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部分西方左翼学者敏锐洞察到这种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新变化，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殖民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时代命题，剖析了大数据与殖民主义勾连带来的殖民主义新变动，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数字时代的殖民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置身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凭借自身在数字信息技术发展和掌控方面的独特优势，对劳动者展开数据剥削和数据压榨，以满足自身的无限贪欲，数据殖民主义由此应运而生。针对这一新现象及其酿成的社会后果，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理性分析和研判：何谓数据殖民主义？其基础和前提是什么？其实质和运作逻辑为何？其泛化会导致何种社会问题等等，都是需要深度剖析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何谓数据殖民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殖民现象和殖民政策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出现，当时主要是对战败国进行殖民统治。然而，“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普遍兴起和快速拓展则与资本主义扩张紧密关联。资本主义在逐利本性驱使下大肆在世界范围内输送资本、掠夺原料、侵占领土和市场，构成了殖民主义的基本形态，也是殖民扩张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殖民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殖民主义自产生伊始便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展示的是“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揭示了资本主义给殖民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造成的严重破坏。在此过程中，殖民地丧失了自身独立性，成为了殖民宗主国的附属品。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以野蛮暴力、非人道方式强行打开殖民地大门并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行径，展现了资本主义为谋取暴利而不择手段的本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随着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列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殖民态势：“殖民政策的加强，争夺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倾向，并从原材料争夺、资本输出、意识形态等维度阐释了殖民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的殖民主义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的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传统的殖民主义和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致使以暴力掠夺为主要手段的传统殖民主义一度归于沉寂。
但殖民主义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新的方式和途径继续发生作用。与传统殖民主义不同，20世纪中叶后出现的新殖民主义不再以暴力掠夺为主要手段，而是通过文化渗透、经济干预、思想诱导、价值重塑等方式对广大弱势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多维控制，其形式更加隐蔽，更具欺骗性。安·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认为，新殖民主义通过渗透性统治政策使殖民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一种依赖的境地而实现对殖民地的控制。这种以非暴力、隐蔽化方式开展的殖民活动使殖民主体避免与殖民对象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确保殖民主体对殖民对象进行持续控制。萨义德指出，与帝国主义相伴随的殖民主义“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可见，殖民主义仍然以新的形态继续呈现于世。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竭力掩盖自身的殖民主义行径，但却无法抹除殖民的痕迹。在当今大数据兴起和广泛运用的背景下，殖民主义与大数据勾连，促成了数据殖民主义的出场。
所谓数据殖民主义，即在数据全面入侵日常生活世界的背景下，资本家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收集、处理、提取数据，将其转化为能够创造价值的资源，形成以数据资源掠夺、数字资本输出、数字商品倾销等为表征的新型社会秩序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数据殖民主义是建立在数据关系基础上的新的资源获取方式和新的资源分配方式。数字时代，社会关系通过数据关系表现出来。数据不仅是数据本体行为、动向的数字化表征，而且蕴含着数据本体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和乌利塞斯·梅加斯（Ulises A. Mejias）通过对数据关系的形成及其本质的分析，指出数据关系生成了一种新殖民主义，其借助数据进行剥削，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侵占领土、资源进而牟取利益如出一辙。