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材史，采用教材会战的方式集中力量编写教材是教材建设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1954—1957年进行的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在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协同攻关。这次会战由从全国选调的二百多位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编辑共同完成，在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时隔二十年，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际，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正式拉开序幕。这次会战作为统编教材研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予以关注和重视。但就目前所了解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这次会战的探讨多半停留在泛泛而谈的介绍层面，未能有更为深入的记述与反思。有鉴于此，笔者围绕这次会战作了一些材料搜集和考述工作，以期丰富和拓展学界对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的认识，为新中国教材建设史研究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资料，并探讨其对当前我国统编教材工作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一、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的历史背景
“文革”结束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有序推进，尽快编写出一套新教材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成为全社会的呼声。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为主要载体的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尽快重建稳定的学校教育制度亟须新编一套教材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直接关系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富裕。然而在“文革”期间，教育战线成为重灾区，教材的正常编写、审查、出版和发行受到严重冲击。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存在严重问题，“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1967年，中共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当时全国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材由各地自编。1968年各地相继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着手自编教材。在“左”的错误的影响下，多数地区编写的教材问题很多，主要是各学科的科学体系被完全打乱，基础知识被严重削弱。比如，有的地区一度把政治、语文、历史三科合并，以毛泽东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有的语文教材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把大批判稿也选入课本。历史教材成了农民战争史、儒法斗争史。有的地方中学数学教材按照度量、画线、图样、生产队会计、三角、测量、图表等专题来分册。教材是连接学校课程与学生之间的纽带，也是教师和学生共同使用的主要文本，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当时积重难返的教育局面，亟须新编一套体系较为完整的教材，为尽快重建稳定的学校教育制度提供物质保障。
（二）引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需要一套新编教材
“文革”开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的编辑业务全部停顿，1969年8月，全体干部职工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3月，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的戴伯韬请国务院原秘书长周荣鑫代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人教社业务停顿、人员离散的情况；又写信给周总理，仍由周荣鑫转交，陈述培养一支强有力的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队伍的意义，请求恢复重建人教社。7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五七”干校抽调部分干部回京，人教社得以重建。同年8月，国务院科教组发布《关于新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通知》，并组成筹建组，由原人教社和高教社部分干部、编辑重新组成人教社，逐步承担原来两社的一些任务。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中小学教材编辑工作一直未能进行。1975年5月，时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十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与会代表说：“教材本身在发展。百花齐放是对的。但是还要推广好的，使差的少走一些弯路。省里编教材有困难，但要研究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也要做些研究工作。（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前、建国后关于教材的指示很多，对这个工作应重视。要加强教材研究工作，特别是中小学。”但这些研究工作也难以进行。粉碎“四人帮”后，作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之一，新编一套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教材成为促成当时有序推动教育工作走上正轨的关键抓手。
（三）邓小平同志对教材工作的系列谈话指明了第二次教材会战的方向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就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首先紧抓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表示愿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科教方面的改革得以率先启动。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为第二次教材会战指明了前进方向。1977年2月4日，人教社向教育部党组报送《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务的请示报告》，对自身任务提出意见。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强调：“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在教育部党组加强人教社力量的报告上明确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这为教材编写队伍的巩固与完善提供了有力保证。在此背景下，第二次教材会战正式拉开序幕。
二、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的组织机构及人员
