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活动是一项社会性活动.从作家创作到读者阅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运行过程.这个过程有三个要素：作家、文本、读者。作家创作，经过辛勤的劳动，制作出文本；文本是作家精神成品的物化，它一旦脱离了作家，便成为独立的存在，经过传播手段的传播，如买卖、赠送、传抄、印刷等等，与读者见面；读者阅读文本，经过读者的接受，意味着这部文学作品被社会承认。这个过程可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有的作家的手稿直到他死后百年，方才与读者见面，被社会所接受；但是这个过程却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没有作家，自然创作不出文学作品；只有作家和读者，但没有作品文本，自然也算不上文学作品；但是如果文学作品写出来之后，只有作家一人为读者，最后这部作品随着作家的去世而消失，那么也就失去了文学作品存在的意义。
我们过去在文学的要素中，只重视作家，后来“接受美学”出现，使人们注意到读者。但是我们往往不重视文本的制作方式与传播方式对文学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其实，文本的制作与传播方式，往往制约着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例如，当文本是由甲骨、刻石、钟鼎制作时，由于制作材料的稀少，写作只能选择最为重要的事件，当时能够阅读作品的人数也不会多，只能局限于巫师、帝王和少数贵族。当文本是由笨重的竹简木片制作时，无论是用漆写还是用刀刻，都要受到制作材料的限制，于是作家的创作便只能选择最为精炼简约的文句。当时连秦始皇这样高贵奢华的读者，也只能用马车拉着有限而沉重的几百卷书四处巡游。当时的人倘若没有家财，没有祖上流传下来的书籍，没有名师的指点，又无法向人借阅，便只好与书籍无缘。于是出身寒门的庶族文人在文化上自然难于同世家大族的士族文人竞争。即使是在纸张发明之后，只要印刷问题没有解决，文本的流传依靠传抄，庶族文人作为整个阶层因为贫穷也往往难以同士族文人竞争。这或许也是出身庶族的曹操取得政权之后到他儿子曹丕又不得不同士族妥协的原因之一。只有在印刷问题得到解决的唐代，庶族文人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卖到书籍，他们才能作为阶层在政治文化上成为士族文人的强劲对手，直到完全压倒士族文人。因此文本制作传播方式，就象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背后制约着作家、读者，甚至影响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
文本的制作传播方式与一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受到社会物质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历史上文本的制作传播方式曾经发生过三次重要的变化，他们都促成了社会文化的变化。第一次是文本由甲骨、刻石、钟鼎转为竹简、木片、帛书。（也有认为竹简、木片、帛书与甲骨、钟鼎同时，不过目前还缺乏实物上的证据。）它使作者脱离卜巫、颂谀，有条件从事学术研究，可以著述创作。文化的掌握者由贵族转向“士”，从而也为先秦的著述讲学创造了条件。作为中国的“轴心时代”，先秦竹子的讲学不仅奠定了后世社会文化思想基础，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第二次是由于纸和雕板印刷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加速了书籍的流通，扩大了文本的传播范围。这一变化促成了庶族文人集团的崛起，原来由于垄断文化在操纵政治上占有压倒优势的士族文人集团逐步失去了他们的优势，并且以后也不可能再形成士族文人集团。士族庶族文人集团的划分在庶族文人集团击败士族文人集团之后，便永久消失了。第三次变化是在近代。
纵观19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的三个要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世纪初，文学的作者是士大夫，读者也是士大夫，文本是以雕版印刷的线装书为代表。到20世纪初，文学的作者已经以留学生和学堂里培养的学生为主，读者也以学生和市民为主，文本则为以活字排印，大机器印刷的平装书，它们以资本主义商业销售为传播手段，连文学语言也变为半文半白的浅近文言和白话。可以说，正是在十九世纪，文学的作者、文本、读者以及它们的运行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大变革，即使是在中国古代思想极为活跃，社会急剧动荡的先秦时期，文学的各个要素也未曾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在一种社会文化变革的背后，往往有经济因素和物质生产因素在起作用，19世纪中国文学的通俗化的背后便是如此，它与中国以往的文学通俗化最大的不同便在于：整个文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最重要的变化便是资本主义商业运行机制主宰了文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建立了新的传播模式。
