。通过对自杀行为、社会分工、集体意识、宗教信仰等现象的考察，涂尔干与同时期的法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学科进行争锋性论辩，不仅为社会学寻找到解释社会事实的研究原则且确立了相应的学科话语权，也为该学科赢得了高等教育体制以及社会受众认可的合法位置。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涂尔干将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理念操作化为具体可遵循的经验研究法则，但他某种程度上又忽略了社会学学科所潜藏的其他分析范式。
当社会学作为一门适应现实需要且拥有设置的必要性学科时，学术共同体不再就社会学是否应该存在而产生争议，而是从“社会学应该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着手，来推动这门学科的后续发展。与涂尔干处于同时代的齐美尔、韦伯等，提倡从人文主义理念来理解社会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对齐美尔、韦伯等人而言，仿效自然科学的方式只能认清事物得以呈现出来的客观面向，但会疏忽事物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因此，研究者在认知过程中需要激活自我的理念意识和内心体验，才能理解事物的终极意义所在。在韦伯看来，社会学要成为科学，并不是简单地依赖个体主观内心体验的认知方式就能实现，它还需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可以客观加以说明的关联意义的解释基础之上”。[7]社会学研究要从变动不居的个体主观行为进入到稳定层面的社会现象抑或社会行动，从多元纷繁复杂的个别性上升到一般性的追求之中来。这种分析思路和方法可以视之为“主观意义的客观分析”，即“把个别主观性上升到一般客观性的分析”。[8]而沟通个别性和一般性的媒介则在于，“行动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并以他人为目的取向的行为”。[9]
韦伯明确反对实证主义将研究者的个人价值完全搁置起来，也不支持人文主义学者将个人价值完全贯穿在整个研究的过程里。韦伯承认，任何一项研究都会涉及个体的选择偏好抑或价值理念的影响。这不是说，研究者可以任意夸大自我主观价值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即让原本合理、客观的知识成为个体理念的臆想猜测，进而让社会学丧失其本应令人信服的科学特性。实际上，研究者所涉及的价值也仅仅局限于主题的确定、材料的取舍以及研究视角的抉择等范畴，而不可将其带进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甚至具体结论的判断之中。
社会学知识之所以具有科学的特性，某种程度上与它对“客观性、普遍性以及规范性的追求拥有关系”，但韦伯所强调的社会学科学性立身之本并不在于崇尚纯粹、客观的自然科学因果法则。相反，韦伯对社会学因果关系的认识，更愿意将它理解成为“某一原因倾向于在这一结果里去寻找”。[10]他明确将一个因果相关的先前事项视为必要而不是充分的原因，这时候的结果被称为“妥当结果”，给定的先前事项则被称为“妥当原因”。在韦伯看来，社会学中的因果关系既不是实证主义所追求的“必然性、普遍性法则”，也不是人文主义范式所强调的“偶然性、重要性事件关联的文化意义”，而是一种“介于必然性和随机性之间的因果关系”。[11]这种因果关系意味着个体很难在众多影响因素之中寻找到“全部确定的对应关系，它只是某个原因对结果产生的可能性影响而已”。[12]由此韦伯呼吁，社会科学除了研究特定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文化意义之外，还需注重“它们变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历史进程最终产生了这样的结果”。[13]可以说，通过对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因果关系的具体阐述，韦伯为人文主义社会学树立起了独特的标准化科学研究理念。
其实，不论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人文主义社会学，都或多或少对当时的社会持有一种辩护抑或保守态度，即相信伴随现代性而生的资本主义体制具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从而将社会学的研究焦点置放在“社会分化和体制转型的议题之中”，[14]进而试图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科学的发展方案。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重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性观点，并直指西方社会技术工具理性发展的弊端，进而将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纳入全面审视的批判研究范畴。对批判社会理论的思想家而言，“20世纪的社会不是更接近真正人性的生存状态，而是深深地陷入无序竞争的野蛮状态”。[15]作为引导个体追求自由权利、政治解放的启蒙精神，已悄然成为理性极限发展的乌托邦式神话，致使现实生活处处充满虚假幻象以及文化约束等隐蔽性的意识形态操控问题。启蒙理性不再是个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灯塔，反而时刻存在诱导甚至支配个体走向自我毁灭之途的可能性。
针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批判社会理论反对将知识视为对外在世界的简单还原抑或再现，也不主张将日常生活的现实视为研究者主观建构甚至文化阐释的人为结果。所谓“批判主义的社会学”更加强调现实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认为生活现实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而成，且属于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时间化结晶产物。批判主义社会学反对那种“旨在维护既存社会结构甚至把现代社会当作唯一合法出路的做法”，[16]进而主张以辩证的总体分析方法来研究日常生活之中的现象。在认可批判主义立场的学者看来，社会学应该借助“批判的武器”来消除个体认知过程中的无知、蒙昧状态，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全面批判来增强主体的实践理性，进而在“公共议题的干预和改造层面上拓宽学科的生存空间和理论视野”。[17]大致来看，以批判理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纲领，主要建立在“对实证主义为取向的传统哲学”以及“权威国家和人格结构”[18]的对话分析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话语。正因为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以及弗洛姆等旗帜鲜明地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才致使社会学在解释社会现实和改造社会现实两个层面上有机地结合起来，批判主义社会学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传统。