为编好这套新教材，1977年，教育部决定以人教社的中小学教材编辑人员为基本力量，并向全国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借了一批大中小学教师和教材编辑人员，共二百多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形式，于1977年9月开始进行编写工作。
（一）成立领导小组
关于教材的编审领导工作，经教育部党组批准成立了领导小组，由浦通修（教育部副部长）、肖敬若（教育部中学司司长）、戴伯韬（人教社筹建组负责人）、叶立群（人教社筹建组成员）、张玺恩（人教社筹建组成员、临时党支部书记）五人组成，浦通修任组长，董纯才（教育部原党组书记、副部长）任顾问。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中小学教材的编辑方针和各科教材的编辑原则，并领导制订各学科教学大纲。重大原则问题报教育部党组审定。
（二）组建二百多人的编写队伍
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按学科设立包括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小学数学、中学数学、俄语、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学科在内的编写组。各编写组组长分别是：袁微子（小学语文）、刘国正（中学语文）、李润泉（小学数学）、于琛（中学数学）、汪震球（俄语）、唐钧（英语）、才晓航（政治）、苏寿桐（历史）、陈尔寿（地理）、雷树人（物理）、武永兴（化学）、叶佩珉（生物）、王占春（体育）。当时各编写组组长大多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编写组的工作有序开展。据笔者查考，各学科教材编写组主要成员名单如下。（以下名单均来自《新中国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
1.小学语文学科
人教社的袁微子、陆静山、刘诗圣、何慧君、章士勉、钱琴珠、梁俊英、刘永让、陈国雄等；来自北京市的莘乃珍（后调入人教社）、常振家；来自上海市的经如宝、王修蓉；来自天津市的宋德福、崔峦、蔡玉琴（后二人后调入人教社）；来自江苏省的庄杏珍、陆汉卿、是颖、戴正兴；来自辽宁省的韩宏宇；来自吉林省的吴希有；来自福建省的程宏达、汤金云；来自青海省的刘新梅（后调入人教社）；来自湖北省的胡茂长、江荣生；来自河南省的李灵等。
2.中学语文学科
刘国正、黄光硕、周正逵、张厚感、魏穆紫、王文英、田小琳、黄成稳、潘仲茗、朱华、孙功炎、顾振彪、李建国、郑醇甫、余澄清等。
3.小学数学学科
李润泉、夏有霹、曹飞羽、刘淑玉、陈秀凤、陈宏伯、王正旭、姚兴耕、程志国、蒋冲、顾松涛等。
4.中学数学学科
初中数学：余元庆、吕学礼、孙福元、张鸿顺、周大炎、陈朝龙、徐松、王汉生、冯家柱、谭鼐、饶汉昌、蔡上鹤、李琳、鲍珑、曾宪源等。高中数学：王汉生、周大炎、张鸿顺、孙福元、吕学礼、谭鼐、翟连林、李慧君、余元庆、蔡上鹤、方明一、饶汉昌、曾宪源、鲍珑、于琛、余志甫、李浩明等。
5.俄语学科
小学俄语：人教社的高宇征、何得霖、张弘；来自上海的吴培德、费国伟、夏杰、甘大颖、郑书奇；来自北京的徐文龙、张嫃等。中学俄语：人教社的汪震球、倪宏勉、张秉衡、宋云泮、何得霖、李健伟、张弘、董威利、戴咏絮、朱耿、丁曙、李慧来；来自黑龙江大学的罗玲、马继芳、卢慧慧；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徐悦芳、张鸿瑜；来自华东师大附中的朱长青；来自上海市的骆松漖；来自哈尔滨市的李质文、王吉隆等。
6.英语学科
初中英语：唐钧、刘道义、王美芳、董蔚君、刘岩、司延亭、万大林、刘锦芳、周谟智、夏祖煃、胡文静、乐秋祥、杨友钦、邓炎昌（北京外国语学院）等。高中英语：唐钧、刘锦芳、谢淑明、夏祖煃、杨友钦、岳汝梅、司延亭等。
7.政治学科
小学政治：李松年、韩婉明、范小韵、徐斌、庄文中等。中学政治：姚森、程树礼、贺允清、王同勋、詹君仲等，以及教育部、安徽省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局组织的有关人员。
8.历史学科
初中历史：苏寿桐、邱汉生、吴雁南、陈梧桐、王宏志、孙伯祥（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借调）、王剑英、胡文彦（绘制插图）、程翌康（上海师范学院，借调）、赵恒烈（北京教育学院，借调）、李隆庚、李玉满（辽宁大学，借调）、杨云、李惠乔（插图）、蒋德舜（插图）、孙全洁（插图）、侯峙（地图）、周锋（封面设计）等。高中历史：李纯武、寿纪瑜、张友伦（南开大学，借调）、齐世荣（北京师范学院，借调）、严志梁、李惠乔（插图）、孙全洁（插图）、刘承汉（插图）、章志云（地图）、侯峙（地图）、周锋（封面设计）等。
9.地理学科
中国地理：人教社的叶立群、陈尔寿、芮乔松、巴克良、刘淑梅，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兰生、高如珊，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明生等。世界地理：北京师范大学的邬翊光、辽宁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李涵畅，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金鼎馨，河南师范大学地理系的王建堂，人教社的李明、马宗尧（绘图）、刘湘芝（绘图）等。
10.物理学科
人教社的雷树人、董振邦、张同恂、窦国兴、郭连璧、马淑美、邢蕙兰；来自上海市的赵芳瑛、赵宇昂、丁定一、龚国芳、周礼平、来自河南省的陈子正、来自北京市的李龙图等。
11.化学学科
人教社的梁英豪、程名荣、周芬；广西教育学院的许国培（原人教社编辑）和张健如（原教育部干部）、河北师范学院的武永兴、安徽芜湖师专的冷如松（原教育部干部）、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少华、北京教育学院的刘尧、哈尔滨科技大学的韩文鑫、上海大同中学的王元莹等。
12.生物（含自然常识）学科
生物：叶佩珉、徐晋铭、任树德、刘植义（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白玉蓉、刘毓森、姚精华、胡克照、王长久等。自然常识：人教社的李培实、刘默耕，从上海市借调的林有禹、陈国麟等。
13.体育学科
王占春、石秀茹、刘竞存、王寿生、彭杰、梁军、王德深、曲宗湖等。
（三）聘请45人担任教材编写顾问
为编好“文革”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在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期间，教育部聘请了45位知名专家担任各科教材编写顾问，阵容空前强大。顾问团队为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具体人员名单如下。（名单均来自《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
1.语文学科：叶圣陶、吕叔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严文井（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何林（鲁迅博物馆）、毛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郭预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作黎（北京市教育局）。
2.数学学科：苏步青（复旦大学数学系）、关肇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段学复（北京大学数学系）、江泽涵（北京大学数学系）、吴文俊（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杨乐（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张广厚（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丁尔升（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3.外语学科：谢文清（新华社，俄语）、吴景荣（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吕天石（南京大学，英语）、李赋宁（清华大学西语系）、信德麟（中国外文局，俄语）、杨蕴华（中央编译局，俄语）。
4.政治学科：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
5.历史学科：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胡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6.地理学科：李春芬（南京大学）、周廷儒（北京师范大学）、郭敬辉（河北师范大学）。
