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宁夏平原“塞北江南”的称誉，若论传播流布之功，当首推唐代诗人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

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

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

历代咏诵宁夏“塞北江南”之作，这首诗占据着首篇的位置；其中“塞北江南”的记录，即便在文献学上也是最早和地望最明确的，晚出的材料如《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虽指称这一称誉诞生于北周宣政元年（五七八），比韦蟾的诗早了两百多年，但所引材料断代不明，屡屡使人心生疑窦。韦蟾的诗豪迈刚强，本来是赞扬卢潘的才干并给好友打气的，恐怕并非真的说这里如江南般风物闲美、雅澹温柔，更重要的在于打消友人对塞北通常印象中粗犷酷寒的顾虑，劝慰、鼓励的成分更多一些。但出乎意料的是，宁夏平原灌区的持续发展一再印证了韦蟾的称誉名实相副，同时也成全了他的诗名，使得《全唐诗》中所收诗作不过十首、在大唐浩瀚的诗歌天空中黯淡无光的诗人，成为宁夏平原上空持续闪亮的星辰。地以诗而显，诗因地而闻，彼此相得益彰。如今说到“塞北江南”，韦蟾是被提及最多的诗人；在各类研究、宣传中，《送卢潘尚书之灵武》是被引用、书写、镌刻最多的诗。

韦蟾，在最好的时代写了最对的地方。

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一诗还有一种涵化的效果，即在公众传播的领域中，很容易将唐代当作“塞北江南”之源，因而当作宁夏平原灌区建设史上最早和最好的时期。实则不然。翻检历史文献，关于宁夏平原灌区建设，首次也是最明确记载其规模的是北齐魏收撰修的《魏书》，留下浓墨重彩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及所置薄骨律镇，而镇将刁雍更是划时代、值得树碑立传的人物。

关于“薄骨律”一词的来历，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中说，他已觉察到“语出戎方”，但在实地访问时听到“耆旧”的一个传说：当初大夏国主赫连勃勃有骏马名“白口骝”死于此地，语音讹变为“薄骨律”。郦道元并未认同这一说法，觉得其真实的含意尚不清楚。周一良先生认为“薄骨律”应为“胡语”，只是汉人不晓其意，强为之解，“白口骝”之解，失之虚造（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252 页）。周先生的怀疑是对的，但未提出进一步的解释。郦道元的“田野调查”中牵扯到匈奴人赫连勃勃，本来只是实录“耆旧”传说，却似乎成为一个消极的心理暗示，误导后来的索考不自觉将“薄骨律”的语源向匈奴语或其他语言追溯。实际上，据《魏书·地形志》，薄骨律是北魏太延二年（四三六）所设立的军镇，鲜卑人的王朝在行政设置时不使用本民族的鲜卑语而使用其他什么语言，殊难理解，特别是要使用被自己推翻的大夏国匈奴语，更要打一个问号。因此，“薄骨律”只能在鲜卑语中查考。问题也许并不复杂，无须曲折索隐，这不过就是与鲜卑语有密切亲属关系的蒙古语常见地名“巴音郭楞”或“巴彦高勒”bayingol，“薄”的古音为bak，对音“巴音”bayin（意为“富裕”“富饶”），“骨律”对音“郭楞”“高勒”gol（意为“河流”），“薄骨律”意为“富裕的河流”。蒙古语似乎偏好这样的命名方式，除了“巴音郭楞”“巴彦高勒”，还可以例举如“巴音淖尔”（富裕的湖泊）、“巴音布鲁克”（富饶之泉）、巴音柴达木（富饶的滩）、“巴音乌鲁”（富饶的山），都是如今依然使用的地名。又据《魏书·地形志》和《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薄骨律镇在北魏孝昌二年（五二六）改置灵州，这可以看作孝文帝“断诸北语”后的一个结果，即《魏书·郦道元传》所谓“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名”，奉诏主其事者就是郦道元。身居要津又“好学、历览奇书”的郦道元，并不具备鲜卑语最基本的常识，这未尝不是一件有意味的事。

薄骨律，富裕的河流。因地望的一致，使人想起秦汉时期在此设置的富平县：富裕而平阔。胡汉语言取意切近，不知是基于相同的认知还是存在着某种承继关系？确实，由卫宁平原和银川平原组成的宁夏平原是一片广袤而平坦的土地。现今实测，国土面积为六千五百七十三平方公里，折合九百九十万亩；区域内年降水量虽只有二百毫米左右，但因黄河穿境而过，适合发展自流灌溉农业，除河流、湖泊、沙丘、碱滩和非农业用地外，可灌溉面积约四百万亩。可以设想，如此平阔的土地不能不引起农耕文明的格外关注。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二一五），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并徙民戍边，人们通常认为，戍边者可能会从事农业耕作。但秦国祚短促，此后不过短短五六年时间，边民逃归，游牧民族重新占据了宁夏平原，秦帝国是否在此建设过灌溉农业，史料记载一鳞半爪且十分含糊，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持肯定意见的不少，抱怀疑态度的更多。司马迁陪同汉武帝在北部边郡视察后，批评过蒙恬筑长城、建亭障、挖山填谷修直道等不恤民力的行为，但只字未提此地曾有过引水渠道，而开挖渠道所耗费的民力一点儿也不比这类工程少。两汉时期，文献材料屡屡提及在“西河”（黄河宁夏段至内蒙古五原黄河段）“安定、北地”（宁夏平原曾分属之）等地“激河浚渠为屯田”，但这些行政区域过于广大，到底在哪些地方搞过灌溉农业，具体地点并不清楚，至于工程规模、灌溉水平更无可稽考。依据文献材料，还考虑汉代曾在这一地区有过富平、灵州、廉县等行政建制，配置过督促垦殖的典农都尉，再结合现存遗迹以及地情的考察推断，汉武帝时期及以后银川平原的沿河地区，灌溉农业一定得到过发展。至东汉后期，顺帝永和六年（一四一）安定、北地等郡内徙，此地设置最早也最有可能开展过灌溉农业的富平县，连同县名和人口都南迁到陕西关中地区，游牧的经济形态又占据主导，原先的耕地也沦为牧场了。由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四四四）刁雍出任薄骨律镇将上溯，保守估计，宁夏平原至少在三百年里不曾有过引水灌溉农业。

