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沈福文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编《中国髹漆工艺美术简史》、一九九二年易名为《中国漆艺美术史》出版以来，一个甲子过去了，国内外再没有出版过一本中国髹漆工艺美术史，可见沈氏著作的开启意义，以及写作难度。

六十年代起，笔者开始关注并搜集漆器史料，一九七九年发表第一篇论文。随着资料渐积渐多，阅历渐行渐深，写史的胆量却越来越小。经过一个甲子从点到面、从国内到国外的调查与阅读，我陆续写出了地区漆器史如《扬州漆器史》《中国工艺美术全集·江苏卷·漆艺篇》以及“准史”类著作如《中国传统工艺·漆艺》《髹饰录与东亚漆艺》，扩大到地区性通史如《中国艺术史纲》《江苏手工艺史》，校勘艺术史论古籍十余种，对中国漆艺的历史节点、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不时发表评论……中国髹饰艺术动态流变的整体脉络在我脑海里渐渐清晰，我感觉，是集中精力写中国髹饰艺术通史的时候了。

九十年代，业师张道一创办艺术学系，指导笔者用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借鉴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史学等的研究成果，梳理艺术史的生成衍变，揭示其生成衍变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动因。经过十余年艺术学研究的打磨，退休以后我回到工艺史研究，感觉顿开境界。道一师知道我在撰写中国髹饰艺术通史以后，对我说：“你的特殊经历、调查视野和阅读深度以及前期成果积累，使你成為能够打通工坊、文物和文献的学者。你正做到一生最精彩的时候！不能停！不能停呵！”我自笑已经进入耄年，老师还说我正在“一生最精彩的时候”？而眼前的现实是：以退休工资坚持调查研究，写成，若再找不到出版经费，怎么办？我是在用生命下赌注！吴山先生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千万别接图点小钱的课题！失火似的，盯在屁股后面催！书写得好，会有出版社要。暂时没地方要也没关系，搁几年，多磨磨，不是坏事。”于是，我目标坚定，投入了准时上班似的劳作。

梁思成称，“近代治学者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就造型美术而言，尤需重‘见’”；中国营造学社前辈朱启钤先生“以匠为师，沟通儒匠”的训教如座右铭令我警醒。我深知，案头资料只是基础，造物史学者必须沟通匠师，理解工艺，寻访实物，以物说话，化变出不雷同的“我”。在二十世纪走遍全国各漆器产地的基础上，退休以后，我往境内外各大博物馆，考察工坊，走访漆艺家，对东北亚髹饰艺术精华圈田野调查尤为深入，含台湾地区在内的国内大小博物院馆，纽约、东京、冲绳等各国各地博物院馆开库助我考察馆藏，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朋友帮我搜寻古籍。我终于能够做严密校勘的工作，能够以大量图片记录工坊工艺，能够以考古资料、传世实物、工坊流程、今人新作、吾国旧籍、异族故书等多重证据去梳理史实，走出了一条钻研原始文献和抓牢田野调查并举的治学之路。

治通史难。梳理历史发展的动态演变并非史学的终极使命，史学的终极使命在于批判、反思和探索，也就是说，史家要用心智思考、选择、解释甚至批判史料，对零散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繁就简的加工，进行立体的、跨越时空的整体思考和综合排比，从而辨析史实，取舍材料，融会贯通，升华而出史论。《中国髹饰艺术史》凡四十四万言，彩图与少量黑白图一千零四十四幅，图表七帧，注释一千零四十六条，以长期调查博物馆、工坊与深研原始文献、与漆艺家广泛交流为治学路径，以整体的视野、比较的方法梳理，并且全面展现中国髹饰工艺艺术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流传于世的经典作品，填补了学术史著作的空白。

回望我的治学历程，我平静而坦然，没有骄傲，倒有些感伤。因为，我写的书，许多本难度极大，纯属自找苦吃。这苦，并不是那么容易吃的。只要了解我蒙受屈辱的成长历程，就会理解我，自由自在地钻研学问，是辛苦，更是幸福和幸运。

人的一生，贵在坚守，能否奏效，则绝非仅靠个人努力。我六十岁想的是，这十年我应该完成什么，我超额完成了；我七十岁想的是，这十年我还要完成什么，我又超额完成了。天意怜悯！其中有多方面因素的相遇。时代给了我新的四十年，使我能够听从内心的呼唤，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做自己认定有意义的事情。

八十岁以后，我还能做什么？望天意继续怜我，说不定我还能产出。最后借用俞樾自挽联：“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三十余册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七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中国髹饰艺术史》，长北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