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明惇，1938年出生于上海。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第四届）成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汉族民歌概论》《中国民间音乐概论》等专著，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上海卷》并担任编审，编著《中国民族音乐欣赏》《中国民族音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精神品格与审美理想，凝结了中华民族在音乐文化方面的思维方式和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并为世界音乐熔铸了东方的辉煌乐章……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领域，有一位为之奋斗一生并作出卓越贡献的老者，他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江明惇先生。他致力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肩负教育事业发展重任，为建设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和推动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曲折与坚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不够成熟，实践的积累也很薄弱，学科建设尚待完善。1949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出“向民间学习”的专业教育思想，于1953年成立“民族音乐研究室”。1956年5月成立民族音乐系后，沈知白担任系主任。其时，江明惇先生正在学习作曲，他怀着对民族音乐发自内心的热爱，毅然投身“民族音乐研究室”的工作，在兼顾学习作曲的同时，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学习与研究。1958年，江明惇与李民雄、滕永然两位同学组成“三人小组”，走出校园，迈向田野，开始了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他们把采风工作的第一站定在了自己的故乡——浙江。这里的民俗资源异常丰富，有闻名音乐界的“交响性”浙东锣鼓。他们扎根田野三个月，用老式录音机录下打击乐，根据录音进行记谱和理论分析并油印出来，为后人研究积累了经验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其后，他们又背着20斤重的盘式录音机跋山涉水，到山东、安徽、江西、福建等十余个省份进行田野采风。后来，为编写《中国戏曲声腔史》，他们又奔赴金华浙江婺剧团收集诸暨乱弹的音乐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我国民间音乐的历史，以及唱腔、剧目和表演特点，奠定了坚实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人小组”的采风工作，不仅抢救了一些濒临失传的民间音乐，也开创了当代专业学者走进田野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先河。

向专家学习，向民间学习！抢救诸暨乱弹的经历，使江明惇认识到音乐不只存在于教室、琴房和华丽的舞台上，更蕴藏在人民群众的心海里，回荡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间。这些传播在祖国大地的歌曲和戏曲，为江明惇的学术生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当在祖国大地上听到真正的民歌，深入乡间田野中接触到淳朴的人民后，江明惇开始思考什么是“真”的艺术。所谓“真”，就是要有根。要想掌握艺术的根本，就要热爱脚下这片土地，就要不断向人民群众学习。正是一代代学者克服简陋艰苦的工作条件，吃苦耐劳、甘于寂寞，白天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录音，晚上挑灯夜战整理资料，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用双手抢救珍贵的音乐遗产，以“聆听者”和“抢救者”的身份挖掘、抢救民间音乐这座博大精深的宝藏，才使那些深藏在民间的音乐文化遗产得以幸存和传承。

正当江明惇在学术研究上蓬勃向上、厚积薄发之时，却遭遇了困境。1966—1976年，江明惇的学术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他没有消沉。其间，他通读了30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悟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不仅是世界观，也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研究学术问题的“金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就能打开学科交叉研究的大门。

多年后，江先生回首这段岁月时却淡然自若：每个人的事业道路都是曲折的，有顺境也有逆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结合多年民间采风的实践，江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美学与传统民俗之间的密切联系有了切身体会。经过深入研究，他把中国传统哲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借鉴、融入我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之中。

在社会转型期，传统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变化，民间音乐面临失传的困境。1979年，贺绿汀院长重建“民族音乐抢救小组”，委任江明惇为组长。他重新投入民族音乐抢救的工作中，带领黄白、连波、黄允箴、王璨、李民雄、滕永然等人，前往江、浙、皖、川、晋、陕等多地，对濒临失传的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歌、说唱音乐，如陕北说书、启东渔民号子、湖南民歌、云南民歌、苏州弹词等展开了抢救工作。他们组织各路表演艺术家，如江南丝竹的孙裕德、苏州弹词的徐丽仙，以及来自民间的歌唱家何继光、阿旺等演出并录像，积累了大量田野调查和民间采风的一手素材，抢救了大批遗散在民间的濒危音乐。这些珍贵的材料，为学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学术与行政

