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国富论》，不仅是近代学者了解外国经济学说的窗口，也是他们反思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参照物。本文通过对《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早期、中期和末期发展演进过程进行全面考察，从经济学汉语表述术语的使用与规范、中外经济思想的解读和比较以及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相互结合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认为《国富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近代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推动了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早期形塑，促进了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并逐步与现实社会发展需求相融合，孕育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学科。本文研究不仅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科学化转型具有重要启发，也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解。对于辩证看待、汲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有益思想，明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化逻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国富论》 经济思想转型 经济科学 话语体系 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历史使命与时代重任。关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亦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从西方经济学说中批判地汲取有益的理论成分，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经济思想是基于现实经济问题而形成的理论概括，系统化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思想的凝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种资源[1]。中国近代经济科学的启蒙源于外来经济学说的传播，《国富论》无疑是早期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探讨代表性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学理关联的古典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不但有助于厘清这些学说在中国推介与传播的阶段性特征，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传播过程中的理论取向及潜在的现实价值。
1776年，《国富论》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2]。随着《国富论》各种语言译文的出版，斯密经济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外经济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1901-1902年，严复将《国富论》首次以《原富》之名翻译出版后，围绕《国富论》的讨论陆续增加。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涉及汉译《国富论》的著作数量非常可观。刘瑾玉[3]统计表明，截至2020年，仅汉译《国富论》有42个版本，其中37个版本是2000年后翻译出版的。《国富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的系统化，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著作可以说是《国富论》的衍生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批判性地借鉴吸收了《国富论》中的基本理论。从严复汉译本《原富》的出版计算，《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20年。关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中，刘瑾玉[3]通过严复手批《国富论》英文底本对《原富》中的按语进行了专门考证，解决了《原富》按语来源不清的问题。赵靖[4]、胡寄窗[5]与朱绍文[6]围绕《原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严复经济思想的梳理。近年来，赖建诚[7]、Lai[8]与张登德[9]对《原富》翻译出版的背景、《原富》中的误译与曲解、所涉及经济学概念术语、思想文化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朱绍文[6]认为，在《原富》出版后这120年间，《国富论》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得以存在，未见其在经济学界产生其他实质性影响，更遑论对斯密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体系的全部思想予以探究，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学术界对《国富论》及与其相关的经济思想的探讨尚未形成统一见解。
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案例，以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为研究主题，阐释以《国富论》及斯密经济思想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的逐渐传播带来的中国本土经济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形成、孕育和发展变化以及其对现阶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价值。
一、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国富论》与本土经济学话语要素的逐渐形成
20世纪之前，《国富论》在中国的流传虽然不系统，但已经被部分有识之士知晓。1897年，严复开始着手翻译《国富论》。1901年，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前两篇共计20章，并于1902年出版了后续译文，书名定为《原富》。20世纪前叶，由郭大力和王亚南[10]与刘光华[11]等先后完成的《国富论》译著或解说书问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本土经济学话语要素的形成。
(一)术语的趋同：汉译本《国富论》与“经济学”的定名