7.物理学科：周培源（北京大学物理系）、王竹溪（北京大学物理系）、褚圣麟（北京大学物理系）、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8.化学学科：唐敖庆（吉林大学）、张青莲（中国科学院）、蒋明谦（中国科学院）、徐光宪（中国科学院）、严梅和（北京师范大学）。
9.生物学科：童第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贝时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世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0.体育学科：徐英超（北京体育学院）。
11.其他：高士其（中国科协）、王惠德（中宣部）、吴江（中央党校）、陈嘉（南京大学外文系）。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抽时间亲自看了语文、历史教材的全部稿子，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四）结构分析
总的来看，参加这次教材会战的人员构成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既有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又有各学科教材编写人员二百余人，还为相应学科配备了专家组成顾问团队，形成了一支集政治领导、业务把关和专业指导于一体的编写队伍。
首先，领导班子资历深厚，熟悉教材工作。组成五人领导小组，便于集体统一领导，立标定向，把握大方向。领导小组构成人员有教育部副部长、司长和人教社领导，外加顾问一人。他们的工作经历丰富，其中，董纯才曾担任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教材会战的总指挥，戴伯韬、叶立群、张玺恩则都亲历了第一次教材会战。
其次，编写队伍结构合理、来源多样。他们中既有曾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教材会战的资深教材编写者，也有从各地选调的学科专家和一线名师，继续保持并发扬了教材编写中形成的“三结合”优良传统。
最后，顾问团队阵容强大、学术水准高。入选教材顾问团队的45人都是在各自所在领域享有较高知名度和威望的专家，他们中有院士、学部委员、知名教授等。其中有些人还曾有过教材编写经历，比如，于光远曾编写过政治课本，吕叔湘曾主持编写汉语文学分科时期的《汉语》课本。组织阵容强大的专业学科领域专家团队参与教材编审工作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传统对教材建设中的政治把关、科学把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的基本经过
这次教材会战自1977年初开始酝酿，9月正式启动，直到1978年5月编写出版第一批部分全国通用中小学试用新教材，前后历经一年多。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剩余批次的教材，至1981年出齐小学、初中、高中全套教材。
（一）确立指导思想
为拨乱反正，尽快编出质量较高的中小学教材，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各科教材编写组重新研究了1963年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分析了“文革”期间地方编写的中小学教材，查阅了几个国家的中小学教材，走访了专家、教师和各有关部门，广泛征求对编写中小学新教材的要求和意见，并在集中研究各有关方面要求和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新编教材的指导思想。
这套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打好基础。在教材中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编写工作中，一要正确体现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教材内容要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编写教材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不能代替各科教材的具体内容；教材内容要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各科教材的具体内容进行的，不是脱离各科教材的具体内容空发议论，牵强附会。二要正确体现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注意通过对具体事例的阐述或观察、实验使学生理解和掌握理论，使学生知道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具有运用所学理论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能脱离基础知识讲实际应用和生产技术细节。三要注意加强和精选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应当是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参加现代化生产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必须是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要精选传统内容，适当充实先进的科学知识。四要加强基础，必须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基本技能的训练，启迪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
（二）选定办公地点
关于选定这次教材会战的办公地点问题，有一段颇具戏剧性的经过。1977年8月，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曾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周荣鑫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谷牧等参加追悼会。据当时教育部分管教材工作的副部长浦通修回忆说：“那时我刚调到教育部，工作还不到一年。编写教材的工作，部里决定由我负责抓。这样，我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大家忙着调干部、找房子，工作紧张而愉快。承蒙各地支持，调干部碰到的困难还不大，近二百教师很快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了。但要找个能容纳二百多人办公的地方，可就难了，大家急得团团转。不久，在周荣鑫同志的追悼会上，见到小平、先念同志，我把情况一讲，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并指示北京市领导同志速办，很快在西苑饭店拨了一栋楼，作为编写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的地方。中央这样支持，大家的劲头更足了。”浦通修认识其中两位北京市领导，便谈了房子一事。他们用手指了指八宝山第一接待室说，小平、先念同志都在里面，浦通修于是“冒失地”闯进去，向他们说了这桩难事。邓小平一听，说：“马上把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叫进来。”然后对他们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事情就很快解决了。二百多位干部住进了西苑饭店，后来又搬到环境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三）研究总结既往教材编写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当时的教材编写工作并不是完全从零起步，为编好这套教材，各编写组认真研读了1963年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并分析了“文革”期间出版的教材。在此基础上，研究总结了既往教材编写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新教材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实践经验基础和专业知识基础。比如，物理教材编写组的编写人员在着手物理教学大纲起草之前，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的中学物理教学大纲和课本，走访了专家、教师和有关部门。经研究，编写组认为，面对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十年“文革”造成我国科技生产落后的形势，以及我国现代化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这套十年制学校物理教材的指导思想应是“打好基础，培养能力”，要努力贯彻邓小平同志指示的“按照中小学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通过学习和研究，教材编写组进一步明晰了过往教材编写经验中的利弊得失，这些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教材会战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和经验基础。