中国古代书籍也曾采用商业化的营业方式，完全作为商品来生产销售。如《儒林外史》写到书商请马二先生编选八股文选本，便是讲好报酬，印出书来作为商品出售的。这种情况在小说中较为普遍，明末清初一些作家大量炮制才子佳人小说，可能就是应书商之约。不过这种商业化还停留在手工业作坊阶段，与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化不可同日而语。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形式和商业化营业方式组合的优势，集中体现在报刊和平装书的生产及销售上。报刊和平装书作为新的文本制作形式，在外观上就与中国传统文本——线装书不同。报刊和平装书容量大，可以用较小的字排印；出版快，出版周期最短在一天之内；价值低，普通老百姓也能购买消费。这些优势使得它们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了线装书。它们成为文学的文本，就注定了文学必须面向普通老百姓，必须通俗化，从而改变士大夫垄断文化的的局面。由于报刊和平装书的出现与迅猛发展，逼迫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士大夫们正视它们，适应它们，乃至在抗拒它们的过程中逐步衰亡。
文学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对于作者来说，是稿费制度的建立。中国古代也有稿费，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到：“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自唐始盛。”宋人王懋和清人顾炎武则认为汉代就已经有了“润笔”。[i]（1）但是，中国古代能够得到稿费的文学作品范围很小，大多只是为别人作的墓志铭。死者家属要请名家谀扬死者，让死者借重名家之名得以垂名后世，自然要付上丰厚的报酬，否则便不能打动名家。但是对那些文坛名家来说，能够直接换取报酬的文章只占他所做文章中的极少部分，而他本人以及当时和后世读者所推重的，却都是那些不能直接换取报酬的文章。士大夫必须是写那些不能直接换取报酬的文章出名之后，才会有人找上门来以高额报酬换取墓志铭一类的文章。因此，对士大夫来说，稿费只是外快，不存在专门为稿费创作、以稿费谋生的情形。古代士大夫的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就自己掏钱请出版商刻成文集，分送亲朋好友弟子门生。作家名气大了，出版商刻印他们的文集，却不付稿酬。只有出版商约请选家选文或写小说才付报酬，但是选本却不付原作者的报酬，而小说当时又不算文学。所以在中国古代，稿酬对文学几乎不发生影响，士大夫一般不为钱写作，也不为普通老百姓写作，尽管儒家讲究关心民生疾苦，但是揭示民生疾苦的文章其实不是给老百姓看，希望他们起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是让帝王权贵们看，促使他们注意到这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因此，这时也不存在人格独立的职业作家，以写作为谋生的职业。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商业化运行机制主宰文学社会运行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9世纪的文学通俗化与报刊的问世，与西方传教士有着很大关系。中国近代最早问世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用雕版印刷的线装杂志，由教会免费散发，既没有运用机器复制，也没有进入商业化的营业方式。但是它是教会办的，读者对象不必局限于士大夫，又由于士大夫往往排斥基督教，所以该刊把寻求士大夫之外的读者作为办刊的宗旨。编者主张：“盖甚奥之书，不能有多用处，因能明甚奥之理者少故也。容易读书书者，若传正道，则世间多有用处。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智，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皆可也。”（2）已经试图改变士大夫专用的文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寻求更多的读者。
1861年11月，英国商人匹克乌德创办了《上海新报》，它是上海第一张中文报纸，用进口白报纸两面印刷，铅字排印，机器印刷，在外观上迥异于线装书。《上海新报》是营业性报纸，而且后来获利甚丰，以至英国商人美查看了眼红，放弃原来经营的茶叶和棉布生意，改而创办《申报》。
