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明:中英关系的根本性改善有赖于两大因素,而非卡梅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9 次 更新时间:2023-11-23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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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明  

 

上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出任外交大臣的消息传出时,我正在马德里旅行,同许多网友一样,感到消息来得突兀。

2009年底,我抵英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负责人。在其后五年里,我近距离观察卡梅伦,并同他有过多次交集。

记得2016年6月,迫于保守党内部的压力,卡梅伦孤注一掷,决定就英国脱欧举行全民公投。虽然他竭尽全力号召国民支持“留欧”,但最终还是以4%之差败给了脱欧派。公投结果出来当日,这位英囯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宣布引退。两个月后,他辞去下院议员的职务。人们以为,卡梅伦将随风而去,一去不复返。

的确,卡梅伦激流勇退后几近从英国政坛上销声匿迹——直至2021年,他上了英国新闻头条,但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无关政治,而是因为一桩被称为威斯敏斯特数十年来最大的游说丑闻。他曾在56个不同场合游说多位部长和其它政府官员,为一家名叫Greensill Capital的供应链金融公司争取到了4亿英镑的政府贴息贷款。这家金融公司不争气,2020年宣布破产。但报道称,卡梅伦的这番动作让他得到了超过100万英镑的报酬。

卡梅伦的突然复出在英国政坛引发一场震动。到上周末,我来到英国已经四五天了,它的冲击波还未消逝。

对于卡梅伦的东山再起,英国上下众说纷纭,不一而足。首相办公室发言人称,他重返政坛是为国效劳,但许多英国人更愿相信真正的动力来自别处。反对党工党抨击首相苏纳克起用卡梅伦为“绝望之举”,旨在扭转保守党的选情颓势。英国广播公司则称,此举是苏纳克的一场“豪赌”,还预测鉴于卡梅伦在任时倡导与中国共建“黄金时代”,他重返政坛可能在保守党内引起不安。

更有趣的是,特雷莎·梅时代的商业大臣担心卡梅伦功高盖主,发出这样的疑问:究竟谁是首相?卡梅伦,还是苏纳克?毕竟,卡梅伦政坛经验老道,在他面前,包括苏纳克在内的其它内阁成员都属小字辈。

卡梅伦执政始于2010年5月,长达6年之久,在中英关系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人们还记得,在卡梅伦治下,中英关系发展迅猛,开辟了新天地,进入了最佳时期。中英高层互访频繁。我在驻英国使馆工作期间,接待过温家宝和李克强总理,还接待过李长春、王岐山、马凯、刘延东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

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卡梅伦共同启动中英 “黄金时代”。据称,“golden era”(黄金时代)这个提法就是卡梅伦本人提出的。作为中英两国领导人亲密的象征,卡梅伦还同习近平主席在牛津郡一家酒吧一起喝了当地啤酒。

卡梅伦任内也曾两度访华。2010年11月,他访华期间正值英国国殇纪念日。按英国传统,英国代表团成员全部佩戴罂粟花,引发了中方有关人员对鸦片战争的联想,造成了误会和些许不快。但此访成果颇丰,除签署了为数众多的合作协议和合同外,也让卡梅伦开了眼界,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于英国的重要性的理解。

在卡梅伦治下,中英在教育、文化、人文等领域的交往也如日中天。英国一度想引进中国的数学教学方法。于是乎,上海的数学教师登上了英国讲台,不但给学生上课,还给当地教师传授如何授课。

作为经商处负责人,我对卡梅伦执政期间中英经贸关系的蓬勃发展印象尤为深刻。此前,中英经贸往来不温不火,多年停滞不前,英国出口商颇有怨言。我上任初期,傅莹大使曾把我叫到办公室,叮嘱我多想办法,扩大英囯产品对华出口。卡梅伦入主唐宁街10号后不久,中英贸易开始腾飞,蒸蒸日上。2009年双边贸易额仅为392亿美元,2013年便飚升至700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2014年更是达到809亿美元的高位。

中国对英投资也是如火如荼,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中国企业对英国公司的并购踊跃,成果非凡,先后把国际连锁餐厅Pizzer Express、英国第二大谷物生产商维他麦(Weetabix)及英国老牌百货公司House of Fraser等品牌收至麾下。中国的地产投资也风生水起,绿地集团在伦敦一家啤酒厂旧址盖起大型住宅,万达集团的五星级酒店也在伦敦拔地而起。总部基地则计划耗巨资把废弃的阿尔伯特码头改建成伦敦的第三个金融中心。

与此同时,华为、南车、上汽集团及长安汽车等制造企业设立了研发中心。中兴、雷氏照明、万象、海尔和波司登等一批中国品牌在英国落了地。中国银行界的“四大“和通讯行业的三大巨头也在猛叩英国市场的大门。在能源领域,中海油在北海开采石油,中石油在苏格兰买下了一家炼油厂。中广核集团计划大举进攻英国核电市场,在准备与法囯电力公司投资共建一座核电站后,利用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在英国西南部主导开发、运营一座核电站。

对中国公司而言,那几年称得上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好时光。在一次中国驻英媒体招待会上,我用了“摁也摁不住”的俗语来形容中英经贸发展的态势,不曾想到,第二天居然登上大雅大堂,出现在《经济日报》上。

