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老师走后的第五个清明节。老师并没走远，老师的声音仍清晰地响在耳边，老师厚厚的镜片和温厚的笑容就闪动在眼前。
自1987年幸运地考入人民大学财政系读研究生，更有幸聆听了周升业教授的信用理论与实践课之后，就与先生结下了一世的师生之缘。从八十年代末蒙先生不弃指导硕士论文，到九十年代中再入门下读博并因出国之故而不断延期直至新世纪初才完成答辩，也因而得受周老师学术指导的时间绵延长达十五年之久。而老师对我学术之外的无言教诲，则影响到今天并将一直持续到我生命终点。
传至简大道
纯净、真诚、平和、善良，这是周老师从未言传而时时以身教于我们的。凡听过先生课的学生，本系的、外系的、甚至外校（如五道口等）的同学们，除钦佩于先生的学术造诣外，更能在课内课外感受到他的平等讨论、坦诚交流、真心关爱。我自八十年代末毕业离校后就未曾中断过与周老师及学校的联系，每次面见先生或电话联系，或长或短，总是如沐春风。周老师对学生和青年教师充满耐心、爱心和仁厚的包容、鼓励，对与他同辈的老先生们也是学术上的长期伙伴的黄达、陈共、王传纶老师（三位先生与周老师共同被尊为人大财金的四大导师）以及早几年离世的侯梦蟾老师等，更是真诚合作、真心敬重、相互关怀、情谊绵长。这份感觉每每让我感动，也让我深深敬佩由这几位老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们共同营造的人大财金学院友善、务实、自由、创新的文化氛围。
后来发现，先生的为人为文之道和好人缘远超出京城而达及全国金融学术圈。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奔波于各地参加学术活动，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给学界的老友们和后进们站台。九十年代中我在纽约培训期间曾在华尔街边巧遇周老师及其他财经院校的几位大师（曾康霖、周骏、江其务），趁机邀老先生们赏光与几位青年金融学者共进晚餐并赐教，其间深深体会到周老师和几位老先生对年轻学子的关爱，也看出先生们之间非同寻常的默契和友谊。
周老师待人诚、重情谊。记得在他从教五十周年座谈会上，他很诚恳动情地说，他这一生从教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大家共同学习、大家如亲人般与他真情相待。2008年初，老师在送给我与妻子（也曾受教于老师）的《自选集》的扉页上题的是“互学互教、情谊常在”。今日重读，无限感慨。那认真、刚劲的笔画刻写的不只是谦逊，而是老师为人的至诚至真、为学的不断求实求新，是老师于平实中自然流露出的高山景行。
授务时之业
先生学养深厚，早在六十年代就因《论信贷收支差额》而一文成名，八十年代已成为财政金融综合平衡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和金融名教授。但先生从不拟古，从不教条，更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开放的态度，重视运用新方法、新工具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经济金融领域的新挑战、新问题，到九十年代又带领中青年学者研究开放条件下的金融运行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从实践中找问题，从理论上去思考”。真正是治经世济时之学。
人大复校之初财政系原只有财政金融专业和会计专业。我入校时系里刚刚细分为财政、金融、国际金融和会计四个专业，我读的财政。到论文选题时，金融似乎已更加“时髦”，加之当时正按国家计委王春正副秘书长要求做个货币流通的小课题，所以就选了金融的题目（以计量方法分析货币数量与经济稳定增长），并且斗胆请王传纶、周升业两位先生作为自己的论文导师。但教研室个别负责老师却认为财政专业的选金融题目不妥。周老师却给予了坚决的支持，王老师和陈共老师也明确表态认为人大财政金融本就是一家。这也鼓励了我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金融专业学习之途。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周老师牵头研究金融资金运行分析课题时曾命我参与市场运行部分的研究。我却因出国学习而未能有点滴贡献，这也成为我有限的学术生涯中的一大憾事。
解人生之惑
先生教做学问更教做人，但他从不说教，也甚少喂食“心灵鸡汤”。往往是几句关切、一席家常，甚至只是在先生那间小书房或小客厅坐上一会儿，就会被那平和安宁的气氛所感染，心不由就会静下来，开朗起来。或许周老师并未刻意要帮助别人从哲学层面释“人生之惑”，但他确实往往无形之中就做到了，以他的平实朴素的话语以及静静的倾听。老师其实更愿意帮年轻人解具体的“生活之困”。无论是谁（听过课或读过书）无论是什么时候去找他，他总是乐于帮忙。老师有时会找老学生帮新学生，但他也总是充分体谅，从不勉强。老师住在校东门不远的双榆树，门总是向学生们敞开着。我每次去访老师，从来也不预约，一般只在出门前打个电话甚至直接闯过去，他似乎总是在家等着你敲门（除了偶尔去学校外）。常常会同时碰到有两三拨人在。作为学者，这样被无度地打扰可能会让许多人难以承受，周老师却从不以为意，而乐在其中。
周老师眼睛高度近视，晚年眼疾更重，近乎失明，但在身体尚可时仍坚持以听录音（有时由学生，有时则由也读金融专业的孙子读论文并录制）的方式指导学生。这其实已是在燃烧自己最后的能量啊！想到此，不由得痛上心头、泪盈眼眶。
老师晚年送走了陪伴一生并卧床多年的师母后，身体越来越不好，从眼睛到肾脏都出了问题，后不得不依赖透析维持。但面对这些，老师从来都是平静对待。最后，在一次透析中出血而不治，突然离世。想必在老师最后的时刻，他一样是从容淡定的。他一向从容面对波折、从容面对老病，定也从容面对了生死。这，也是恩师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
（2019年4月6日）
作者时任上海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