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杨向奎（1910—2000），字拱辰，河北丰润人。史学家、思想史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1937年回国。后相继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合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主编《文史哲》杂志。1957年入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研究员、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清儒学案新编》等。

阅尽世事，留下巨著

杨向奎先生之名，“奎”，指奎宿；其字拱辰，“辰”为北极星。杨先生晚年，学术界尊称他“向老”或者“杨向老”。

杨先生1910年1月10日出生于河北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县城西南丰登坞镇杨家庄。丰润是进出山海关的要冲，物产丰富，古代有“南无锡，北丰润”之说。在丰润老县城正南的平原上，有一座凸起的小山丘，名叫车轴山，山上有辽金时代的宝塔。清光绪五年（1879年），车轴山上建起了燕山书院、贡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里设立了遵化州官立中学堂，现在叫车轴山中学，杨先生即在此读中学。

1929年春，杨先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除了读书，他还喜欢京剧、下棋、摔跤。有人戏称杨先生“爱看京剧不会唱，爱看下棋不会下，爱看摔跤不会摔”。杨先生虽然也“追星”追过梅兰芳，但他对笔者说，他总感觉梅兰芳的成功似乎是苦练而成的，杨小楼演的武生则浑然天成，更胜一筹。

1935年夏，杨先生以研究明史的论文毕业，留本校文科研究所任助理，整理明清档案。1936年，他应同乡好友李尔重（也是车轴山中学校友）之邀，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留学，跟随加藤繁教授学习隋唐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先生回国。杨先生对家乡的文化建设十分关心。他多次对李尔重说，河北省最缺两样，一是没有一所好大学，二是没有一座好图书馆。

1937年日寇通缉抗日分子，通缉名单中有杨先生的老师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聘，赴甘肃考察。1938年1月，杨先生闻讯，决定投奔顾先生。他们一起在甘肃临洮、渭源办小学教师讲习班，为抗日培训人才。

1940年2月，杨先生到成都，进入顾先生主办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利用在四川的机会，杨先生对李冰治水进行了全面研究，写出《李冰与二郎神》的书稿，有20万字。稿子放在重庆独立出版社，可惜尚未出版就丢失了。

北平沦陷后，北平几所大学迁移至陕西南部的城固县，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1940年秋至1943年，杨先生在西北联合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写成了《西汉经学与政治讲义》，1945年这本书以《西汉经学与政治》之名出版。

从1946年到1956年，杨先生历任山东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主任。那时历史系有八大教授，除杨先生外，还有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这种师资力量在全国都是罕见的，被戏称为“八马同槽”。在现今的山东大学济南校园，有八大教授的青铜雕塑。其实，那时“八马同槽”的山东大学在青岛。青岛解放前，当时中共地下党的两名负责人都来找杨先生，给杨先生两项任务，一是不要将山东大学迁离青岛，二是保住青岛纱厂。杨先生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两项任务。

1951年，杨先生创办《文史哲》杂志。1956年他调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研究员、研究所学术秘书、学术委员会主任。那时，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只有两位：顾颉刚、侯外庐。1962年4月，杨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出版，1964年8月下册出版。这是杨先生中期代表作。上册基本上断限在北宋以前，下册自北宋开始，到清朝鸦片战争。上、下册均分甲、乙两编。甲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乙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上册奠定了后来《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的框架。下册首次使用了作者专程到曲阜整理的孔府档案，备受学术界好评。据香港曹聚仁先生说，此书一在香港面市，即被抢购一空。

1966年，杨先生被任命为历史所清史研究组组长。在“文革”中，他自学了理论物理学。他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担任杨先生助手期间，按他要求翻译了不少理论物理的英文资料，记得最后一种是关于超弦理论的。杨先生晚年在数学、物理学上花的时间，竟超过了其史学本行。1977年，《论时间、空间和引力》《引力与熵》印出征求意见本。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后，杨先生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创办《清史论丛》。1979年，历史所清史研究组改为清史研究室，杨先生任第一任主任。

1981年，杨先生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在乔治敦大学首次正式提出“熵是引力的效用”的观点。1995年出版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是先生几十年来探讨物理学、哲学的一个总结。该书姊妹篇《科学与哲学——〈自然哲学〉续篇》1997年出版。