商人办的报刊与教会不同，它是追逐利润的，一开始就以打开销路、适应更多的读者需要为宗旨。《申报》创刊号的告白上，编者宣布：传统记事文“维其事或荒诞无稽，其文皆典赡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报纸必须面向广大读者，越出士大夫范围之外，文体便不能不发生变化。因此，“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这份售价八文钱的报纸，从开张就显示出它力图以价廉面向更多的消费者。同时，价廉也使它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仅仅八个月，《申报》就将原来获利甚丰的《上海新报》挤垮了。当时《申报》总结竞争成功的经验：“窃思新闻纸一事欲其行之广远，必先求其法之简，价之廉，而后买者以其偿无多，定必争先快睹。奇闻异事遍为搜罗；崇论宏议，兼收并蓄，有奇共赏，有疑可析，此同事之佳话也。”价格低廉和适应读者需要是其成功的基本诀窃，也是报刊和平装书战胜线装书的原因。这也意味着商业运行机制已经通过报刊进入文学。
报刊最初是以市民而不单是士大夫为主要读者群的，事实上，正统士大夫对报刊颇有抵制之意。据时人记载：“当时社会上还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看报纸来教训子弟。”“一般报社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的一般人，亦以其播弄是非而轻薄之。”（3）左宗堂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就讥诮报人为“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 （4）江苏学政黄某还曾专门发布告示，张贴在《申报》馆前前，指责《申报》为文“信口讥评”，“散布流言”，“于风俗人心，贻害不浅”。（5）封建大一统的统治不肯容忍资本主义的“舆论监督”，所以当朝士大夫对报刊深恶痛绝。一直到1910年，还有御史上奏称报馆为“逆党机关”、“无赖渊薮”，要求严禁。（6）报纸追求的雅俗共赏的文体，在一班正统士大夫看来又很不习惯，认为是不伦不类，败坏文风的野狐禅。所以，尽管报刊有意吸引士大夫读者，但是当时的报刊主要读者却不能不是商人职员、落泊士人。不仅上海如此，能订阅报刊的外地也是如此。包天笑在回忆录中便曾提到：他家虽在苏州，但是订得到《申报》，他经商的父亲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已订阅《申报》，而且成为《申报》的老订户。（7）
报刊面对的主要是商人职员，它自然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平民化”也就成为必然。“文学”本来是士大夫的专利，当时主编报刊的也大多是有功名的失意人，他们在为平民百姓写作时，头脑中的士大夫意识渐渐淡化。由于办报需要向外文报刊和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学习，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意识也不断受到西方的影响。早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便已就女子教育问题展开讨论，先后发表《论女学》、《书论女学后》、《再论女学》等文章，介绍了英、美、德等欧美国家女子教育高度发达的情况，指出女子占人口一半，女子教育不但不对于女子，而且对于整个国计民生、人口素质都有极大的关系。文章主张男女平等，批驳男尊女卑的观念，提出：“万物先阴后阳，不有女也，男何以生？”（8）这种思想实际上代表了都市市民的思想，适合市民读者的需要。这时报刊的新闻，开始时模仿小说笔法，这也是为了吸引市民读者，后来才受外国报刊影响，有一套规范化的新闻标题和写法。
最早的稿酬制度大约是由《点石斋画报》开始的。（9）文学作品的稿酬制度要比绘画晚得多，大约在19世纪90年代末，小说付稿酬开始通行，到20世纪初，小说刊物的征文广告上都纷纷标明小说稿酬，小说稿付稿酬不多已成制度。而同时征集的诗文，却标明以书券相赠。（10）包天笑后来回忆：“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11）可见小说与戏剧剧本（当时戏剧剧本算“小说”的）是文学作品中最早商品化的，而诗文等在所有文学体裁中，则是最后商品化的。这或许由于小说不算“文学”，较少束缚，而且它原来就有商品化的萌芽。
资本主义文学运行机制对文学带来的冲击，在晚清小说繁荣上典型地显示出来。从商务印书馆采用“纸型”新技术之后，平装本的小说一本接一本如雨后春笋般问世。机器复制为小说繁荣准备了物质上的条件。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小说稿费制度的建立，驱使大批作者创作小说，以至引起时人慨叹：“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十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还敢遽出以问世，如《水浒》、《红楼》等书是以。今则不然，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已无人顾问。盖操觚之始，视为利薮，苟成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于愿已足，虽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12）众多的作者出于挣稿费的追求加入小说作者的队伍，姑且不论小说的质量，无疑大大增加了小说的数量。