是北魏王朝使这里的灌溉农业繁荣发展起来，“官课常足，民亦丰赡”，足可副“富裕”之名。据《魏书·刁雍传》，刁雍赴任宁夏平原，看到有旧的渠堰遗迹，但年代久远，可能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早已无水，农夫散居各处，只有一些零星的耕作，稼穑艰难。刁雍到任以后，即着手开凿新渠，清淤疏滞联通旧渠，筑坝引水，渠道长度达一百二十里，即便在当代，这也是较大的水利骨干工程。知情者一望而知：刁雍所垦殖的土地在银川平原南部，属稳产高产的菁华膏腴之地；而银川平原北部因排水困难、盐渍化严重，改造难度极大，开发较晚且多数为中低产田。史料中沒有当时农业产量的记录，但显然取得了巨大的收成。下文还将提到，仅仅过了两年，就可以向其他地方转输供应；仅仅过了四年，就因“平地积谷，实难守护”而在黄河西岸专门建设了大型的储仓，太武皇帝拓跋焘为旌彰其功而命名为“刁公城”。刁雍所开通的这条长渠，极大可能就是沿用至今的唐渠或称唐徕渠的前身，经过历代整修，现在长度已达三百二十二公里，为银川平原大渠之冠。唐代的著述家还清楚地记录着这条长渠的名称是“薄骨律渠”，《元和郡县志》说它“溉田一千余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只称为“唐渠”了。大唐继承了北魏的遗产，却独擅了辉煌的盛名。

宁夏平原灌区的灌溉制度由刁雍第一次记录，即“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这是一种轮灌的用水办法，既能够保证农作物对水分的要求，又能够节水，提高用水效率，最大限度地扩大灌溉面积。由此也可知，这样的用水量尚不能满足水稻作物的种植，刁雍在宁夏平原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耐旱的谷物。

黄河宁蒙段大规模的长途水运也由刁雍来开启。黄河出青铜峡进入银川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地势豁然开朗，河道平缓，流量稳定，适于开展航运。薄骨律镇俨然如国有农场，所生产的粮食被调运到沃野镇（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南），该地处于交通要冲，是拱卫王朝京都、抵御柔然民族南下的六个军事重镇之一，距薄骨律镇八百里。据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刁雍写给太武皇帝拓跋焘的表章，当年要运粮五十万斛。北魏一斛即一石，合今约二十六点五公斤。刁雍针对陆地运输和河运算了一笔账：如用牛车运输，每车载重二十石，因道多深沙，轻车往来尚且艰难，载重的牛车常常滞陷，况且粮食在河西，还要渡运到河东才可以装车，往返一次需一百多天，每年最多运输两次，五千辆牛车运送五十万斛粮食需费时三年；如河运，造船二百艘，两艘合为一舫，一舫可载二千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河道畅通的三月份到九月份，可以往返三次，运粮六十万斛。魏太武帝赞许这一“大省民力”的做法。刁雍实在是精明强干的能吏，如果我们还记得他将粮仓建在距离河岸只有三里、便于河运的地方，还要感佩他的谋国之忠。根据史料中关于道里的记载，刁公城地在今宁夏永宁县境；他所使用的渡口一定就是著名的黄河古渡口“仁存渡”。黄河这一段天然航道，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关于《魏书·刁雍传》所记载的一些航运细节还可对勘。比如，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晋商利用这条航道，货物河运至包头转为陆运，从而将宁夏与京津地区联结起来；绥西抗战中宁夏方面的军队由仁存渡登船至临河县境灰德城上岸，据亲历者回忆，行船十三天。在谷歌图像上使用arcmap 软件打点计算，从仁存渡到临河县境，河道长度三百二十二公里；而到乌拉特前旗境為四百五十三公里。软件打点计算的长度要少于实际长度，但足资参考。刁雍所说，运粮到沃野只需五天，这样的速度实在惊人；特别是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条件下，木船回牵只需十天，这是如何做到的？刁雍又说，六十天运粮一次，那么，留给粮食装卸的时间却长达四十五天。如果文献记载无误，除了古今河道、水情变化等因素外，其中还蕴含着什么样的信息，是需要进一步思量的。

宁夏古灌区作为“古代水利工程可持续利用的典范”，已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悠久的水利建设史上，人们应该记住有过刁雍这样一个人：他明敏多智而又性格宽柔，位高权重而又恬静寡欲。他乐善好施，是虔诚的佛教徒，活了九十五岁，是一个长寿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