简而言之，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批判主义在差异分歧性的对话过程中，共同构成了社会学知识生产的特质理念。如果说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从学科合法性角度来确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话，那么批判主义则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实践功能来指认这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存在价值。虽然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批判主义都能催生出不同形态的社会学知识，但它们各自都没有否定自身是建立在“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的认知基础之上所形成的默会性共识。因此，社会学建立在“实证性、人文性以及批判性”的分歧性共识基础之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具有“能被经验所检验、能被实证所证明”的科学属性。[19]
二 发展性危机：知识—制度—情境压力下的学科延续
当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批判主义的差异分歧性理念成为社会学知识生产的认识论根基时，并不意味着这门学科在随后发展进程中已获得相对稳固的合法性地位。毕竟社会学始终无法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那样，拥有属于自己学科知识发展的“硬核研究纲领”，即被相关科学界普遍接受且认为既真实又重要的理论、方法和范例，如物理学里的量子理论、生物学里的DNA模型以及进化论等。在科尔看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实质性差异，但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有影响力且社会大众认可度不高，其核心在于前者的研究领域缺少“持之以恒的核心知识”。虽然社会学自成立以来非常注重对自我传统知识的延续以及前沿问题的关注，但学术共同体所从事的活动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核心知识并赢得社会大众的认可。科尔随后从社会学和物理学的教材形式以及知识内容进行对比并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
“在物理学教材里，参考文献数量大约100篇左右的相对较少，而社会学教材里的参考文献通常有800多篇左右；物理学教材所引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当代之前完成的，而社会学绝大多数引用的著作都是相对较新的；20年前物理学教材所涵盖的知识内容与今天所使用的教材基本相同，而20年前社会学教材里的知识内容和现在教材相比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换句话说，物理学教材传授的是核心知识，而社会学教材传授的是不断变化的前沿素材。”[20]
大篇幅引用这段文字的目的在于表明，虽然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以及批判主义的差异分歧性理念支撑起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认识论根基，但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发展态势以及社会认可度仍然不太理想，社会学仍然处于遭受质疑的发展性危机状态之中。
第一，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性危机。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在古典时代被接纳并取得合法性的学科地位，某种程度上与学术共同体将它视为一门正式的科学有关系。当社会学家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待、生产和发展知识时，即使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有认知上的差异，也不影响他们生产学科知识的抱负。不论涂尔干的社会转型议题、韦伯的宗教文明思想抑或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体系等，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对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变迁背后本质性规律进行科学化的思考。正因为社会学家认可社会学并把它看作是一门科学，他们才能在差异分歧的过程中确立起“和而不同”的话语知识体系。这时候学科内部也开始演化出不同的分支研究领域，如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不过，这场看似繁荣发展的局面诚如斯汀奇康姆所言，“日益分化的研究领域并没有给社会学知识带来实质性的增长，相反却让学术共同体产生了学科知识的内在分裂感”。[21]毕竟研究者都只对自己关注的领域感兴趣；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则尽力与它保持距离。因此，社会学越规范抑或越成熟，学科知识反而越碎片化甚至复杂化。
