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刘世南先生仙逝已经二年了（2021年8月1日仙逝）。今年是刘世南先生的百岁诞辰。年初又收到学弟李陶生寄来的刘世南、唐满先译注的新印本《古文观止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第1版）。里面有刘世南先生于2009年4月写的前言。《前言》开头即说：“我们这部书是1981年出版的，经过多次印刷，到1987年，印数已近二十万册。……我们这部《译注古文观止》，在全国来说，是建国后出版得最早的《古文观止》译注本，因此，得到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的特别推荐（见《中国青年报》1982年1月7日）。”这次重版，出版社加上了印有“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特别推荐”和“新中国最早出版的《古文观止》译注本”的腰封。不但如此，出版社还别出心裁地在扉页上专门加印了刘先生手书的“安顿此心——刘世南书耑”的签名，以及单独制成的刘先生手书此字的书签。

手捧刘先生的书签，久久不能释怀！

回想刘先生的一生，“安顿此心”，在刘先生的身上，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读书；二是不以学术循利禄。

刘先生既是一个以读书为乐的人，更是以读书作为其生命形式的人。

先生没有上过大学，但从少年起就跟着前清秀才的父亲读了十二年的古书，熟读《小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等古书，而且是“全部背诵”！ 当年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年轻时会背《诗经》，甚至《左传》时，我真是不胜惊讶。如果说会背《诗经》尚且不奇怪的话，能背《左传》这样的巨著，谈何容易！ 然而，后来先生给我们上《左传》专题课，从先生对《左传》的熟悉程度，我才领会先生诚非虚言。后来先生调到江西师大后，面对着图书馆的书库，发自内心地说：“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生死书丛一蠹虫”——读书思考就是先生的生命形式！ 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先生的每一天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有好几年的除夕，先生都是在图书馆里给我写信。有一年正月初一上午，我打电话给先生拜年。老人家回答说已经在省图看书了。正因为既读书广博，又力求专精，所以先生经常在别人的著作中发现错误，哪怕是非常偏僻的出典，先生都能一目了然。

对于现今的古典文学学术界，先生忧心忡忡。对此，他在给陈至立部长等四人的信中曾提出他对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七点建议：一是精读打好根底的书；二是博览群书；三是确立主题，力求搜齐资料；四是著作必古所未有，后不可无；五是观点要由资料中提出；六是要学会写古文、骈文、旧诗和词；七是不受名利诱惑。（《在学术殿堂外》，九州出版社）这七点建议是先生一生读书思考发现问题的总结！

不以学术循利禄，更是先生一生遵循的原则。刘先生说，他写《清诗流派史》的十五年，是包括在编时的十年以及退休后的五年，并没有考虑过写此书和评职称的关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评奖活动，想到的只是这工作体现其人生价值。他引章太炎强调为学要能功苦食淡，必须“躁竞弭乎下”的话，认为“躁”和“竞”，两者治学大忌，必须坚决消弭。

先生并不在乎世俗的名利，他1979年调进江西师大，并无职称。后来报了个讲师，也不以为意。最后是以副教授退休。刘方元先生曾劝他申报正高职称，他竟也婉拒，一幅泰然处之并不汲汲以求的心态，认为“这事应该由组织上去考虑”。直到2006年，才由老科协评以教授。先生谆谆告诫晚辈说：抛开个人的浮名浮利，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弘扬我中华传统文化和开创与世界接轨的新文化而努力，才是我们人生价值之所在。先生退休多年以后，我们这些弟子曾商量着要为他编文集，但仍是被先生婉拒。诸葛亮《诫子书》一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先生那里更是不在话下，他最后把穷其一生攒下的积蓄都捐给了学校资助贫困生，完美诠释了“勿以学术徇利禄”的学者风范。

如此“安顿此心”的二重写照，就是先生一生治学为人的准则。尽管物质生活简单质朴，但先生的精神生活是丰沛圆满的。就像傅修延教授所说：他的读书是一种乐在其中、如鱼得水般的悦读——要是没有那种令人忘却周遭世界、整个身心都沉浸其中的幸福感，他可能不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放下书本。

想到这里，对于先生，我们怎能不高山仰止。

（作者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