2000年1月，杨向奎先生口述一生经历尤其是治学历程的《杨向奎学述》出版，该著系弟子李尚英整理。同年，《杨向奎长短句》问世。

2000年7月23日，杨先生在北京去世，媒体在报道中誉其为“史学界一代宗师”。杨先生去世后，在杨先生女儿杨永贤的大力支持下，我花了三年时间将杨先生所有著作修订了一遍，最后编成了一套八卷本《丰润杨向奎先生全集》，共900多万字。

亲炙大师，追求真理

1931年，杨先生转入北大历史系，受教于顾颉刚、钱穆等先生，也选修过钱玄同、熊十力等前辈的课程。其中对杨先生一生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顾颉刚先生。求学期间，他与孙以悌、高去寻、胡厚宣、张政烺、王树民等成立读书会，由孙以悌命名为“潜社”，还出版了《潜社史学论丛》。孙以悌尚未毕业就蹈海自杀，笔者至今保留着他的《书法小史》手稿复印件，是杨先生送我的。高去寻后来任史语所研究员。胡厚宣与张政烺后来与杨先生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元老。王树民曾经与杨先生在甘肃临洮共事，晚年任教于河北师范大学。

1933年，顾颉刚先生的《三皇考》接近脱稿杀青，但“道教中的三皇”一章尚付阙如，因为这需要研读大量道教经典著作。顾先生事忙，遂嘱杨先生完成。杨先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将商务印书馆影印北京白云观收藏的《道藏》翻了一遍，1934年完成顾先生交付的章节，师徒联合署名出版该书。

1934年3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聚集了一批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和边疆问题的学者，形成一个被称为“禹贡学派”的学术群体，杨先生是其中一员。

杨先生在北大的6年，正是古史辨运动蓬勃向上的时期。杨先生与顾先生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私事。傅斯年始终把杨先生看作是“顾派”的人，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杨先生与顾先生的密切关系。

杨先生晚年，很强调他不属于顾先生所开创的“古史辨派”，原因之一当然是在政治上人各有志。顾先生30岁出头时，已名震全国，引起国共两党的重视。杨先生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希望有一个有作为的政党取代它，目光自然转向共产党，对唯物主义理论也一直都有好感。杨先生1950年入党。他十分注重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古文字，对郭沫若先生推崇备至。

笔者在追随杨先生的过程中，感到他最尊敬的大师除郭沫若先生之外，就是顾先生。杨先生说，他深知顾先生“志趣之高洁，学问之卓越”，在所有史学家中，只有顾先生的文章写得最好，他是史学家中的大文学家，没有任何人能写出他那种文风。

过去有传言说“顾颉刚的文章都是学生们替他写的”。杨先生回忆说，那时我们一批大学生刚毕业，懂得什么？能替顾先生写文章？相反，我们写的文章往往要求顾先生签名，才能发表，得的稿费也多。这是顾先生提拔年轻人，绝非占有学生成果。例如杨先生写的《车战考》，如果署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发表，只能得一块大洋稿费，加上顾先生的名字则可以得五块。杨先生常常充满真情地对弟子们说：“终生感谢顾先生！”1980年，杨先生带头发起编辑《庆祝顾颉刚先生八十八诞辰文集》。后来书未出而顾先生去世，乃改为《顾颉刚先生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学术论文集》，在出版的环节上几经周折，最后以《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为名出版。此书若没有杨先生坚持，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杨先生爱吾师，更爱真理。针对傅斯年名作《夷夏东西说》，杨先生作《夏民族起于东方考》，认为夏代早期政治中心在山东等东方，而不是像傅斯年说的那样开始就在西方，此文由傅斯年推荐发表。在疑古思潮如日中天时，杨先生就许多古史问题提出与顾先生不同的意见，顾先生或将这些不同意见收入《尚书研究讲义》，或推荐发表。

顾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倾倒了众多学子。当时在浙江省图书馆工作的童书业尚名不见经传，是顾先生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童先生是天才，古史、瓷器、艺术，无不涉猎，还研究过马列主义。杨先生与童先生私交最笃，童先生早年笔名“童疑”，杨先生笔名“杨守”，他们的争论收录在《古史辨》第七册中。杨先生对我说，古史辨运动最盛之时，他和童书业就住在顾先生家里，协助顾先生工作。