相比历史上殖民主义对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赤裸裸的侵吞和掠夺，数据殖民主义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从殖民内容看，数据殖民主义不直接侵占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性生产要素，而是以数据为中介对殖民对象进行政治、经济入侵和意识形态渗透，其一切殖民活动都围绕着数据展开，并且数据殖民主义从侵占传统的自然地理空间转向侵占虚拟的网络空间。其二，从殖民手段看，数据殖民主义沿承了新殖民主义的实践理路，主要以“非暴力”方式奴役殖民对象，不同于历史上殖民主义以暴力手段进行的殖民掠夺。其三，从殖民方式看，由于数据是以编码的方式承载对象信息的符号，因而以数据为基础的殖民活动在形式上呈现出了虚拟化的特征，不易被人们察觉，隐蔽性更强。其四，从殖民覆盖面看，历史上殖民主义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而数据殖民主义则超出了特定的地域界限。无时无处不在的数据及其在商业活动、社会交往、文化渗透等领域的普遍出现和运用，使数据殖民主义的覆盖面更加广泛，殖民对象不再以非西方国家或地区为中心，而是遍布全世界。
二、数据殖民主义的基础
数据殖民主义是数字技术兴起和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只有在依托数字平台建立起来的特定数据关系中，数据才被数字资本家当作谋利的工具，进而展开数据殖民活动。
（一）数据的二重性：数据殖民主义的支点
数据是数据殖民主义形成的核心要素，这里的“数据”是蕴含着特定信息的代码。科克·内鲁（Kock Nereu）和麦昆·罗伯特（McQueen Robert）指出，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是信息得以存储和传递的一种途径。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从价值角度看，数据中必然凝结着人类劳动。数据不是天然的存在物，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生产出来的，生产数据需要以一定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比如，人们使用移动终端浏览网页产生的数据，表面看似乎不是人们刻意生产的，但由此得到的数据必然耗费了人类劳动。无论以何种形式生产数据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从使用价值角度看，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特殊劳动产品，其承载的信息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数据既能为生产、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和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罗布·基钦（Rob Kitchin）揭示了数据在当代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先进的数据技术理解世界，而不是基于日常经验。数字时代，资本家根据数据反映的生产状况、消费热点，针对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和销售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和价值。这是数据使用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数字资本家高度重视数据的根本原因。
正是由于数据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属性，各行各业对数据的依赖才日益提高。因此，掌握数据就成为资本家竞相追逐的目标。资本家利用自身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悄无声息地实现了对数据的占有。如谷歌、脸书等，要求用户注册时需提供姓名、爱好、地址等个人信息，并且还对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留下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分析，形成关于用户的完整数据链和数据“画像”。数据提供者置身于资本家创建的算法逻辑和数字体系中“自觉地”出让自身生产的数据。人们在各类终端上从事社交、消费所产生的数据都聚集到数字平台中，这一无意中生产的数据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其数据越多，资本家掌握的数据资源就越丰富，对数据提供者具体情况的掌握也就越充分。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数据与数据提供者发生分离，成为独立于数据提供者的“主体性”存在；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资本家的数据垄断。这意味着以数据为基础的经济权力逐渐向资本家集中。资本家在利益诱惑下不断占有和瓜分数据资源，成为“数据寡头”。“数据寡头”之间为了获得比较优势，势必发生激烈竞争，不断地开辟新的“数据战场”，并将“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以获取大量的数据资源。这不仅加快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也为数据殖民主义的出场奠定了基础。
（二）数字平台：数据殖民主义的作用场域
分散的、零乱的数据无法产生价值和效用，数据与数据之间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将其采集、储存、汇总、关联，实现数据运动，进而激活数据的价值。这个中介即数字平台。马克思在揭示货币转化为资本时说道：“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运动是商品价值量实现的前提，数据亦不例外。只有在快速、持续的运动中，数据的价值才逐步显现。然而，数据运动必须以数字平台为依托。不同数字平台通过互联网协议相互连接，实现数据共享和数据运动。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指出：“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数字平台是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场域。例如，优步的租车应用程序把网约车信息和出行人的需求结合起来，从而在网约车经营者和出行人之间建立数据关联。保罗·兰利（Paul Langley）和安德鲁·雷森（Andrew Leyshon）认为，平台不仅仅承担中介连接的任务，还在积极地创造连接。换言之，数字平台不是简单地扮演着数据中转站的角色，而是集清洗、制作、引导等于一体的智能平台。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数字平台的智能化程度逐渐提高，成为一种特殊的交互性场域。需要指出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统摄下，数字平台不是免费的公益性平台，而是资本主义谋取利益的新方式、新途径。数字平台在算法加持下，把作为原材料的原始数据加工成数据产品，把静态数据变为动态的流量，从而赋予数据价值形式，使其成为能够带来价值的商品，以满足数字资本主体对财富的无限渴望。数字平台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其作用过程不受时空等因素的限制，完全满足了资本主义对生产时间最大化、生产效率最优化、生产过程精细化的需求，这也使得资本增殖过程在数字平台中能够最大限度得以实现。