（四）购买外国教材，研究学习域外教材编写经验，开展教材对比研究
为编好这套教材，编写组广泛学习和研究域外教材，从中汲取有益经验。购买外国教材，就需要经费支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引进的教材主要来自苏联，很少进口美、英等国的教材。为贯彻邓小平同志“要引进国外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的指示，在当时外汇储备已十分紧张的状况下，中央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中国驻美联络处，驻日、英、法、等国使馆协助，尽快购买驻在国最新的、水平较高的各科中小学教材各一套（包括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科书、配合教科书的教师用书、学生用的有习题的练习书、配合教材必需的教具，如教学电影、幻灯片、录音带等），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研究参考。从1977年8月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已达2200册，其中小学教材占15％，中学教材占20％。教材编写人员系统地研究了这些外国中小学教材以及这些国家的教材演变情况，经过充分讨论，归纳出共同特征，作为制定我国新的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的参考。比如，数学编写组曾系统研究了当时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苏联等国的多部数学教材以及这些国家的数学教材演变情况，整理出教材的共同特征作为制订我国新的中学数学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的参考，具体包括：在中学学制比较短（五年制）的情况下，数学教学内容采取代数、几何有时分开有时混合的办法来进行编排；扩大几何公理体系，几何教学从直观和实验开始，以降低几何教学的难度；适当渗透几何和对应等数学思想，而且尽可能体现在每个学期中；增加“统计初步”作为必学内容，安排在初中三年级下学期；每章教材都要编写小结，习题分为练习、习题、复习题三类。
在研究学习域外教材编写经验的同时，编写组还积极开展教材对比研究，发现问题，寻找差距，为更好地吸收借鉴域外教材的先进成果提供有力支撑。比如，高中生物教材编写组从学习研究外国高中生物教材入手。先由徐晋铭、叶佩珉两位同志夜以继日地阅读美国英文版的高中生物课本《现代生物学》（Modern Biology）和生物科学课程研究会（The 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简称BSCS）编写的高中生物课本，以及苏联高中生物课本，分析每种高中生物课本的编写指导思想、主要教学内容、编排体系特点、生物科学新知识、实验和实习项目、文字叙述风格、彩图和其他插图以及版面设计等。接着组织生物教材编写组同志翻阅这三种课本，最后归纳总结出这三种外国高中生物课本的共同特点。系统的学习研究深化了编写组对国外高中生物教材的改革方向和发展趋势的了解，研究成果成为编写高中生物课本的主要依据和参考。通过反复思考和斟酌，编写组最后决定将极有限的30课时用来讲述现代生物科学的先进内容。又如，小学自然常识编写组为编好新教材，专门查阅了一些发达国家（地区）的中小学教材，如美国的《科学的概念》（Concepts in Science）、《探索科学》（Exploring Science）、日本的《新理科》、新加坡的《科学》等。
（五）广泛走访名家，召开座谈会倾听各方反馈
为精益求精编好这套教材，教材编写组虚怀若谷，博采众长，多方走访名家。以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为例，在编制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过程中，小学语文编写组的同志专门拜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倾听他们对教材编写的意见和建议。比如，1977年10月、1978年5月、1979年4月，先后多次拜访叶圣陶先生，向他汇报起草教学大纲的主要情况，请教有关语文教材编写和语文教学的问题。1977年12月，向严文井先生请教有关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作家文章入选语文课本的修改等问题。1978年8月，向吕叔湘先生请教有关小学语文教材识字内容和选文方面的问题。此外，钱学森、高士其等也通过信函或电话形式向编写组反馈过他们对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的一些看法。
针对新编高中生物教材究竟应该精选哪些内容才符合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这个问题，生物教材编写组到中国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和北京高等院校的生物系，向专家、教授请教，主要了解现代生物科学各主要领域有哪些进展和新成就，今后生物科学发展的趋势如何，并恳请他们对高中生物教材应该选讲哪些内容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数学教材编写组拜访了担任教材顾问的关肇直和吴文俊两位院士，他们的一些观点对教材编写颇有启示。关肇直在《从四个现代化看数学教学》中说：“我们中学数学教学教育不光是为培养数学家打基础，更不是光培养数学家，或为做难题的数学打基础，而应面向广大的科学技术人员，应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吴文俊在谈到公理化与机械化方法在数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中学数学教学内容之间关系时说：“中学的数学课本是一个奇妙的混合物：公理化与机械化的方法内容杂然并陈。……为了实现数学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吸收渊源于西方的公理化的长处，也应珍视我国古代的遗产，从有着历史渊源的机械化方法中汲取力量。”
编写人员还直接组织并参加各种征求意见会。据统计，在北京市区和郊区共组织了283次座谈会，参加的有1700多人，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共组织了102次座谈会，有近千人参加。许多教师、科学工作者、工厂技术员，主动来访对教材编写工作提供意见和寄送有关资料。
（六）面向基层教育单位征求意见，开展局部试教工作
新编的各科教学大纲和课本，在编写以前和编成以后，都曾广泛地征求科学工作者、生产部门有关人员和大、中、小学的意见，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教学大纲和课本的征求意见稿，曾发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局，组织各地教师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讨论。1977年11月，教材编写组派出编辑人员分赴13个城市（包括郊区），征求对教学大纲和将于1978年秋季使用的中小学教材第一册（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同时送有关部委、专家征求意见。