直到20世纪初，与经济学相应的汉语话语要素尚未形成惯例。1902年，梁启超[12]在其编写的《生计学(即平准学)学说沿革小史》的《例言七则》中指出，“兹学之名，今尚未定”“我国人今尚不知此学之重且要也”“兹学译出之书，今只有《原富》一种”。①在《原富》出版前，有少量欧美经济学汉译著作问世。经丁韪良校订，汪凤藻将英国经济学家法斯特所著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指南》)于1874年版翻译成汉语，并在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富国策”是19世纪晚期经济类课程与教材的较早译名之一。《富国策》一度也是《国富论》的译名之一。法斯特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富国策》为名出版后，陈炽[13]将该书的作者误识为斯密，并认为汪凤藻所译《富国策》“弃菁英，存糟粕，名言精理百无一存”。陈炽[14-18]将其选摘重译后，在1896年、1897年《时务报》上分次刊载。②
除了汪凤藻翻译的《富国策》外，艾约瑟将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入门》)翻译为《佐治刍言》，并于1885年出版，傅兰雅将英国历史学者伯顿的“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政治与社会经济学》)翻译为《富国养民策》，并于1886年出版。从译名来看，不论是《富国策》《佐治刍言》还是《富国养民策》都是对外来经济学说的简单介绍并带有向西方学习的献策意味。
在翻译《国富论》的过程中，严复将经济学相关概念的汉语表达方式问题延伸到了学理层面。他把《原富》作为《国富论》的译名，并将“Economics”翻译为“计学”，严复认为，著作名称与学科名称是有区别的。尤为重要的是，严复对“经济学”的理解紧跟当时欧美经济学说的演进趋向。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的英文经济学著作名称中多带有“Political Economy”一词，当时常将其译为“国宝学”“富国策”“理国之法”“治国之道”等。20世纪初期，赋有科学内涵的“Economics”被了解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对应名词。《原富》出版后，梁启超[19]在介绍《原富》时以“理财学”指代“Political Economy”。而严复[20]则注意到了欧美经济学说的最新发展情况，并强调“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而删‘Political’”。不仅如此，严复[21]更认识到19世纪后期欧美经济学说在分析方法上的变革，“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如斯密、理嘉图、穆勒父子之所论著，皆属此类。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马夏律诸书，则渐入外籀。”
该时期的文献中“计学”“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等译称已经开始呈现出统一于“经济学”的态势。然而，严复认为，“Economics”译为“计学”更贴合其本义，译为“平准学”“经济学”皆不妥。“经济学”原本是日文中针对“Political Economy”的译法。③“Political Economy”“Economics”中文译法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欧美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的科学化发展趋向；另一方面，说明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受到日本的间接影响。
(二)书名的趋同：有关《国富论》汉译名称的变动
除了《富国策》之外，《国富论》在19世纪末一度被翻译成《邦国财用论》《万国财用》《万国富贵法》《富国探源》等不同名称[22]。自严复将《国富论》以《原富》为名出版后，《原富》成为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学者引用《国富论》时十分常用的书名。“国富论”是《国富论》在日本的早期译名之一，20世纪30年代，该译名被有日本留学经历的中国译者采用，如郭大力和王亚南、刘光华的译著都采用《国富论》为书名。20世纪30年代后，尽管偶有著作使用《富国论》或《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指代《国富论》一书，但“国富论”陆续取代了“原富”及其他译名成为《国富论》的通俗用名。
(三)作者译名的一致：《国富论》作者称呼的逐步统一
19世纪末，我们熟知的《国富论》的作者“AdamSmith”曾先后被译作“阿达格斯密斯”“斯密氏”“阿荡司”“斯米得”“师米德·雅堂”“斯密德”等。1886年，艾约瑟在《富国养民策》中将“Adam Smith”翻译为“亚当·斯密”。1890年，王韬在《西学原始考》中将“Adam Smith”翻译为“亚丹·斯密”[23]。严复同样将“Adam Smith”翻译为“斯密·亚丹”。20世纪前期，“亚丹·斯密”“斯密·亚丹”是较为常见的译法。20世纪30年代以后，“亚当·斯密”陆续取代了此前的译名，成为至今流行的常用称法。
二、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早期形塑：《国富论》与本土经济学学术思想的联结
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时期学术界讨论斯密经济思想的高峰期，每逢《国富论》出版的纪念年份或斯密的生卒月份都有纪念论文发表。1923年正值斯密诞辰200周年，《东方杂志》《学艺》分别刊发了相关纪念论文。以《国富论》出版150年为契机，1926年，《东方杂志》再度发表纪念论文。如叶元龙、李权时、黄惟志、阮湘、黄典元、萨孟武等主要探讨了《国富论》的理论构成，涉及斯密关于价值、工资、租税等。同年，刘秉麟[24]撰写的《亚丹斯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介绍了斯密的生活环境、经济思想渊源、生平及著作和《国富论》中的相关学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的作者绝大部分有海外研修经历，其著作通常直接参考麦卡洛克等校订的英文版《国富论》，而较少使用汉译版本。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不仅回应了《国富论》中涉及中国的问题，还将斯密经济思想与本土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和联系，重新审视中国思想文化。
(一)《国富论》中所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回应
1776年，《国富论》在英国伦敦出版后得到很多积极评价，也不乏有异议者。即便在斯密逝世后，针对《国富论》的质疑仍时有发生。在《国富论》中，斯密多处引证、评论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斯密从未到过中国，研究主要参考了西方旅行家和传教士的部分记述，《国富论》在中国传播以后，学者们梳理了斯密在对外贸易、劳动者报酬等方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并对其观点进行了回应和解释。
1.质疑中国古代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看法
斯密基于分工理论谈论对外贸易问题，分工的产生有两个外部条件，分别为市场扩张和自由交换。斯密认为，中国不重视对外贸易。“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据说，古代埃及人，极不注意国外贸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与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25]67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财富积累源自土地耕种，农业较其他行业更受重视，农民的社会地位高于手工业者，而对外贸易相对被动。“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中国、古埃及、古印度)，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26]337“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26]337以致“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25]246近代中国学者通过翻译国外学者的观点或者直接回应《国富论》中中国不重视对外贸易的论述。也有外国学者作出回应，如麦卡洛认为，斯密所指的中国不重视贸易的说法值得怀疑，中国曾借助戎克④及其他船舶与菲律宾、日本和暹罗(今泰国)等国进行大规模贸易[27]。邹幼臣[28]也认为，中国自秦、汉时期就开始对外贸易，唐、宋、元时期航行于红海、太平洋的船只多数来自中国，明时期海外贸易兴盛，清康熙23年开放海禁，这些都是中国注重对外贸易的表现。