数字平台无疑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主要场域，也是数据的“汇聚地”和“抽取池”。然而，无论是谷歌、脸书、亚马逊、推特、优步等久负盛名的科技公司，还是爱彼迎、Spotify平台、跑腿兔等新兴数字平台，都被数字资本寡头垄断，其所有权、运营模式、数据管理、数据使用等均受资本家操控。数字平台只在名义上开放和共享，信息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归属平台所有者。数字平台建设维护所需的巨额资金、技术等，决定了数字平台只可能为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利用自身掌控的数字平台大肆采集数据，数据提供者又不断地向数字平台免费输送数据，这就使资本家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数据提供者占有的数据则越来越少，加剧了资本家与数据提供者之间的不平等。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时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虽然并非所有数据都有价值，但掌握的数据越多，有价值的数据自然也越多。资本家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数据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数据圈地运动”，“数据资产阶级”和“数据无产阶级”应运而生。数字平台成为资本家的逐利场，资本家利用数字平台对数据的占有过程与历史上殖民主义对资源和财富的掠夺、侵占殊途同归，是殖民主义在数字时代的集中显现。
（三）数据关系：数据殖民主义的逻辑原点
数据殖民主义是在数据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社会秩序。数据关系是基于“对互联网规则和环境的设置，建立一种可以稳定地推动数据生产和流动的社会秩序”，是数据殖民主义形成并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没有基于数字平台而形成的数据关系，就没有数据殖民主义产生。因此，数据殖民主义形式上表现为数据关系的殖民性。库尔德里和梅加斯指出，数据关系的殖民性指明了传统殖民主义遗产是如何在当前通过数据将社会关系抽象化、商品化，进而产生共鸣，并被广泛连接起来。数字时代，生产、交换、消费、交往的数字化，使人们的生活世界被数据笼罩，许多社会关系都通过数据关系的方式予以表征，数据关系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运用，必然带来数据关系的快速扩张，进而逐步消解数据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空间。库尔德里和梅加斯认为，数据殖民主义之所以通过数据关系的强化而实现，是因为数据可以被提取并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一旦数据关系在生活世界中完全确立，必将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在数据关系所构筑的社会秩序中，社会被各种数据裹挟，并为资本家肆意占有。
由于数字时代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都通过数据关系表现出来，资本家根据数据关系反映出来的供需关系进行社会生产，重组社会资源。具备数据优势的资本家在基于数据关系的社会生产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掌握利益分配主动权，并且资本家并不满足已拥有的社会资源，而是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数据，以便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因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数据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实质上是资本家瓜分社会资源的新兴秩序。数字资本主义越是发展，数据关系的发展就越充分，资本家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也越彻底，数据殖民程度也越深。资本家通过数字平台探寻数据之间的同质性，建立数据关联，寻求数据之间蕴含的经济价值。就此而言，数据殖民主义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所作的判断，无论是基于数据关系的社会生产，还是社会资源重组和再分配，本质上都是资本家占有财富和剩余价值的过程。
三、数据殖民主义的基本形态
虽然数据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相比呈现出了许多新特征，在殖民内容、殖民过程、殖民途径方面出现了新变化，但在殖民性质、殖民目的上与传统殖民主义并无本质上差异，仍囿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并受资本逻辑钳制，具体表现在数据资源掠夺、数字资本输出、数字商品倾销等领域。
（一）数据资源掠夺：数据殖民主义的重要动力