第二，社会学的制度保障性危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会遭遇制度保障性危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入手：首先，这门学科是否可以给社会带来物质、技术以及生活条件等客观效益的变化；其次，这门学科是否能给受众带来独特且新颖的认知视角。很明显前者比较偏向于自然科学抑或应用性比较强的社会科学，后者则倾向于具有纯粹思辨特质抑或普世情怀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某一学科在特定时间段具有其中的某一特性，也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在该时间段不会遭受制度建制层面上的否定，也就拥有生存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虽然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但正式从制度设置层面确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事实，起源于1892年芝加哥大学所创办的社会学系。可以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师资配置、核心课程、培养模式以及研究方向等方面，为随后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建制提供了启发性参照经验。受益于20世纪前半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秩序需求以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制度模板，世界社会学迎来学科制度化、规模化发展的春天。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70年代初，社会学一直活跃在社会发展的前台并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过，“自身知识的非技术性以及跨学科研究的非纯粹性”，[22]还是给随后的社会学制度化建设带来了冲击，即让社会学时常处于制度支持抑或制度冷落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当财政富余且科层体制能够支撑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时，社会学的制度化建设就会迎来大好的机遇；反之，社会学的制度化建设就会被冷落以致陷入困难阶段。尤其伴随学科得以立身的知识根基遭受质疑甚至被否定时，社会学的制度设置也就时常面临不确定的隐患危机。因此，如何从“制度保障以及制度管理层面上进行延续性发展”，[23]也成为社会学共同体不得不考虑的学科难题。
第三，社会学的社会接纳性危机。如果说制度保障性危机更多是从学科自身建制规模化发展角度而言的话，那么社会接纳性危机则主要侧重受众对学科自身的态度和立场所进行的考察。受众之所以对社会学产生接纳性危机，某种程度上与它悄然成为既定利益集团甚至既定体制的代言人有密切关系。社会学家“所有的兴趣和权力、热情和偏见，憎恨和希望都在求取意识形态机器，以便与其他利益集团口号和符号，教义和呼吁相抗衡”，“只要他作为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就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科层抑或意识形态的角色，并且这两种角色很容易合而为一”。[24]米尔斯认为，尽管社会学家在权衡两者的天平上不断摇摆，但他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赏识和运用。因此“过度关注政治问题而非认知问题”，[25]成为受众难以接受社会学作为一门正式科学的直观影响因素。
实际上，当社会学家不再以从事学术为自我的人生信仰，而是将其看作一种谋生手段来进行知识生产时，可以说他们仅仅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利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种舍身为真理且愿意牺牲自我生命的布鲁诺式虔诚精神。项飚将这种异化的科研工作称之为“阿尔都塞式的承认”抑或“巴特勒式的承认”。其中，前者从事科研工作是为了向体制证明，自己可以达到主流的要求、有模仿他人的能力。研究者发表某种观点不是为了参与辩论、分析实际问题，而是为了维护这个体系进而确保自我在学术体制内能够生存下来；后者从事科研工作是为了追求既定权力秩序所赋予的虚假幻象，进而通过持续性表演来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这时候生产知识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服务社会大众，而是朝着“主动证明自己”抑或“被动证明自己”的人生目标，最终致使社会学知识越来越躲在自娱自乐的专业晦涩名词背后，即“用复杂的表述来不断重复受众所熟知的常识”。[26]自然而然，社会大众也就逐渐丧失了对社会学所持有的好感，甚至质疑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充斥着现实危机的冲击，但其并没有因为学科危机的存在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学科发展的现实危机，才致使社会学共同体在差异分歧面前取得默会性共识。简而言之，社会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知识生产性危机、制度保障性危机以及社会接纳性危机”的不断挑战，这是这门科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只有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才能持续保持活力。
三 “螺旋式轨迹”：知识生产进程中的潜在规则
虽然社会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理念确立了自身作为一门科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但其科学的特性仍然饱受来自学界抑或受众的舆论非议，致使“社会学的危机”[27]“社会学的没落”[28]抑或“社会学的终结”[29]等声音不绝于耳。不过，社会学非但没有消亡抑或终结，反而伴随社会情境的变化不断地赓续学科的有机生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某种程度上与这门学科所潜藏的螺旋式发展轨迹有关系，即社会学共同体能够在差异分歧现实面前形成默会性共识，进而确保这门学科更好地走向知识自主更新迭代的发展状态。虽然社会学家各自都能创造出极具个人色彩的学科知识，但他们所生产的知识仍然可以看作是对“个体”“社会”“行动”和“结构”四个核心概念的拓展性理解。