就种数而言，现存的晚清小说在清末短短十余年内的总数，几乎接近古代历朝存留下来的白话小说总数之和，由此也可见出资本主义文学运行机制启动之后的巨大威力。事实上，正是从这时起，小说渐渐取代了诗文原先在文学中的核心地位，逐渐成为文学的主要部分。而小说成为文学核心本身，即是文学摆脱士大夫的束缚，实行“通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律》，它意味精中国统治阶层对文学商品化的承认与适应。稿费制度和著作权的法律保护，保障了职业作家的存在。事实上，早在19世纪，依靠写作谋生、以写作为职责的职业作家已经在中国问世了。他们所依托的就是报刊的存在。他们最早是以“报人”的身分露面的，主编一份报刊，同时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发表自己创作的作品，依靠一定数量的订户和读者零买，来维持生活，争一份编辑薪水，再赚点稿费外快。韩邦庆或许可以算最早的职业作家之一，1892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基本上刊载他自己的作品《海上化列传》和《太仙漫稿》，期刊由《申报》馆代售。它标志了中国职业小说家的问世。韩邦庆是秀才，多次考举人不第，“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荣之编辑，掉头不屑也”。（13）这或许就是他最后选择当“自由撰稿人”的主要原因。后来的李伯元、吴趼人、包天笑、欧阳巨源、周桂笙等，当时都是这样的职业作家。对他们来说，已经可以不要帝王达官、商人地主的供养，而可以凭着自己的写作来养家活口。因此，他们开始显示出一种近代职业作家的独立意识：李伯元曾经谢绝清廷“博学鸿词”科的荐举，不愿走士大夫最理想的仕进之路，宁可在报馆当编辑。于右任说：“报馆中人，鄙官而不为者，不知多少也。”（14）他们的心态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或者读书做官，或者隐逸山林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
职业作家的写作与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写作是写给同样会写作的士大夫看的，所以必须遵循士大夫的规范，否则就为士林所鄙视。而职业作家就不同了，他们面对的读者大部分都不会写作，只能享受文学的终端价值。即使面对的是士大夫读者，但因为写的是小说，士大夫的评判往往持宽容的态度。如林纾的古文译小说，其实许多地方都已逸出古文的规范，然而除了章太炎等极少数人加以批评之外，大部分士大夫对此都持宽容态度。因此，职业作家在文体和思想上所受的束缚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他们的写作要自由一些。梁启超的“时务体”、“新民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15）在正统士大夫看来，不符合作文规范，是“野狐禅”；但由于适应了文学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面向平民百姓，受到报人的欢迎，一时蔚为风气。
大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报刊总数和出版的平装书总数都在成倍以至几倍、十几倍地增长，报刊平装书的急剧增加，意味着其读者迅速增加，市场急剧扩大。然而这时的报刊平装书市场的急剧扩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阶层的急剧膨胀，而是由于士大夫从抵制报刊、小说改变为接受报刊、小说，成为报刊、小说的读者，加入报刊、小说作者的队伍，所以才会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全国各大城市的市民阶层没有急剧膨胀的情况下，报刊与小说却如雨后春笋般地问世。（16）
较早从文学角度考察报刊的是谭嗣同，他专门写了一篇《报章文体说》，“疏别天下文章体例，去其词赋诸不切民用者，区体为十，括以三类”。古代文章没有超出这“三类十体”的，一部作品之中也从未有过可以包容这“三类十体”的；但是现在有了，“有之，劂惟报章，则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汇萃，断可识已”。因此他确信报章文体功能巨大，“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名实之舟楫，象数之修途”。（17）这就把报章文体与传统文体、传统文学观念完全结合起来。传统文学的核心是“诗文”，尤其是“文”，因为可以“载道”而有特殊地位。报章文体的问世与发展，实际上将诗文推向俗化。