20世纪50年代，以我国民族音乐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大。面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科如何建设”这个崭新课题，几代音乐人付出了汗水和智慧。1959年，沈知白先生首先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了“东方音乐”课程，把“东方音乐”看作民族音乐理论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初，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提出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科框架。江明惇担任院长后，吸收国外先进的理论思想，重视学科建设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结合中国民族音乐的特点，制定了全方位的学科发展计划，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学者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学术著作逐渐引入国内，打开了学界学习西方音乐理论的“窗口”。当时，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定义的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二是美国学者胡德提出的观点，即民族音乐学是对一切音乐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这一观点强调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题首要是音乐。这种不同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学者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于民族音乐理论，最早传入我国的是日本学者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山口修等人的学术著作。江明惇翻译了山口修的《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江明惇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和西方民族音乐学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重视实地考察、收集资料、记谱译谱、录音录像，其对音乐本体的研究比西方民族音乐学更深入，与艺术创作、艺术实践结合得也更紧密。西方民族音乐学有着丰富的理论积累，有人类学、音乐学、民俗学等理论支撑，以严密的思辨逻辑为基础，以一种客观的、比较精确的、理性思辨的方法分析音乐，其研究侧重于音乐与整个文化的关系。而中国民族音乐学则更侧重于对音乐本体的研究，长于微观音乐形态方面的分析。他提出将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优势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优势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二者取长补短、携手并进。江明惇的全球性学术视野以及对我国民族音乐学科建设的宏观思考，为我国民族音乐理论发展大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助力。

1984年，江明惇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1991年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江明惇由一位学者转型成了引领上海音乐学院发展的决策者。在担任院长的20年间，他以老一辈学者、领导为榜样，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全面发展作出了清晰明确的规划，在学科建设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带领上海音乐学院的同仁们培养了大批音乐表演艺术家和优秀音乐教育工作者，把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音乐教育专业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传统专业。早在1927年初，国立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就建立了“专修科”，后改为“师范科”。1929年，国立音乐学院更名为国立专科学校，增设了以教授音乐理论及技术，养成音乐专门人才及中小学师资为宗旨的高中师范科。1964年，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业随着最后一批毕业生毕业而停办。

20世纪80年代，针对国民音乐教育的落后现状和存在问题，吕骥、贺绿汀等37位学者联名撰写了《关于加强学校音乐教育的建议书》，提出要重视音乐教育理论研究，在中央和地方教育研究部门筹建音乐教育的机构和学科。1995年，依照贺绿汀先生的意愿，江明惇在“九五”规划中全面思考上海音乐学院的文化定位、历史定位和民族定位，把建立“专业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三大体系作为目标。在1996年“上海音乐教育研讨会”上，他关于音乐教育学科发展的思路，得到了贺绿汀先生以及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廖乃雄等人的支持与认同。199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同意建系但不增加经费和编制的艰难条件下，江明惇得到了上海市教委的大力支持正式建立音乐教育系并于同年招生，江明惇兼任系主任。同时，他明确了音乐教育系的办系方针，把“音乐教育”作为主课，钢琴和声乐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支持引进了奥尔夫、柯达伊、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把培养从事音乐教育理论、教学管理、学科建设等理论研究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定为教学目标。音乐教育系的建立和教学目标的确立，为推进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教研与传承

江明惇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期间，始终坚持教学，并在自己热爱的民间音乐领域持续深耕。在教学中，江明惇常说，民间音乐是我们永远的老师，我国的民间音乐有“谱简腔繁”的特征，经常使用“润腔”。所谓“润腔”就是即兴演唱时在旋律上进行的各种加花修饰，以体现不同的音乐风格，或表演者在不同情境下展现出的情绪及艺术个性，有一定的即兴性。而我们研究的核心应该是音乐本体，我国传统音乐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种方式下，想要做好民间音乐研究，需要到民间进行田野采风，而田野采风中学唱和记谱是最为重要的学术训练。首先是记谱，江先生把记谱分为三种，一种为详记，一种为速记，一种为默记，三者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以详记为基础，要把润腔、小音符、倚音、波音、颤音、滑音一起记出来。他强调这些音符虽小，但很重要，这些小音符就是民歌的风格特点所在。对此，江先生门下弟子在“江明惇教授从教六十周年音乐教育思想研讨会”上回忆道，先生并不遵循传统的视唱练耳的训练方式按照现有的谱子视唱或者跟唱，而是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记谱，让学生用全部的注意力和听觉记录下演唱中转瞬即逝、千变万化、与标准音高有微妙变化的“润腔”。对于教材中的曲例，不管是民歌还是戏曲，江明惇更是信手拈来，随口就唱，从方言到润腔，从情绪到音调，都韵味十足，绕梁三日。江明惇让学生体验的不仅是民歌的润腔、风格、体裁，更是人民的思想感情。正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所说：“江先生在创造文化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江先生教会我的是民歌的真谛，不是躯壳，而是灵魂！”