以小学数学课本为例，每册课本初稿编出后，除印成试教本，在少数学校试教，发送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局书面征求意见外，还在两三个省市召开座谈会直接听取教研人员和教师们的意见。“有的内容，特别是新的讲法、新增加的内容，……都先在个别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试教。科研部门、高等学校、生产部门的不少同志，以及教学研究人员、广大教师和试教学校都对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为提高课本质量作出了贡献。”又如，1978年、1979年，化学编写组把高中化学第一、二册初稿印成征求意见稿，征求全国各地教师意见，在教师座谈会上，编者直接听取教师意见。根据各地意见，经分析研究对教材初稿进行了修改，作为试用本，及时出版供全国使用。在新编教材试用了一段时间后，教育部于1979年10月和1980年11月，分别召开了中学化学教材改革座谈会。在第二次座谈会时，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化学教材改革问题，还提供了一批参考资料（如《我国中学化学教学大纲（摘要）》《外国中学化学教材概况的初步介绍》等）。为了更广泛地听取教师的意见，编写组还把《初中化学课本中关于化学式和氧化—还原反应教材的编写方案》刊登在《化学教育》杂志上，发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学教研部门，征求教师意见。并派人到各地了解教材使用情况，征求对修改教材的意见。
有教材编者回忆说：“要编好大纲教材，并非易事，光靠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是不够的。所以，要放下架子，虚心学习……还要向前人学习，向一线老师学习，完全地、透彻地通读过去的教材，才能吸取过去的精髓，做到博采众长。……如果以专家自居，根本不研究过去，幻想开天辟地，从自己开始，另辟蹊径，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在编写游戏教材时，编写组不但读了过去所有版本的教材，以及有关游戏的专著，还请教了一线的小学教师。最终确定了教材的分类方法、不同学段游戏教材的任务、不同难度游戏教材所需的教学时数，以及编写游戏教材的程序等，通盘考虑诸多因素后再精选所需教材，才着手编写。
（七）以教材编写组名义撰写并发表教材编研文章
在广泛了解国内外教材情况的基础上，教材编写组还撰写了相关研究文章，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其有益成果。比如，数学编写组在1977年9月15日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写了《对美、英、法、西德、日本中小学数学教材的初步看法和使用意见》（载教育部编《教育革命简报》增刊第24期）。这份意见是人教社在翻阅了外国中小学数学教材共36种（其中美国12种、英国6种、法国4种、西德3种、日本11种）后撰写完成的。这份意见首先肯定了上述五国教材都对传统的数学进行了很大的改革，都充分吸收了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其次，对如何吸收外国教材中先进的东西，结合我国情况编写中小学数学教材，提出了以下初步设想。一是精选传统数学教材的内容。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所必需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不能削弱。用处不大的陈旧内容，烦琐的论证和运算，应当删去。二是把现代数学的基本思想渗透到教材内容中去，较早较多地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增加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最有用的现代数学基础知识。三是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则建立新的体系。这个体系要有利于精简传统的教材内容，有利于较早较多地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有利于增加现代数学的初步知识。
又比如，在编写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过程中，历史编写组经过认真反复讨论，写出《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于1978年3月报请中央领导审查。《叙述基本历史知识阐明社会发展规律——略谈有关新编中学历史课本的若干问题》以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陈梧桐执笔）名义发表于1978年9月16日的《光明日报》。
值得一提的是，在教材编写期间，参加教材会战的编写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9月25日下午，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了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大学科研规划、教材等会议，全国测绘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新华社分社会议，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等会议的代表，和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全军摄影展览和全军美术展览的文艺工作者等。据浦通修回忆，当天中央首长接见在京几个会议的代表，并通知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全体同志参加。照相时，小平同志还问陪同的同志：教材会议的同志来了没有哦？大家听后都感到“我们的工作，中央是记在心上的”。笔者曾仔细辨认当年那张巨幅合影照片，可以基本确定，参加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集中在照片右侧的第二排和第三排。
四、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的主要成果
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记载：“1977—1979年编写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15种15册（初、高中政治课4种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是1982年颁发的，未计入），课本32种106册，教学参考书27种90册。1978年秋季，各学科教学大纲15册，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和相应的教学参考书41册，同时在全国供应，后续各册逐年更替，从而扭转了10多年来各地使用的很多教材内容谬误、程度参差的混乱局面，对中小学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到1980年，这套教材基本编完并投入使用。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教材中的大部分科目都是从1977年9月开始编写的。当时，教学大纲草案也在研制、起草过程中，并于1978年1月由教育部颁发。因此，在草拟教学大纲的同时，中小学教材通用教材编写组也同时在研究并编写这套教材，直到教学大纲草案颁布后，再根据教学大纲编写出试用教材。
1978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提出“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要大力加强文化课教学”，“学校不得随意停课”，同时统一规定，基础教育阶段全日制中小学学制为十年制，小学五年、中学五年，中学五年按照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分段，统一为秋季始业。这次教材会战的主要成果，概括起来有以下两项。
（一）制订教学大纲