第一，当个体被看作是与身边人不一样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时，独特性和理性开始成为社会学家分析个体得以存在的前提。在社会学家看来，正因为每位个体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才造就了现实社会复杂交错、绚烂多姿的生活场景。不过，拥持该立场的社会学家并没有看到个体身上所具有的相似性，甚至没有留意到个体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理性能力差异。此外，相对于无生命的物质体而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又似乎具有生命体征的相似性，即都属于有机生命的构成体。如果从抽象归属角度来看的话，这时候的个体不再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属性存在。甚至有些激进思想家不仅“抹平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还彻底消除了“有机体生命和无机体生命之间的区分”。[30]可见，不同社会学家在个体独特性的理解上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还是会回到个体的基本假定上，进而围绕差异性的观点分歧来推动学科知识的发展。
另外，即使个体具有理性思考和认知世界的能力，也并不表明他们在现实生活之中就能够将个人的情感、欲望、需求、体验等全部排除在外，然后通过客观事实抑或严密完整的逻辑演绎来形成关于周边世界抑或自身事务的主观判断。相反，个体在运用自我理性的过程中也会呈现出“实践理性、有限理性以及自负理性”的认知状态。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个体在具体情势之下运用理性决定如何行动才算正当的一种思维能力，它属于“离开自然界的必然性进而指导人的道德行为的思维能力”；[31]而有限理性却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32]属于一种受制于外在信息抑或行动资源等条件影响的思维能力；自负理性则属于对“自我主观思维抱有过度信心”，[33]进而相信理性能够实现任何行为目的甚至建构出完美生活秩序的思维能力。虽然社会学家围绕个体思考能力的假定有所差异，但这些知识和观点仍可看作是对理性概念的深化，是对既有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一种修正、扩展和完善。
第二，由于个体并不是一个个孤零零且独立存在的个体，他们必须与身边的他人发生交集并生活在社会之中，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社会化个体。如何理解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就相应成为社会学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绕不过去的现实议题。大致来看，既有知识对“社会”的理解主要从“社会本体论”和“社会情境论”两个具体角度进行展开。前者强调社会得以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后者则注重社会情境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正因为学术共同体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对“社会”的理解，社会学才稳固地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学科知识传统。
社会学家对社会本质的探讨不外乎三种代表性观点，即实体论、主观论和关系论。实体论认为社会具有外在个体的优先性，它不会因为个体的否认或忽视而不存在；而主观论强调社会是思维认知、经验感知的建构产物，因此不存在纯粹客观真实的社会；关系论则主张社会是一种复合而成的过程化产物，它兼具客观性与建构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学的多元化知识在社会本质问题上都没有偏离这三种基本认知范畴。此外，针对具体社会情境的认知，社会学家也形成了具有差异分歧性的知识体系。大致来看，有透过生产机制关注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工业社会”、有注重消费行为给现实生活秩序带来影响的“消费社会”、有聚焦物质资源分配以及国际分工机制运作的“世界社会体系”、有侧重资讯/信息成为日常生活秩序联系媒介的“信息社会”，甚至有强调社会情境具有不可预知性的“风险社会”，等等。[34]虽然社会学家对具体社会情境的分析方式各有差异，但他们的知识体系仍然建立在社会多元认知的基础之上。
第三，“与一套意义、理由或意图相关的行事过程”[35]被称为行动，它也成为社会学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关注的议题焦点。一种立场认为，个体行动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注重行动背后的意图、动机、目的以及行为意义等；另一种立场则主张，个体行动之所以发生，某种程度上与社会情境的条件刺激有密切关系，属于特定条件之下的受动性抑或适应性结果。社会学家对行动的理解，需要考虑到行动背后的制度、文化、脚本以及框架等。正是基于对个体行动特性的认知聚焦，社会学才逐渐形成关于该概念的差异分歧性共识。即使后续社会学家不断地对行动概念进行修正和拓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还是在围绕“行动单位边界的扩展”“行动结果的区分”以及“行动类型的增补”三个层面进行收敛性分析。