2.解释中国古代劳动者报酬低的论断
斯密认为，在财富增长停滞的国家，劳动者报酬很难有提高，而当时的中国是财富增长停滞的国家之一。“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26]65他还认为，“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庭的记述，则众口一词。”[26]65在中国，农民的劳动收入比手工业者的收入状况更好，“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更恶劣。”[26]65“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数技工和制造工人高。”[26]121斯密还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劳动者报酬，认为“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26]182
对于《国富论》涉及的中国劳动者报酬问题，袁问不[29]认为，中国劳动报酬低是因为人已尽其才、物已尽其用，欧美国家没有发生劳动报酬相对降低是因为它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创新产能。斯密讨论劳动报酬问题时引证来自中国的事实，目的在于说明欧洲和中国分别存在重工轻农、尊农贱工的现象。劳动的需求通常受限于地域，中国人安土重迁，劳动者流动性差，以致劳动报酬维持在较低水平。为此，李超桓[30]指出，可以通过增进国家财富和限制人口两种途径提高中国工人劳动报酬。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一般认为，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风险高、回报率低的特点，在同等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二者获得的经济收益自然不能等量齐观。
(二)论证斯密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
关于斯密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问题是“斯密问题”的引申话题。1878年，德国历史学派的斯卡尔钦茨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及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中指出，从《道德情操论》来看，斯密在赴法国之前受哈奇森视仁慈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和休谟的同情观影响，以同情心作为人性的基础，而从《国富论》来看，斯密在法国之行时受到法国重农学派“唯物哲学”的影响，从而使他的理论转向了利己的理论[31]。
从“斯密问题”来看，《国富论》思想来源是解答相关问题的关键。针对该问题，国外学者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斯密思想体系的转变缘于他在法国旅行期间受到重农学派思想影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富论》中的思想体系继承了英国部分学者的经济思想，但并未否认《国富论》中存在许多重农学派的思想[32]。
近代中国学者对《国富论》思想来源的关注，旨在探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否对包括法国重农学派、斯密经济思想等欧美经济学说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其中，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问题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18世纪，欧洲思想家曾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伦理作为反对宗教神权的理论工具，构建了以人性自利为代表的“道德哲学”，实现了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的转型。众所周知，法国重农学派的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十分推崇中国思想文化，尤其是魁奈，不仅撰写了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还被誉为“欧洲的孔子”[33]。关注该问题的熊子骏[34]认为，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就是《国富论》的底本，李永霖[35]论证了这本书原为当时留法的两位华人高类思和杨德望所著。
事实上，法国重农学派学说源自中国经济思想是西方学者最先提出的。1902年，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翁肯在《国民经济学史》一书中论述了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关联[36]。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富论》思想来源问题仍然得到中国学者直接或间接的关注，他们或直接论证斯密是否受到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31]，或通过阐释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来间接考察[33]。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围绕《国富论》思想来源的讨论，探寻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欧美经济学说的影响，从学理上拉近了中国思想文化与欧美经济学说的关联，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经济学理论基质值得审视。
三、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富论》的传播及其与本土经济思想的融合
欧美经济学说传入到中国之前，经济学学科至少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学科化演进历程。“经济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重农学派更是自称为“经济学家”。尽管如此，重农学派及此前的经济思想家没有对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分析方法作出界定，未能实现经济学研究范畴的深化和分析方法的累积，其经济思想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近代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以《国富论》为代表的欧美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及本土经济思想的转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本土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发育。尽管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国内学术界围绕《国富论》的讨论逐渐减少，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内外社会形势发生变化，经济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文经济学出版物数量大幅增长。在外来经济学说、本土经济思想和近代社会巨变现实三者碰撞融合中本土经济学学科体系得以孕育、萌芽和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广泛的传播是本土经济学学科体系成长的主要表现。