1977年11月，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草拟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印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局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根据大纲编写出的试用教材初稿，除印发书面征求意见外，还在两三个省市召开座谈会，直接听取教研人员和教师的意见，有的还在个别学校进行了试教。在此期间，科研部门、高等学校、生产部门的不少同志，以及教学研究人员、广大教师和试教学校都对大纲和教材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1977—1978年，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包括中小学英语、中小学俄语、中学语文、中学物理、中学体育、中学数学、中学生物、中学生理卫生、中学历史、中学化学、中学地理、中小学音乐、小学自然常识、小学语文、小学体育、小学数学等学科。新颁发的教学大纲重新界定了学科性质、教学目的等基本问题，为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二）编写出版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这次会战编写出版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于1978年秋在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到1979年底，中小学各科教材基本编成。仅1979年就出版中小学统编教材157种和部分各地编写的教材，合计18亿册。这套教材封面全称是“全日制十年制学校课本（适用本）”，采用“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组”方式署名，封面页和版权页均标注“试用本”字样。
1.课本（试用本）。小学：语文（10册）、数学（10册）、俄语（6册）、英语（6册，供三至五年级用）、政治（4册）、自然常识（4册）。初中：语文（6册）、数学（6册）、俄语（6册）、英语（6册）、政治（社会发展简史2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2册）、历史（中国历史４册）、地理（中国地理2册，世界地理2册）、物理（2册）、化学（全1册）、生物（全1册）、生理卫生（全1册）。高中：语文（４册）、数学（４册）、俄语（２册）、英语（２册）、政治（辩证唯物主义常识2册、政治经济学常识1册）、历史（世界历史2册）、物理（2册）、化学（2册）、生物（全1册）、人口教育（讲座教材）、晚婚和计划生育（讲座教材）。
2.教学参考书（试用本）。小学：语文、数学、英语、自然常识。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社会发展简史、青少年修养、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物理、生物、生理卫生。高中：语文、数学、俄语、英语、政治经济学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世界历史、物理、化学、生物。
总的来看，这套教材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编写出版工作，创造了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的奇迹。这套教材以“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组”名义编写出版，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和关注。1978年5月1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对这套教材的出版进行了报道，特别指出，“这次新编的理科教材各具特色，较好地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小学理科教育的要求”。这套教材在当时大多以“试用本”形式推出，待广泛征求意见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改为“正式本”。这套教材采用社内编写和委托编写相结合的方式，配合教材编写了相应的教学参考书及相关练习册、手册和读物；在学科分类上比较完善，音体美学科教材相继编写出版，增加了人口教育讲座教材，部分学科教材名称有新变化；在内容编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注重吸收国内外新的教学理论，增强了教材的可读性、趣味性和实用性；在排版工艺上采用激光照排技术，出版了彩色版和双色版教材，英语、俄语学科录制了配套的教学录音磁带。这套教材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质，对引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立下汗马功劳，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出版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套教材普遍存在难度偏大、通俗性欠佳、体例陈旧等问题，但能在“文革”结束后很短时间内编就，实属不易，教材出版后又根据新颁布的文件，有序开展了教材修订工作。
五、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的历史意义与经验启示
（一）历史意义
四十多年前这次教材会战，在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教材会战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的基本格局，为教材建设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编写经验和队伍基础，在新中国教材建设事业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
1.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教材的基本格局，为新时期教材建设逐步走向正规化开辟道路
经过这次教材会战，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的基本格局初具规模。1978年秋季，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15册，小学、初中、高中各学科的第一册课本共22册和相应的教学参考书16册，同时在全国供应，从而结束了十多年来教材内容参差不齐、使用混乱的局面，规范了中小学教材的出版。1980年，全套教材基本编写完成。同年，根据部分学科教学大纲的第二版，人教社对相应教材进行了修订，并于1982年秋季开始供全国使用。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也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
新中国教材建设事业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关教材的选择、审定、改编与新编工作就已先期开展，从而有效地保障了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教育的正常运转。“文革”期间，学校教学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教材主要由地方自行编写，水平不高，严重影响教育教学质量。“文革”结束后的这次教材会战，是教育领域拨乱反正在教材建设中的集中体现。这次会战编写出版的一套十年制教材，包括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书，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教材的基本格局，为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子接受学校教育提供了一份优质的精神食粮。这套教材的出版，标志着国家统一管理、统一编制课程和通用教材的做法得到恢复，对迅速扭转“文革”造成的中小学教育混乱局面，对中小学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对提高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材编研出版经验，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教材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材编研是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教学经验、科学研究、出版知识三者缺一不可。