重视我国民间音乐历史的追溯，也是江明惇民间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个重点。相较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及琴谱等，民间音乐的文献记载很少。但是江明惇在对《孟姜女调》《银纽丝调》《鲜花调》《五更调》等16种有代表性的时调进行研究时，查阅文献、追根溯源，结合流传的地域和时间，运用田野与史料互证、音乐形态分析的研究方法，拓宽了民间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江明惇表示，必须有更多学者来做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这项艰苦的工作，要译释失传的乐谱，复活千年的遗音！

“源头”与“穹顶”

在多年采风中积累了大量民歌资料后，江明惇开始思索应如何在民歌的海洋中找到我国民歌的艺术规律，如何让民间音乐走上专业课堂，如何让音乐工作者创作出更多具有我国民族音乐特点的艺术作品。要解决以上问题，业界急需一部具有教材和学术双重属性的著作连接从民间音乐到专业教学的环节。

经过20余年对民歌的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江明惇在1982年出版了兼具教材和学术专著性质的《汉族民歌概论》。该书选取遍及24个省份的324首有代表性的汉族民歌，从汉族民歌的研究入手，科学地划分了民歌体裁类别，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民歌教学与研究专著。全书对汉族民歌体裁的形成、发展、表现方法、音乐特征和旋律的节奏、旋法、调式调性、曲式结构、发展手法、风格色彩及腔词关系等作出了科学的划分，通过全面的分析来探索我国民歌艺术发展的规律，为研究者提供了方法和借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评价此书：作为第一本较系统全面的汉族民歌教材和专著，其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江明惇以学术为志向，全身心投入学术事业，甘愿为其奉献一生。退出领导工作岗位后，他仍每日笔耕不辍，力求从哲学层面和美学高度来研究我国民族音乐，进一步探寻民间音乐的特征和规律。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积淀，他的研究范围从音乐逐渐扩展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在研究民歌、民族音乐的形态和结构方面，他不是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而是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研究逻辑，做到中西音乐融会贯通，并从哲学层面和民族文化的心理层面解读中国传统音乐。

2007年，江明惇先生编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音乐》（第三版）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16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音乐概论》，是江明惇多年执教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业课教学经验的结晶。该书从“特征论”“体裁论”“形态论”三个方面，对我国民间音乐的大量一手资料进行了梳理，从中探寻其规律。江明惇指出，中国民间音乐具有中华文化、民间文艺、音乐艺术三大特征，并有机结合而成。同时，根据作品的特征，中国民间音乐又可划分为民歌、民间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四类体裁。该著作不仅有学术的创新，更在研究方法上与以往不同，蕴含着中华民族厚重磅礴的力量，堪称中国音乐理论建设的重大成果，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建设和中国学术的创新发展意义重大。江明惇作为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开拓者，其以学术为志业，对学术精益求精，谦虚低调的品格，是后辈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明惇常说，我热爱我的专业，这个专业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很美，有丰富的资源，还存在许多谜，吸引着我不断地探索与思考。

时光荏苒，江明惇先生已至耄耋之年，但他仍忙碌在教学与科研前线，用心指导学生并积极参与学术活动，持续在“真美在民间，探索无止境”的道路上躬行实践。他始终关怀下一代的成长，从未停止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大爱无疆，江明惇先生为党和人民的音乐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宁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