在行动单位边界的扩展层面上，行动主体不再仅仅指涉具有行事能力的个体，“一切具有独立行事的社团、组织、企业法人、民族国家等”[36]都可以被视为行动者。在行动结果的区分层面上，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往往不一定指向个体已经筹划好的目标，相反“最终的结果有时会给个体带来不可预期性”。[37]退一步讲，即使个体行动的手段和目的非常匹配且已实现设定目标，但“这种结果对其身边人而言也许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最佳选择”；[38]与此同时从社会抑或国家的角度来看，可能个体实现的目标还会“危及到公共产品、社会福利甚至国家利益等”；[39]另外，从时间性维度来看，也许社会认可的个体行动以及设定目标并没有在短时间内产生危害性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行动在未来不会对现实生活造成冲击。在行动类型的增补层面上，由于以往行动概念主要聚焦于行为的理性角度，即默认个体都知道自己所做的行为以及行为所指向的结果，从而没有留意到行动实际上也可以“充满情感”[40]抑或“在遵从惯习的状态之中”[41]做出理所当然的行为结果。因此，不论社会学家关于行动概念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性分歧，其实都是在行动概念的认知基础之上所展开的对话式知识生产。
第四，当社会学家试图模仿生物学或化学来认识社会现象时，“结构”概念就顺其自然地被带进知识生产的进程之中。社会现象也具有了被隐喻的认知性框架，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客观存在的系统”，它们通过“构成要件的组合及其所承载的功能来得以呈现出来”。[42]其实这种研究思路某种程度上只是将结构理解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但没有留意到结构也可能“是一种人类思维的认知图式”，[43]抑或是“有效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诸具体事件的构成性矛盾”。[44]如果从差异分歧角度来看起源于自然科学的“结构”概念时就会发现，它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知识所界定的客观认知实体范畴，也会指涉繁杂现象得以呈现出来的潜在规则抑或构成逻辑。
不论将结构视为客观存在的认知实体，还是主观思维得以发现的潜在规则抑或构成逻辑，关于该概念的观点无形之中都会预设结构的“反主体倾向”以及“决定论色彩”。[45]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结构不仅受行动者的实践干预影响，其结构本身也具有动态发展的特性。这时候的结构概念，既能被视为一种由人类行动所建构出来的产物，也能被看作是人类行动得以发生的条件和媒介。因此，社会学随后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从静态角度来认识结构，而是从“结构的二重性来理解结构化的动态过程”，[46]即结构在日常生活之中如何发挥作用又怎样被行动者再生产出来。这也是社会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分歧性共识。
简而言之，社会学之所以能被延续下去且取得原创性的知识成就，与学术共同体不断地对“个体”“社会”“行动”和“结构”四个核心概念的拓展理解有关系，进而形成了关于“个体和社会”抑或“行动和结构”为元命题的差异分歧性共识。其实社会学知识的发展历程有点类似于亚历山大所提及的“社会化模型”，即所谓的社会问题都“只不过是在较大范围产生威胁并由此引发各类反应以至于演变成为社会危机的过程”，它总是遵循着“稳定状态—符码转向—实质性监管—反击—回归稳定状态”的社会化发展过程。[47]通过对社会学核心概念的考察发现，学术共同体不断地围绕“聚焦—差异—分歧—共识”四个阶段性过程，借助延续、对话和修正的方式螺旋式地生产出具有原创性的知识。也就是说，当社会学家不自觉地聚焦在既有的社会学核心概念上时，不可避免地就会结合具体现实以及自我经验产生差异化认知；伴随这场多元化知识积累所造就的认知危机出现时，也就意味着这场差异性分歧必然会促使共同体形成共识，进而推动学科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发展。
四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启发性经验
社会学是一门既关注社会现实变迁，又注重学科发展传统的应用性科学。在当前学科发展现实背景之下强调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实则意味着社会学共同体需要不断地反思和增强自我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原创性，进而催生出既能解释中国社会现实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科知识。因此，本研究从学科知识发展史的内在角度，具体考察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经验。大致来看，既有学科发展史对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有三个方面的启发性意义：其一，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可以聚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实证性、人文性抑或批判性特质理念，进而结合具体社会现实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学科知识。其二，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可忽视知识生产过程中始终充斥着知识自身、制度设置以及情境变迁的危机和挑战。社会学共同体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知识生产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多样化危机和挑战，才会让创造出来的知识产生社会效益并得以有效地传承和延续下去。其三，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可以在既有学科知识核心概念的对话、更新以及迭代经验中寻找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自主知识生产创生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学共同体需要正视学科自身发展的启发性经验，进而在差异分歧性共识的基础之上，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生产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