(一)促进本土经济学子学科“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形成
近代以前，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独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西汉中期，中国本土经济思想形成了以重农抑商、贵义贱利和黜奢崇俭为代表的具有浓厚社会伦理色彩的传统经济思想。受限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未能成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没有与其他思想文化分离，更谈不上形成一门学科。
1.《国富论》在本土经济思想转型中的作用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美经济问题研究者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领域提出了无数新见解，为魁奈、斯密等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大约从该时期开始，中西方经济思想在理论分析水平和现实解释力方面出现明显差别。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直到近代时期，中国本土经济思想在研究范畴和分析工具方面依然缺少重大创新。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传统思想意识与社会价值的质疑日益增长。龚自珍、包世臣和魏源等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为外来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消除了思想障碍。洋务思潮、重商思想和工业化潮流的兴起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经济问题不再是评判追求财富是否正当，而是采用何种方法实现国民财富的快速增长。这种理论需求是当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不能满足的，因此，吸收外来经济学说成为解决理论困境的关键途径，可以说，《国富论》的传播恰逢其时。
19世纪后期，斯密经济思想在中国有片断式的介绍，《国富论》也被摘编、翻译为汉语。《国富论》作为一本英国学者所著的古典经济学著作，能够在一百余年后出现在中国，其现实原因在于，近代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此，《原富》的译者严复认为，《国富论》中描述的英国经济状况与当时中国类似，中国若仿照书中的经济政策同样可以变贫为富[21]。然而，不论是严复翻译的《原富》，还是后来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国富论》，均未能在旧中国实现富强的过程中引领学术思潮，但《国富论》及其作者斯密的经济思想却成为中国人了解欧美经济学说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他们反思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参照物。
2.本土经济思想的整理与发掘
《国富论》等经济学著作传播到中国后，本土经济思想在外来经济学说的影响下逐渐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藩篱。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由此通过两条路径逐步演进发展：一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承袭、质疑与批判；二是进一步介绍、引进国外经济学说，并与本土经济思想融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接触到科学化的经济学之后，开始参照外来经济学说对中国经济思想自身的发展脉络、演进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从20世纪初期，参照欧美经济学说理论与分析架构整理中国本土经济思想的著作从数量上看呈现出总体增长的态势。20世纪20-40年代是这些著作较为集中问世的时期，其中，阐述先秦时期经济思想的著作最多[37]。一大批学者参照欧美经济学说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分解出经济思想，本土经济学的子学科之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初现雏形。从推动学科形成的早期因素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可以视为近代学者反思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衍生品。
具体到《国富论》的传播来说，中国学者积极从本土经济思想中寻求与斯密经济思想相近的理论元素。从事这项工作的既有《国富论》的译者，也有《国富论》的读者。其一，严复的汉译本《原富》中将中国本土经济思想与《国富论》中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如严复曾引证司马迁的“善因论”解释斯密的自由放任观念，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严复以中国本土经济思想比附斯密的经济学说，造成了不少理解不当之处，如将法国重农学派主张的土地单一税比附为明代的“一条鞭法”。其二，有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将中国本土经济思想与《国富论》中的斯密思想和相关理论对照参释。如勇立[38]认为，王船山金银非财富论、价格学说、贸易观等领域的经济思想与斯密的经济思想类似，或如鲁深[39]指出，《大学》中的理财观念与斯密提倡通过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看法也相仿。
(二)夯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斯密经济思想虽备受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国家所推崇，但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性和本土情境，即民族独立和较高的工业化水平是践行《国富论》中经济主张的前提。然而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大量主权，工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面对强大的外来资本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终究难以独立发展壮大起来。20世纪30年代后，面对社会巨变，经济调控思想转型，《国富论》及斯密经济思想在中国越来越“水土不服”，在《国富论》的传播与现实社会需求的融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地传播并不断产生中国化理论成果。