在数字时代，殖民主义的掠夺行径从过去的实体物转变成为抽象的数据。数据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掠夺的对象，是因为数据是价值生成的基础和载体，资本家借助数据能够获得价值。数据掠夺是资本家凭借自身在数字技术、平台方面的优势肆无忌惮地将个体生产的数据与个体剥离，使之转化为能够为其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商品的过程。由于资本家未向数据提供者支付任何报酬，并且未经数据提供者许可便私自占有、使用数据，并以此谋利，甚至对数据提供者进行思想渗透和身体控制，才导致了数据殖民掠夺现象的出现。然而，资本家并不满足于掠夺数据提供者“主动”生产出来的数据，而是竭尽所能地拓展自身业务范围，驱使数据提供者生产更多的“剩余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创造价值的数据产品。以亚马逊为例，亚马逊从最初销售书籍的网络公司逐渐拓展为涵盖电商、第三方卖家服务等业务在内的数字商业巨头，业务范围不断延伸，其掌握的数据也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数字寡头不断拓展自身的业务类型，其“触角”逐渐渗透到社会“毛细血管”的各个方面，时时刻刻觊觎着个体的各种数据。资本家不仅对数据进行掠夺，而且还操控着个体的行动。正如库尔德里和梅加斯所说：“数据掠夺的意义不仅是为了利润，而且也为了控制人的生活和自由”。可见，数据殖民主义除了经济利益层面的主张外，还有社会政治层面的需求，即试图把殖民对象纳入数据殖民主义体系之中，成为依附于数据殖民主义的存在。数据殖民主义对数据的掠夺无时无刻不在。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TAO）多年来对我国部分科研机构进行了数万次网络攻击，窃走了大量的高价值数据。因此，数据殖民主义一方面明目张胆地进行数据掠夺，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进行数据窃取。这一过程与历史上殖民主义进行的土地、资源、财富掠夺和窃取如出一辙。
（二）数字资本输出：数据殖民主义的扩张途径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必然驱使资本家开辟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输出资本，否则“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增殖本性决定了资本需要不断拓展增殖空间。列宁认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数字时代，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资本应运而生。数字资本是包括数字化的货币资本、数字金融资本和数字技术资本等在内的总称。马西莫·拉格内达（Massimo Ragnedda）在借鉴布迪厄对资本这一概念的界定基础之上将数字资本定义为数字能力和数字技术的积累。就此而言，数字资本必然遵循资本运作逻辑和技术扩张逻辑。数字资本输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数字金融输出。建立在大数据、云计算基础上的数字金融，能够为资本家的投资提供指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投资的盲从性。例如，资本家通过数据分析获知哪种商品市场前景广阔、更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加大相关商品的投资力度。然而，资本家通过数字金融输出，在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回报的同时，也更加全面地知悉输出对象的情况，为更加彻底地殖民输出对象奠定了基础。其二，数字技术输出。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要素，是数字资本输出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输出的目的在于将他国或地区卷入数字化进程，使其成为数字资本渗透的社会工厂，为数字资本服务。迈克尔·奎特（Michael Kwet）指出，数字帝国主义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全球南方设计符合其利益需求的基础设施，以便实现对全球南方的经济和文化控制。其三，数字产业输出。数字资本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数字帝国主义将自身产业链延伸到南方国家或地区，竭力阻碍南方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其在国际数字产业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南方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被重塑，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逐渐沦为数字帝国主义产业体系的构成环节，成为数字帝国主义提取资源和创造财富的策源地。
（三）数字商品倾销：数据殖民主义的谋利手段
倾销商品是资本家获取财富的最基本的形式和最主要的渠道。历史上，殖民主义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开拓商品销售市场，为倾销商品打开销路。数字时代，虽然数字商品的呈现形式同过去相比有很大差异，但商品的本质属性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是资本家获利的重要途径。因此，数字商品倾销自然成为数据殖民主义重点关注的内容。数字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以“非物质”形式存在，其销售过程与“实体性商品”有所不同，主要通过虚拟场景应用、交互式体验等方式获得消费主体的认可，进而激发消费主体的消费欲。然而，由于数字商品具有可分享、可复制的特点，加上数字商品种类繁多、迭代频繁，这必然会极大地分散消费主体的注意力。为了最大限度吸引消费主体的注意力，资本家需从消费心理、消费观念等方面对消费主体进行塑造，重建消费主体的消费意识形态。除传统商品倾销中常用的广告、宣传等手段之外，数字时代资本家还借助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对消费主体的消费偏好进行分析和甄别，并且还与数字平台合谋对消费主体的消费心理进行精准测量，利用消费主体对所谓的“爆款”和“限量版”的渴望和期待心理，吸引消费主体的注意力，使其持续在线，从而形成一种“上瘾机制”。消费主体在数据算法和广告诱导下，不自觉地陷入到数据殖民主义设计的消费陷阱中，至于消费对象是否是自己的真实需要，则不在消费主体考虑的范围内，而消费主体置身于数据殖民主义带来的消费快感中，无法意识到自身时刻处于被监控和被殖民的境地。当迷失在数据殖民主义的消费圈套中时，消费主体一方面成为资本家倾销数字商品赚取利润的对象；另一方面，消费活动产生的数据（作为数字商品的原材料）又被资本家不断收集，这样的消费活动成为了生产数据的活劳动。就此而言，数字商品倾销是价值增殖和劳动过程的统一，消费主体在数据殖民主义构筑的消费意识形态中遭受双重剥削。