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编写者投入了饱满的战斗热情，边研究、边实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材编研出版经验。据当时教材编写组的人教社老专家回忆：“无论家是否在北京，所有人都集中食宿，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香山脚下。我们这些人教社老员工还把家里大量的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众所周知，当时编写教材的环境困难重重。以生物学科为例，由于“文革”期间中学生物课被取消，各地只编写出版了“农基”课教材，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就缺少可供参考的教材资料。与此同时，生物教材编写组对当时中学生物教师的数量和水平、生物课的教学仪器设备、学生的基础和学习态度等均不甚了解，对国外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中学生物教材的改革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无所知。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编写组自力更生，通过召开中学生物教师和教研人员座谈会，到有关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小型座谈会和个人访谈的方式，向专家请教，系统研究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生物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编排体系、文字表述等，在此基础上拟定教学大纲草稿，先在组内讨论，经修改后拿出初稿，又多次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最后经修改后才完成定稿。这次教材会战中普遍采用的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开展试教活动等做法一直沿用至今，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教材编研出版的有效办法。
3.培养了一支业务精湛的教材编写队伍，进一步充实并完善了教材建设的组织基础
编出好教材，专业的人才是关键。教材是个专业，教材编写是一门学问，教材建设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尤其是国家级、权威性的统编教材，非得有一批一流的、专业化的编审队伍和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完成不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这次教材会战结束后，一批业务精湛的教材编写人员留在人教社编辑室工作，并在改革开放以后相继成长为各学科教材编写领域的领军人物，为教材编写提供了人才保障。他们中有小学语文的袁微子，中学语文的刘国正、黄光硕，历史的苏寿桐，政治的姚森、李松年，小学数学的李润泉、曹飞羽、夏有霹，中学数学的张孝达、吕学礼、孙福元、于琛，物理的雷树人，化学的武永兴、梁英豪，地理的陈尔寿、叶立群，生物的叶佩珉、徐晋铭、任树德，自然常识的李培实、刘默耕，英语的张志公、唐钧、刘道义，俄语的罗玲、汪震球，体育的王占春。其中一些同志退休之后，至今还继续为教材工作建言献策并坚守在教材建设阵地。
4.在新中国教材建设事业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次教材会战，一方面上承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教材会战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也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材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制度基础和经验基础。第二次教材会战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一批教材人的倾力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批曾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教材会战的教材编辑正值中年，他们的政治觉悟高、业务精湛，在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中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为恢复学校教育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正是在他们的主持和带领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完成了这套新教材的编写出版任务。
（二）经验启示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四十多年前的这场新中国第二次教材会战在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留下的宝贵经验，给我们当前和近一段时期从事教材编研出版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1.坚持党的领导，汇集优势力量集中攻关编写教材是打好教材会战的关键一招
要编出精品教材，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段时间内，举全国之力，汇集一批精兵强将，集中开展教材编写工作。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材建设史，第一次和第二次教材会战都为当时的教材建设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事业的决心和努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过尘封的历史档案和心灵记忆，于细微之处洞察教材编研过程之艰辛与不易。在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教材编写工作，针对中小学教材短缺和混乱不堪的局面，指示要加强教材建设，强调“教材要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他的直接关怀下，1978年3月，恢复了教材编审体制和出版发行办法。教育部积极组织编写中小学全国通用教材，当年9月，全国中小学就开始使用了新编教材，这对于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基本保证。1978年2月，教育部将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历史组草拟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和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报送中宣部，并由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转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得到常委们的认同。该初步意见中包括“儒法斗争”、中国史和世界史教材的下限、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同下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初期政治经济措施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史教学中党的代表大会及党内路线斗争等重要问题的处理意见。同年3月，教育部正式发布该意见，对中学历史教材编写中处理有关原则性问题立标定向。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才使这次会战汇集了多方优势力量，教材编写团队以饱满昂扬的斗志集中攻关。正如武永兴所回忆的那样：“像我这样经历了十年动乱，思想、精神长期受到禁锢的普通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巨大的变化，犹如久旱逢甘霖般焕发出的工作热情，汇集成一股发奋努力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多少年来，每忆及当时的情景，仍感到愉悦、充实、催人奋进。”