1.《国富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早期理论积淀
从研究文献的出版数量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对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关注呈现下降态势，但20世纪30年代，郭大力和王亚南仍然翻译了《国富论》，并很快得以再版。不过，与此前传播《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目的不同的是，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国富论》是为其二人翻译《资本论》做知识储备，可以认为是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预备[40]。随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对未来发展道路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在此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分别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等问题。20世纪20-30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最终塑造了早期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这次论战主要包括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等领域，明确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明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在中国站稳脚跟[41]。
20世纪前期，随着本土经济思想与外来经济学说、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影响的此消彼长，最终促成了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探索。而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是中外经济思想碰撞之后，与本土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结合而形成的时代产物。正是有了前期对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引进与学习、消化与吸收，才促使王亚南、马寅初和马哲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发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呼吁[42]。
2.对《国富论》相关论断的实践突破与理论概括
按照《国富论》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来看，至少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停滞阶段——不仅社会财富难以增长，人民也长期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20世纪90年代，黄宗智[43]将18世纪中国经济进入的停滞阶段归结为“过密化”状态。对此，王国斌[44]认为，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皆为斯密型增长。与彭慕兰[45]提出的16-19世纪中西方经济“大分流”观点相吻合的是，直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国民财富总量水平约为美国的1/20、英国的1/6。唐庆增[46]的早期研究显示，美国经济学家米切尔按照工商业发达程度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等，当时的中国位列最后一等，说明当时中国是工商业不发达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七十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以来，中国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逐步放开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约束，积极参与和推动自由贸易，实现了国内外生产要素的整合与优化配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2021年，中国GDP超110万亿美元，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完成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当代中国已然突破了《国富论》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国民财富难以积累、人民日常生活难以维持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逐渐本土化。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通过持续性总结概括而上升到理论层面、学科高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结语
构成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有机整体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要完成这个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既需要站在时代桥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突破重重阻碍，发展具有原创性、变革性和突破性的理论，也需要通古今变化，在演进的经济思想中寻找中国本土经济思想与外来经济学说之间的历史关联。本文基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案例，阐述了《国富论》这一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以及本土经济学的孕育发展的影响。可以说，《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推动了经济学学术体系在中国的早期形塑，促进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近代时期，《国富论》是中国人了解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媒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铺垫作用。作为马克思曾经批判性借鉴的理论之一，《国富论》及斯密经济思想可以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资源。
注释：
①作者署名为“中国之新民”。
②作者署名为“通正斋生”。
③梁启超在介绍《原富》时，以“理财学”指代Political Economy，而严复在答复时用“计学”指代Economics。可见，梁启超所谓的“理财学”与严复所指的“计学”并非同一英文词的汉译名。
④戎克即中国式平底帆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