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书由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们托管仲之名集体完成，该书在总结管仲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集诸子百家之精华，以成就王霸政治为目标，建构了一套以人为本、德法并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施政方略。追本溯源，人性论是《管子》施政方略的逻辑起点。
《管子》从利益角度来考量人性，将人性的特征概括为“欲利而恶害”（《管子·版法解》，以下出自《管子》的文献只注篇名）。在得出对人性的这一基本认识之后，《管子》并没有像儒家那样进一步对人性做出“善”或“恶”的价值评判，而是仅从自然天性的角度去理解“欲利而恶害”。《管子》之所以不关注人性的价值属性而只关注人性的本来面目，是因为《管子》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其探索人性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提升人的道德修养，而是要帮助君主找到“御民之辔”（《牧民》），即找到驾驭人性的高效、便捷的治理方式。在《管子》看来，“欲利而恶害”的人性冲动是启动人力的关键，它举例说：“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禁藏》）《管子》认为，君主应该正视人性的这一特点，一方面要保持头脑清醒、提升自我修养，避免自身被短期利益所迷惑而做出错误举动，《管子》的《心术》《白心》等篇都谈到了相关论点；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正是因为人会受到人性“欲利恶害”的驱动，君主的意图才有了被贯彻的可能性，因此，君主在制定治国策略时，应“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形势》），用好赏、罚两种手段，“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牧民》），这样便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管子》从民众生存发展的角度对民之所欲所恶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四欲四恶”说，“四欲”是指佚乐、富贵、存安、生育，“四恶”是指忧劳、贫贱、危坠、灭绝。《管子》建议君主“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管子认为，“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牧民》）。正是基于上述认知，《管子》提出了“予之为取”（《牧民》）的治理思路，即要想从民众那里得到支持，就要先给予民众。在这一治理思路的指引下，《管子》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民众物质利益和基本生存的措施，例如，对于种粮大户，《管子》建议在青黄不接时，由国家为他们提供货币资助，即“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巨乘马》）；对于普通农户，《管子》建议在他们生活、生产难以为继时，由国家借给他们陈粮以糊口、借给他们新粮做种子，即“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揆度》）；对于不同质量的土地，《管子》认为应该按照不同标准征收赋税，即“相壤定籍”“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乘马数》）；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管子》提出了“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五辅》）的救助策略等。除了“应该做什么”的正面建议之外，《管子》还为君主的行政行为画下了“不能做什么”的底线，《管子·牧民》篇曰：“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即量民力而行，不要强制民众做办不到的事；“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即不能以违背民意为代价，来换取通过正当途径得不到的利益；“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即要考虑施政行为的长远影响，不能贪图一时侥幸而去贸然采取短视的举动；“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即不要欺骗民众，不要去做那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事情或者不具备可持续价值的形式主义的事情。
《管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虽然从功利主义出发理解人性、利用人性，但却并没有把人性之所欲所恶框定在经济利益和物质欲望的范围之内，而是超越到了精神层面，看到了人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即“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版法解》）。所以，《管子》建议君主不仅要保障民众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要让民众感受到君主对他们的爱护之情，即“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版法解》）。这种治理思路，使《管子》的治国方略呈现出德法并用的风貌。
在肯定人精神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管子》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精神面貌和社会道德风尚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价值。其提出了“四维”说，“四维”即支撑国家稳固发展的四根支柱，“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管子》认为礼义廉耻作为国家的道德价值支撑，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牧民》）。“四维”又来自哪里呢？《管子》给出了明确答案：“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管子》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国家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但精神文明和道德价值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物质文明密切相关，精神价值的流行需要物质前提作保障，这是一种远见卓识。《管子》在重视物质文明基础上强调精神文明、道德价值的重要性，更为理性务实。
综上所述，《管子》的治国方略均可追溯至其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欲利恶害”的人性论。百家争鸣时期，与《管子》“欲利而恶害”的人性论最为接近的是韩非子的人性论，韩非子同样从功利主义出发、同样强调“利害”对人行为的驱动作用，但是，《管子》的治国方略与韩非子的极端法治理论显然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对“人性”理解的侧重点不同：韩非子更加强调人性“恶害”的一面，他认为“恶害”比“欲利”对人的驱动力更大，故而更推崇严刑酷罚，其施政方略因此呈现出“重刑少赏”的特征；而《管子》则将人性的“欲利”与“恶害”并重，既重视刑罚对人行为的约束作用，又重视利益对人行为的激励作用。此外，韩非子仅从物质利益的层面去理解人性所欲之“利”，并从利益算计的角度去理解人伦关系，把人单纯看作获取利益的“工具”，从而完全否认情感、道德等精神因素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且倾向于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相对立；而《管子》则从更宏阔的视野去理解人性所欲之“利”，从物质利益与道德情感双重向度去理解人以及人伦关系，并认识到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了德法兼用、重视道德价值引领、重视民心向背的治理路径。总之，正是上述对“人性”具体理解的分野，使得《管子》在施政方略上呈现出迥异于韩非子的特点。总体来看，《管子》的施政方略周全且富有远见，理性务实且具有人文关切，堪称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一颗明珠，值得深入发掘并结合现代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
（作者：唐明燕，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