2.坚持教育先行，充分发挥教材在育人成才中的引领性、先导性作用是教材建设的战略考量
教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有未雨绸缪的长远规划，也要步步为营，脚踏实地，在细节处下功夫。从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流程来看，出版一套教材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当大批编辑还未从‘干校’返回时，图书馆已退休的郭静君、渠丕洁就被请回来准备资料了。两位老人在人教社冷清失修的院子里，生着煤球炉子为新一轮教材的诞生收集整理资料。这可实实在在地叫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次会战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自1977年9月教材编写组组建后，不少学科教学大纲的起草和教材的编写几乎是同时进行。到1978年1月，全日制十年制学校教学大纲在全国颁布试行后，又根据新颁布的教学大纲编出各学科的试用课本。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两次大规模的教材会战，每次会战中所编写的教材，都处在陆续推出的动态过程中。如何编写出既有科学前瞻性，又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的精品教材，其中对尺度的把握，的确需要审慎拿捏。“对书稿精心打磨，尤其是对教材要精编细选、精雕细刻、追求完美，包括一篇选文、一句话、一幅图、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琢磨、多审多校、不出差错。”可以说，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教材编研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1977年开启的这场教材会战要想在短时间内编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教材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教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启示我们，做好教材工作，一方面要有高瞻远瞩的宽阔视野，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做好提前研判工作，充分发挥教材在育人成才中的引领性、先导性作用。
3.坚持队伍建设，促进教材编研一体化是编出精品教材的质量保证
“专业的人在专业的机构干专业的事”是做好教材工作的普遍规律，也是教材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专业的人”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编写出版高质量精品教材，队伍建设处于核心地位。为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编写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的重要指示，教育部从各省区市抽调二百多名优秀教师和知名专家，延续了第一次教材会战中形成的编写队伍“三结合”的优良传统，由学科专家、一线名师或教研员和专业编辑组成编写组联合攻关、通力协作。与此同时，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编写组通过研究总结既往教材编写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域外经验、多方征求意见、撰写研究文章等方式，深化了对教材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拓展了教材编写的视野和思路。由此形成的教材编研一体化的队伍建设思路一直延续至今。正如有学者所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学科专家、教材专家的作用，按教材编写的规律办事。”审视当下，作为专门从事教材编辑工作的教材人，不断完善学术型编辑的素养结构是做好教材工作的根本保证，这一方面需要自我修炼，另一方面有赖于教材机构的平台支持。
4.坚持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回应时代和社会重大关切是教材建设的根本保障
教材编得好不好，必须回到教学实践中，接受广大师生的评价。因此，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密切联系群众，集思广益，根据教材试教试用反馈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和修正，是编好教材要关注的重要因素。以这次会战编写物理教材的过程为例，1977年9、10月份听报告、调查、访问、研究、讨论、起草大纲。11月，除1人携大纲初稿去外地征求意见，其余的人全部投入初中第一册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工作中。课本初稿出来后，先送顾问审阅，并请北京教师开会讨论。第一册编写工作结束后，分兵两路，分头编写初中第二册课本、高中上册课本。编写初中第二册课本的人员脱稿后接着编高中下册课本。据当时主持化学教材编写工作的武永兴回忆：“记得1977年开始编写的那套教材，尽管时间紧迫，但仍将初稿铅印成白皮书（即不注明编写单位及个人），或书面或口头大范围地征求专家、教师、教研员、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为了更直接地与被征询者深入交换意见，社里曾组织编写组成员在全国选择有代表性的城市、农村召开了若干次座谈会。许多专家学者，比如北京大学张青莲院士、邢其毅院士，北京师范大学严梅和教授等，对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所提意见非常中肯。有的专家还对社会上的一些普遍看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还提供宝贵资料甚至帮我们完成教材书稿。”召开座谈会的经历给武永兴留下了深刻印象：“抱着学习的态度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是一次深受教育的过程，也是增长知识和见地的过程，必然有助于提高教材质量和编写人员的素养。转眼已过去二十多年，当年某些座谈会的场景犹历历在目，许多教师、专家、教研员的音容笑貌和谆谆告诫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张青莲院士针对教材中有关化学实验安全、原子量和元素周期表，还专门给武永兴写了信。
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这次教材会战能在短时间内编出这套新教材，实属不易。对这套教材的利弊得失分析，自然可以作出科学公允的评判，但总体上看应当持肯定评价。针对这套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在随后的教材修订或重编过程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数学学科为例，为总结交流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数学教材试用的情况和经验，教育部于1979年10月和1980年10月两次召开全国中小学数学教材改革座谈会，就中小学数学教材改革的指导思想、教材内容的取舍原则和编排体系等进行了讨论。会后，人教社根据教育部1981年3月颁布的《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和各地对这套全日制学校小学数学课本的意见对教材做了较大的修改，调整各册分量，并吸收各地在试用中的一些经验。修订后的教材改名为《五年制小学课本数学》（共十册），1981年开始陆续出版，到1984年全部出齐。由此可见，教材只有经过充分打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才有可能编出精品。
（作者简介：曹周天，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博士后。）
原载《中国教育科学》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