梁启超在“庚子事变”之后进一步吸收西方办报经验和报刊理论，总结中国报界的经验，认为：“校报章之良否，其率如何？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那么什么是报刊高尚的宗旨呢？“政治学者之言曰：政治者，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若为报者以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斯可谓真善良之宗旨焉矣！”梁启超是从“为政治”的角度来衡量报刊的价值，把报刊的作用价值同政治变革连在一起，阐明报刊必须为民主政治服务的职责。他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所以他主张报刊为治国之利器，因为“欧美各国这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视，所耸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18）梁启超早已发现，当时的政治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由皇帝和士大夫主宰的政治，而是国民的政治，报刊作为治国的利器，自然要面向国民。因此他主张，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报刊种数多少看出来。
梁启超的主张得到有志于改革的士大夫的支持。他们尤为关注报刊的政治功能，对政治变革的促进作用。柳亚子津津乐道：“波尔克谓报馆为第四种族。拿破仑曰：‘有一反对之报章，胜于十万毛瑟枪。’此皆言论家所援以自豪之语也。”（19）当时著名的革命派报人于右任则发现：“凡文明国之大报纸，莫不操一国最上之权，为民党之机关，作政界之方针，故其造论，无不审慎。”（20）士大夫们本来是拒斥报刊的，但是中国近代创巨痛深的亡国危机促使那些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士大夫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当他们听到西方的富强，原来是依靠报刊，报刊可以治国，西方“无冕之王”的报刊功能便马上与他们原有的文学“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对应起来，促使他们接受了报刊，成为报刊的作者与读者。像蔡元培、张元济这样的士大夫，《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还在翰林院里当翰林，到《辛丑条约》签订时已经跑到上海创办报刊，鼓动民众起来救国了。又如孙宝瑄，《马关条约》签订前还沉缅于国学之中，到20世纪初，他不仅成为报刊也成为小说的的热心读者。士大夫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如此迅速，以至影响到上层。到“庚子事变”之后，清廷也开始怀疑“八股文”的作用，科举改试“策论”，糅合了“报章体”。这时，原来被士大夫诋为野狐禅的“报章体”更加风行，连私塾也要求学生写报章体文章。
士大夫加入报刊和小说的的作者读者队伍，大大加剧了文学的市场化过程。因为尽管士大夫意在鼓动民众起来救国，如林白水办《中国白话报》，把希望寄托在“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21）但是《中国白话报》每册售价一角五分，而当时连租界内巡捕房的华捕也不过月薪数元，他们能够用于订阅报刊或者购买小说的支出实在是微乎其微。那些种田的、当兵的、做手艺的等等大多更是无钱消费，难以进入报刊与小说的市场。只有那些收入颇丰的买办、商人、高级职员等等，方能有钱进入报刊小说市场。而士大夫则不同，他们往往有钱进入报刊与小说的消费市场，有文化可以立即进入小说作者的队伍（像刘鹗创作《老残游记》，就是为了得到一笔资金可以帮助他的朋友），有空闲时间可以用于写作阅读报刊与小说。因此他们进入报刊和小说的市场，便立即导致这些市场急剧膨胀，从而加速了文学的“俗化”过程。
士大夫一经加入报刊作者与读者的队伍，受报刊影响，他们的知识结构往往发生变化，他们对“西学”的理解与接受使他们已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康有为确立的“人类公理”，谭嗣同用“以太”来解释世界，都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传统士大夫的思维模式，到了清廷“废科举，办学堂”的政策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捧着平装书教材的学生代替了在私塾中诵读线装书的蒙童，依赖科举为主要出路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断绝了后代。在某种程度上，报刊和平装书与线装书正是新旧文化的象征，报刊与平装书的问世与发展，最后取代线装书的统治地位，正是传统士大夫阶层没落衰亡的过程。