广见洽闻，自创新派

杨先生于学无所不窥，对古史、经学、小学、“红学”乃至物理学，都有独到的发明。他在炎黄文明、夏文化、儒家哲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独门绝技”当推神守、社稷守研究。

神守、社稷守这两个术语出自《国语》。《国语·鲁语》记载，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摧毁越国的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在毁城的过程中，出土了特别长的骨头，一节骨头竟盖满了一车！这在当时无疑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新闻，孔子是著名的博物君子，他认为会稽出土的骨头是防风氏的遗骨，因此讲述了有关“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的传奇故事。吴国的使者不知什么是“神”，孔子因而解释道：“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这段话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孔子世家》，历代学者均以为孔子所说的“神”是鬼神，后来也常常被拿来作为中国古代存在宗教的证据。

杨先生指出，孔子所说的“神”是人而不是鬼神，具体来说是酋长。《韩非子》也记载了这事，原文是：“禹朝诸侯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与《国语·鲁语下》对照，“群神”就是“诸侯”。在阶级社会的初期，统治者居山，作为天人的媒介，全是“神”国，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他们就是神，没有不是神的国王。蒙文通先生也指出：“旧说青衣神即蚕丛，青衣神应在青衣水，或蚕丛建国亦在此。《鲁语》‘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神是君长。《封禅书》‘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七千’，也是说神即君长。可知青衣神即是青衣君长。”杨先生的同门刘起釪先生指出，《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而《国语·鲁语》云：“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可知群神即是诸侯，亦即当时部族首领。这都是正确的见解。

《国语·楚语》记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里的“重”读作“重复”的“重”，意思是神。杨向奎先生认为“重”为神职，而“黎”为民职，后来发展，神职为“神守国”，而民职为“社稷守”。“重”后来演变为祭司，为神为巫；而“黎”后来演变为人主，为王为公侯。远古时代，神守与社稷守不分，所有国王都是神而能通于天；神守与社稷守之分，当在夏初。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那么，探索文明起源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国家何时出现，也就是确定何时从神守分化出社稷守。我将神守解释为神权组织，社稷守则是王权国家，神守是人类普遍经历的阶段，最初所有的社会实体都是神守，后来从神守分化出社稷守，即最早的国家；同时，还没有跨入国家门槛的神守仍比比皆是。

杨先生“一生读书”，但不是足不出户。他一生重视民族学材料，来历史所不久就到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调查，所以继王国维提出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之后，杨先生加上民族学，倡导“三重证据法”。杨先生对神守的研究就曾受到彝族毕摩的启发。

《诗经》记载商族的来源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自古以来“玄”被解释为黑色，玄鸟即燕子。杨先生首次释出甲骨文“不玄冥”，首次释出金文“玄鼋”，使我相信“玄”是神圣的意思。又如“明保”，见于《尚书·洛诰》，又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明保”是周公的儿子，只有杨向奎先生独树一帜，认为明保即周公。有的学者以“甚至有人认为明保即周公”来表达对杨说的态度。结合杨先生对神守的解释，我主张“明保”相当于神保、灵保、天保、圣保。西周可能存在大祭司和国王两套权力系统，太公可能是武王朝的大祭司，周公可能是成王朝的大祭司。大祭司由于握有重权，故能在非常时期摄政当国，由此古代就有周公称王的说法。

按照我国传统学术史“学案”的体裁，老师学案之下必列门人，而且通常是好几代弟子。吴兴钱玄同先生是古史辨运动的引路人之一，在诸多方面与他的老师余杭章太炎先生大异，但钱先生的知友黎锦熙先生说，将来的《余杭学案》下必立《吴兴学案》。我想，将来的《吴县学案》（顾先生）下也必立《丰润学案》（杨先生）。

历史学需要打基础、下笨功夫，古往今来，涌现过非常年轻的文学家和科学家，但极少有年轻的史学家，像顾颉刚先生30岁出头就出名的，凤毛麟角。要在历史学领域形成一个学派，那就更难了。杨先生开创的学派，现在还不显赫，留给后人慧眼识珠。他的《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先秦思想讲话》被列入“大家小书”一版再版；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也被列入“文津书馆”再版。这说明读者还非常喜欢杨先生的著作，他的书、他的思想将垂诸久远。

（作者：吴 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