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裂变、撞击、融合，并指出辽西地区作为这三种模式发生的区域之一，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延续了北方地区长久以来的筒形罐传统，接纳与整合了筒形罐系统的多种地域类型，形成了重礼仪轻世俗的开放、包容的社会体系，奠定了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领域的繁盛与统一和日常生活领域相对的多样与分散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语境中的“文明”与英文单词“civilization”相关联，特指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种状态。美国进化论人类学家摩尔根就提出了“蒙昧、野蛮、文明”三段式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国古典文献语境中的“文明”见于《易·文言》等处，例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郑玄注《礼记·大传》说“文章，礼法也”。其实也是说明了人与社会的一种进步，而且更注重“礼法”也就是“制度”在人类发展、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标志作用。

关于文明的标准，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有“文字、金属冶炼、城市”所谓三要素的说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综合中国考古学基本材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提出了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一、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很多学者指出，文明不仅仅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又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关系密切的不同方面。而能够切实反映社会性质的，也恰恰正是社会制度。

文献中关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记载，集中体现在《周礼》《仪礼》《礼记》以及后世的“正义”“集解”“注疏”等研究、阐释类文献中，概括起来有四个主要特征：

一、祭祀主体等级不同，祭祀场所规模不同。例如“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大夫立五庙、二坛；適士二庙一坛；官师一庙；庶士、庶人无庙。”“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己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二、祭祀对象不同，祭祀方式不同。例如“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地示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人鬼在天地之间，鬱鬯芬芳、其气从乎阳而上升，其质达乎阴而下润，故灌用鬱鬯，所以求诸上下之交也。”

三、祭祀对象等级不同，祭品种类、组合不同。例如“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四、玉礼器显示身份等级。例如“以玉做六瑞，以等邦国；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目前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中，就有与上述古礼相关联的内容。已有的考古发现中既有牛河梁这样的整个红山文化的礼仪中心，又有胡头沟、东山嘴这样的次级区域中心，同时也有草帽山、半拉山、田家沟这样更小级别的礼仪活动地点；牛河梁第一地点发现了祀天神的燎祭遗存、享人鬼（先王）的祼礼遗存、祭地示（地神）的瘗埋遗存，其中燎祭中不同遗物的组合可能与祭祀对象的不同相关；牛河梁第二地点发现了唯玉为葬的以玉礼器为等级身份象征的用玉制度。

这些发现一方面说明红山文化先民在中国史前时期率先完成了整合社会、管理社会的制度创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后世礼制的来源至少可以上溯到红山文化中晚期阶段，也就是距今5600-5000年。

据此总结红山文化的特质，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守正创新。不晚于距今5500年，完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的第一次制度创新。以祭祀礼仪、玉礼器使用为核心，形成了整合红山社会的制度。

二、以文化认同形成兼容并包的弹性社会。社会上层礼制基于等级的一致性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并存。

三、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红山文化是史前文明社会上层远程交流网络的重要参与者，为中国史前社会贡献了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成果。

四、影响深远。天神、地示、人鬼的古代宗教体系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以玉明礼、以玉比德的玉礼制和玉文化稍晚时候甚至扩展至整个东亚地区。

五、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特质的先河。红山文明至晚期趋于衰落，但其内涵和影响逐步融合到中华文明整体之中，成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要内容。红山文明的特质，在当今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合作共赢、如何实现全世界共同发展、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红山文明的机制、体制为我们提供了基于文化认同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历史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