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注意把握和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关系。此前，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也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2023年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市场需求不断改善，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但是市场情绪并没有同等回暖，资本市场表现疲软，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微观主体对于经济恢复的感受并不深刻，与宏观经济实际运行情况存在明显冷热不均的“温差”。
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性、协调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经典问题。在经济快速上升时期，对这种不一致性问题容易被忽视，而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这种不协调、不一致性问题就更加突出。理论上，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应具有一致性，同起同落。然而，当前二者却存在不一致性，宏观数据好转，但微观感受偏低迷。
中国GDP统计数据质量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关于中国GDP数据低估和高估的争论，莫衷一是。如有专家（Rawski，2001）根据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数据的不一致性，指出1992年—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严重高估。其理论依据是，1992年—1994年间经济高速增长与能源消耗平稳增长之间的“温差”，特别是1997年—1998年经济增长率在7%以上，而能源消耗为负的，其中1998年能源消耗萎缩（-4.1%）。那么当前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温差”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数据在统计核算方法方面的加总偏差。宏观数据反映国民经济总体情况，是对微观个体运行情况的抽象和综合加总。宏观总量有时并不等于微观数量的简单加总。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法、统计样本数量和代表性、统计制度和设计会影响其对经济反映的客观性、可靠性以及准确性。
关于PPI和CPI走势的关系，理论上PPI和CPI应保持相对一致的走势，然而21世纪以来，现实经济中统计局公布PPI与CPI长期分化、背离，甚至“倒挂”现象，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称之为“PPI—CPI分化悖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PPI、CPI统计指标的统计制度和核算方法已不适合当前生产分工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PPI和CPI统计制度和核算方法存在覆盖面问题与重复计算问题。现行PPI只包含了工业品，基本上不包含服务业产品，而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工业品占比显著下降，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2021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3%），不包括服务产品价格的PPI统计指标是不完整的，这也会导致现行PPI难以全面反映生产者的供求状况；关于重复计算问题，现行总体PPI通过对各部门工业品价格用各部门销售额比重加权计算得到，上游产品价格变化通过投入产出网络联系隐含在下游产品价格变化中，这种加权方式会放大上游产品对总体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因此难以真实反映各生产阶段的供求状况，也不利于准确分析价格在各生产阶段之间的传导。例如，当原油等原材料的价格同时影响了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中的商品价格，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通过产出总值计算的权重进行加权加总，则上游阶段的商品价格变化不可避免地占据主导地位。
在消费领域，以经常被质疑真实性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例，CPI反映的是一篮子商品及服务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程度，基期相对固定，而居民则是对食品烟酒等日常必需品价格变动比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价格变动感受更深、对物价上涨比物价下跌感受更深，这与经过国际通行规则编制的客观价格指数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收入预期下降的情况下会放大这一感受差异。此外，CPI的权重设置与项目构成也导致了其反映的消费结构与微观个体的消费结构一致性较低，食品烟酒类权数过大，居住类权数偏小，未包含自住商品房购买，不符合居民的实际消费结构。
我们经常体会的“被平均”统计现象，反映了宏观统计数据与微观感受不一致性。如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4029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5237元，均有所增长。然而，许多人感叹“又双叒叕被平均”，统计数据与个体感受差异较大。不同行业、单位性质、地区的工资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工资和收入一般呈现正偏态分布，即少数人工资水平较高，多数人工资水平较低。因此大多数个体数据低于平均值，宏观经济学的加总研究方法使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大大简化，但是这种方法会抹杀或者掩盖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
二是对宏观数据的认识存在个体感受的“幻觉”和行为偏差。面对不确定性和大量需要处理的信息，个人可能不会系统地描述问题，记录必要的数据，或综合信息来分析和认识经济现象，反而个人可能会遵循一种更为主观的、简单的、次优的判断和推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思考和作出判断，即形成认识上的行为偏差。行为经济学文献中行为偏差具体分为认知错误和情感偏差，认知错误(cognitive errors)是指源于基本的统计、信息处理或记忆错误，由错误推理造成的偏差；情感偏差(emotional biases)是指源于冲动或直觉等情感影响的推理造成偏差。
宏观数据通常使用实际增速，为避免通货膨胀造成数据“虚高”，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而微观主体更关注名义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货币幻觉”。当前国内物价相对低迷，2023年11月CPI同比和环比都在下降，且降幅较上个月有所扩大，导致部分宏观指标如GDP和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的名义增速均低于实际增速，对居民的微观感受造成了负面冲击。“货币幻觉”也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到了市场情绪和微观主体感受，2023年以来房价下跌压力加大，沪深两市A股股价持续低迷，居民财富减少，市场预期和信心受到冲击，降低了微观主体的获得感。
宏观数据通常使用同比增速，选取上年同期为基期，而上年同期基数的走低会抬高本期同比增速，夸大宏观经济运行的向好态势。2022年GDP增速仅为3.0%，生产端和消费端都受到了明显的不利影响。2023年以来宏观数据的稳定向好，在一定程度是因为上年同期基数的走低。而居民的微观感受更多是基于环比，与上一个相邻的统计周期进行比较，侧重于短期变化趋势。
中国有句老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信息传播和舆论世界中，弱势群体可能更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情绪会相互传染，部分受损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能力较强，放大了负面情绪的传播。当前正面情绪群体的话语权要弱于负面情绪群体，一部分人的处境在服务业恢复的带动下显著改善，但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而金融、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拥有股票和房产的中高收入人群，历来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和舆论影响力，在近期股票市场低迷和房价波动下，他们容易将其自身收入下降和财富缩水的负面情绪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三是由于所处发展阶段和统计制度不完善，我国存在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现象，也会一定程度上引起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差异。统计造假，实质是统计数据不真实，而导致数据不真实的原因可分为有意造假和统计能力不足导致的数据不真实。实际上，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太好和危机时，对中国经济数据水分的质疑性就会增加，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量研究讨论1998年—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估问题。然而，事后都发现中国经济的水分并不严重，且随着中国统计制度和方法日益科学、合理，统计质量日益提高。
近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进行统计造假，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对统计造假失察，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统计造假”被纳入《条例》处分范畴，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以及对统计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在统计技术和方法日益科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制度日益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的统计数据质量应日益提高，过去那种严重数据造假、弄虚作假的现象应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宏观数据受统计方法、数据采集、样本选择、微观个体的行为偏差等多种因素的限制，难以与微观感受完全贴合。因此，在解读宏观数据的同时，也要关注微观个体在经济生活中的真实感受，重视“温差”与研判“温差”，让宏观政策调整优化与微观个体真实生活更具有适配性。同时，改善统计质量是核心问题，其他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统计质量存在正相关，中国统计制度和方法存在一些比发达国家更为复杂问题。因此，我国应该加快完善统计体制机制，加强统计造假源头防控，切实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政府统计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统计获得感不断增强。
（作者：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冀承，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