四、辩证审视数据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联姻”，开启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作为数字资本主义“衍生品”的数据殖民主义，我们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予以辩证审视，既要看到数据殖民主义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也要深入分析数据殖民主义可能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
（一）数据殖民主义隐含的双重使命
马克思在“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重要论断中对殖民主义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殖民主义在消灭旧社会的同时，为新社会的到来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数据殖民主义则扮演了同样的角色。首先，数据殖民主义优化了社会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数据殖民主义在进行数据掠夺、数字资本输出的同时，也播散了数字技术，推动了数字技术的普及。数据资源、数字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使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决策的制定避免了“经验误判”带来的弊端，通过数据算法精准把握市场动向和经济发展态势，从而作出科学的预判、识别、决策，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数字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也极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沟通成本、交易成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次，数据殖民主义加快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据殖民主义的扩张使数据掠夺成为常态，各个数字平台正致力于构建强大的数据系统，尤其是各大知名购物平台、社交平台，都试图将社会经济链纳入到自己的数字体系之中，这必然会对传统的产业结构造成新的冲击，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再次，数据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的生存境况。虽然数据殖民主义仍未摆脱数据资源掠夺、数字资本输出带来的剥削和压迫，但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遍运用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方式。例如，人们的劳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厂房，数字平台为人们的购物、消费提供极大便利，数字网络能够实时提供最新的资讯信息和知识成果等，客观上为人的自由和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数字劳动剥削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数字劳动形成的各类数据及其产品构成了数据殖民主义的历史前提。在数据殖民主义构筑的数字帝国体系中，数字劳动者免费向资本家提供数据，沦为资本家操纵的“数字奴隶”。资本家对数字劳动的剥削无孔不入。从劳动时间维度看，“剩余劳动时间”极大延长。数据的虚拟性和流动性，打破了劳动的时间限制，加上无时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和数字劳动，极大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从劳动空间维度看，劳动空间得到极大拓展。人们不仅可以在办公室从事数字生产，也可以在非办公场所进行数字劳动，劳动空间不受地域限制。“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空间拓展，意味着数字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相应地被剥削和被殖民的程度也越深。库尔德里和梅加斯指出，数据殖民主义可能会回到更残酷的剥削形式。数字劳动者处理的数据、技术、信息越多，他们离自己的劳动产品越遥远，失去的就越多，相应地，资本家就越富有，数字劳动者也就越贫穷。就此而言，数字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相较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而言，数字劳动异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数字劳动不仅在数字技术全天候、全景式监控下进行，数字劳动者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可言，而且劳动过程和劳动空间的虚拟化、陌生化，使得数字劳动者之间缺乏沟通和情感互动，彼此疏离程度越来越深，这必然会加大社会裂痕。由于数据殖民主义扩张导致的数据泛滥和数字平台“触角”的无限延伸，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数据裹挟，成为数据殖民体系的构成环节。数字平台持续地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数据跟踪、分析、计算，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数据化、资本化。并且，人们为适应数字技术构筑的“数字生活秩序”，主动向数字平台提供自己的各类数据，加剧了与资本家之间的数据不平等，这为自己更加彻底地被数据殖民主义操控提供了可能。库尔德里认为，数字平台对日常生活的殖民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殖民性。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态势标志着数据正在全面地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将其转化为可用价值衡量的商品形式。在数据殖民主义体系中，人只不过是数字资本家操控的对象和借以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