然而，文学的市场化与文学的发展又是有矛盾的。文学的发展需要作家忠实于生命体验，深入开掘人的生命状态，表现人生的各个层面。由于曲高和寡，那些优秀之作往往难以被大多数人欣赏，因而难以拥有广泛的市场。作为文学市场主要成员的市民，他们大多仅仅是从娱乐出发欣赏文学的，他们往往不追求深度，不需要借助文学来认识人生的真谛，而只想在阅读中得到休息。这样的读者往往占读者的大多数，构成文学消费的主要市场。由于市场机制控制了文学创作、文本的生产与读者的消费，品味低的读者构成市场的主要部分，文学便出现了“媚俗”的倾向。原来是士大夫创作必须适合士大夫文学规范，现在则由于市场的制约，读者成了作家的衣食父母，作家为了谋生，努力去适应读者的口味，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如果说原来士大夫保持着对雅文学的专利，而俗文学由于受到士大夫们的鄙视，只能局促于一隅慢慢发展，现在则因为市场的制约，俗文学兴旺发达，雅文学的市场反倒不如俗文学。雅文学的“诗文”地位下降，小说因为能雅俗共赏，在文学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随着市场开始支配文学，近代文学很快就出现了“媚俗”的倾向，小说最先受市场支配，它的“媚俗”倾向也最明显。粗制滥造成为小说创作的特征，商业化的“赶时髦”浪潮浸染了小说界，一部小说一旦畅销，小说家便趋之若物，竞相仿效；一位作家一旦成名，成为畅销作家，便常常按照市场要求，连篇累牍，不断炮制作品。在晚清是“谴责小说”成为社会潮流，在民初则是“言情小说”成为社会潮流，因为模仿之作充斥市场，连当时小说家也深为感慨：“呜呼！其真能言情耶？试一究其内容，则一痴男一怨女外无他人也；一花园一香闺外无他处也；一年届破瓜，一芳龄二八外无他时代也；一携手花前，一并肩月下外无他节侯也。如是者一部不已，必且二部，二部不已，必且三部四部五部以致数十部。作者沾沾自喜，读者津津有味，胥不知小说为何物。”（22）于是，在这些作家笔下，文学创作不再是一种创造，而变成了批量生产的商品。于是，“商品化”成为对文学的一种“异化”，压抑着文学深入展示人的生命体验。文学要发展，还必须摆脱“商品化”的束缚，忠实于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文学商品化以后，适应市场需要的生产总是占多数，但是那些创作出灿烂文学的国家也总会有一些作家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坚持将创作作为创造，决不粗制滥造。中国近代却缺乏这样的作家，商品化的潮流一来，一下子就淹没了众多作家。这与当时没有确立文学的本体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作家除了“治国平天下”与为钱创作之外，就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本了。不知道文学是干什么的，而又必须靠文学来谋生，便只好迷失在商品化的潮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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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参阅王懋《野客丛书》和顾炎武《日知录》。
（2）《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
（3）（4）姚公鹤《上海闲话》。
（5）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91页。
（6）见《于右任辛亥文选》第77页。
（7）包天笑《钗影楼回忆录*读书与看报》。
（8）《论女学》，《申报》1876年3月30日。
（9）1884年6月《申报》刊登“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的启事，宣布列入《点石斋画报》者，“每幅酬笔资两元”。
（10）如《小说林》第四期刊载“募集文艺杂著启事”，声明对诗文稿“以图书代价卷酌量分赠[i] ”。
（11）包天笑《钗影楼回忆录*时报的编制》，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12）寅半生《小说闲评叙》。
（13）颠公《懒窝随笔》，引自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2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于右任《呜呼温肃》，《于右任辛亥文集》第7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16）参阅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7）《报章文体说》，《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
（18）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21日。
（19）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载《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号。
（20）于右任《寄<新民丛报>书》，《于右任辛亥文集》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1）林白水《中国白话报发刊词》，载〈中国白话报〉第一期。
（22）王钝根〈小说丛刊序〉，1914年江南印刷厂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