（三）数字收益分配不均致使南北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在数字时代，掌握核心技术便意味着在竞争中抢得先机，赢得主导权，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虽然数字技术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但关键核心技术却被少数科技大国和大型数字公司垄断，形成数字帝国。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牢牢地把控着核心技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数字技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与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代差逐渐拉大、技术鸿沟逐渐加深。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系其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肆意对他国的技术发展进行打压，以扰乱他国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向华为等中国公司出售高端芯片，试图扼杀其发展势头，完全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初衷。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处心积虑地遏制他国技术发展和创新，其目的在于保持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对此，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堂而皇之地推行数字霸权，企图把对他国的数据殖民永恒化。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数字帝国主义控制着全球数字劳动资源，主宰着全球的数字经济市场。相应地，其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就会获得高额回报，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则处于数字经济体系底端，尚未拥有健全的数字基础设施，也未建立起完整的数字经济体系，不可能享有和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发展权利和经济回报。数字技术发展不均衡，必然导致数字收益分配出现分化和“南北”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进而带来新的不平等，加大“南北”国家之间的裂痕。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殖民，使其沦为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任意宰制的对象。
（四）“数据至上”观念与数据拜物教的形成
数据作为人类科技进步和智力水平提升的产物，其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存在，但资本主义在逐利本性驱使下把数据转化成为可用于交易的商品。数据商品化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活动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也使数据成为资本家追逐的对象。随着数据殖民主义的深入发展和数据在生产生活中的普遍应用，人们对数据的期待、需求和依赖度日益提高，加上大数据技术能够对人的实践活动作出一定程度上的预测，使人们对数据产生了宗教式的崇拜，形成了“数据至上”的观念。尤瓦尔·赫拉利说道：“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数据俨然披上了“宗教”的神圣外衣，尤其是在数据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资本家对数据的肆意掠夺和无限渴求，深化了数据拜物教的观念，加快了数据拜物教的形成、盛行。数据拜物教是继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之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新表现形式。人们之所以对数据顶礼膜拜，其根源在于数据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数据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而且也是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象征。数据拜物教的出现倒置了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被虚拟的数据关系取代。正是因为长期处于虚拟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中，遮蔽了现实的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使人们在数字技术的狂欢中逐渐迷失自我，成为数字技术的“奴婢”。
五、结语
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形式，也是现代数字信息技术与资本主义相勾连的产物。相较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虽然数据殖民主义在殖民的内容、形式、途径上有所不同，但殖民活动的本质、殖民行径的本性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然遵循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增殖逻辑。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数据殖民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非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对殖民主义所作的论断，而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法对数据殖民主义进行全面检视，科学地揭示数据殖民主义的本质，深刻剖析数据殖民主义的运行规律。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把握数据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走向。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