中英经贸关系迅猛发展主要靠的是两国工商界的努力,同时也得助于卡梅伦时期的对华友好政策,他把英中关系摆在同英美关系同样高的位置。卡梅伦治下的英国向中国工商界张开双臂,敞开大门。他亲自拍板邀请中国企业参与英国核电开发,批准华为帮助英国建设电讯设施。

卡麦伦每年在首相府举行春节招待会,邀请中资企业和华人代表出席。那年的招待会上,他走到我面前,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称谢谢我们为推动英中经贸发展所做的工作。招待会期间,只见他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同来宾握手交谈,显得平易近人,几乎可以用真诚、热情这样的字眼来描述。

卡梅伦退出政治舞台后,保持了对中英经商关系的热情。他发起成立并亲自挂帅英中合作基金,计划筹集十亿美元,资助英中企业在两国投资。据英国媒体报道, 2017至2018年期间,卡梅伦多次访华,拜会中国领导人和中金公司高管,推动中金公司参股。为寻求英国政府对英中合作基金的支持,卡梅伦2017年约见了时任财长的哈蒙德。如今,卡梅伦这些举动正招致英国反华势力的非议。

人们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中英关系的轨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卡梅伦的继任者对中英关系似乎缺乏他那样的热情。特雷莎·梅上台不久便重新审查中广核集团参股核电项目一事。鲍里斯·约翰逊虽然自诩“亲华派”,但在华盛顿的压力下,干了不少损害中英关系及中国利益的事。例如,他出尔反尔,在英国禁用华为5G设备。苏纳克亦更多地把中国当成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

如今,英国政坛和舆论充斥着反华噪音,对华强硬成了政治正确,占据主导地位。去年11月,苏纳克向全世界宣告,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寿终正寝。其实,作为“五眼”之一的英国,反华势力一直存在。2016年,为抵消中国领导人成功访英的影响,英国主流媒体居然无中生有,谎称中国间谍为刺探情报,冒充翻译,抢上中国领导人和英国女王共乘的金色马车。然而,众所周知,金色马车只有两个座位。中方不可能作出如此荒唐之举。今年9月,英国政府逮捕了一名议会工作人员,指控其为中国间谍,借此攻击中国干预英国的“议会民主”。

去年年底以来,美国积极寻求同中国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多位内阁成员相继访华。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也争先恐后访华。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英国前外交大臣访华事宜,竟然在英国遭到强烈反对,突破重重阻扰后,才得以于今年9月成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中断多年的中英双边磋商机制,比如一年一度的中英财经对话和中英经贸混委会,至今尚未恢复。中英领导人年度互访制有待重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英关系的复杂性。

在经贸领域,英国政府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一些“关键领域"成了中资企业投资的禁区。在英中资企业的政治环境恶化,经营压力加大。中国科技企业面对的不再是笑脸,而是猜疑和打压。近年来,弘毅投资集团、光明食品有限公司、南京新百由于并购的英国品牌或倒闭、或被迫出让,而退出英国市场。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去年11月,英国政府单方面废除了2016年其与法国电力集团、中广核签署的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决定排除中广核集团参股塞兹韦尔C核电项目。中广核面临被赶出英国核电市场的前景。新华社的朋友闻讯后发信安慰我。是的,费了那么多心血的项目毁于一旦,怎能不叫人心痛?

在困难重重的中英关系中,唯一使人感到慰藉的是,去年中英双边贸易达到103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表明中英经贸关系根深,韧性强。前几天,我路过泰晤士水务公司门口,突然想起10多年前中投公司曾经参股该企业,不知近几年的地缘政治纠争对这笔投资是否有影响?上网一查,中投公司目前在泰晤士水务公司占股8.688%,是其第六大股东。当年中投公司对希斯罗机场公司的投资也安然无恙,目前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同样为第六大股东。

卡梅伦重返政坛对中英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我同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佩里进行了商讨。他认为,很难预测,理由是苏纳克请他出山主要着眼于明年大选,而不是出于改善英中关系。

应该说,卡梅伦出任外交大臣对中英关系不失为利好,是积极因素,至少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卡梅伦务实,较少受意识形态的禁锢。2012年,他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会见窜访英国的达赖。中方作出强烈反应:取消吴邦国委员长即将进行的访问,中断了正部级以上官员的互访。在中方的反制措施实施一年后,卡梅伦面对现实,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重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承诺不同达赖见面。可以期待卡梅伦将同中国进行一些良性互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英国主流媒体则将卡梅伦归为“亲华派”。近日,《独立》和《金融时报》相继起底卡梅伦过往的“亲华政策”和“过密”的对华交往,质疑他能否履行好作为英国外交政策掌门人的职责。保守党前领袖伊恩·史密斯上周一则表示,卡梅伦同中国的紧密联系构成了利益冲突。

当然,我们不应对卡梅伦复出期望过高。近年来,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本世纪20年代初,美国尚未视中国为主要威胁,英国的外交腾挪空间较大;如今,华盛顿把遏制中国崛起看成事关美国生死存亡。在此背景下,很难想象华盛顿会允许英国同华盛顿的地缘政治目标背道而驰。

在英国,自卡梅伦离开政坛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向。在唐宁街10号主人的眼里,中国已从当初的机会提供者变成了战略挑战者。目前,保守党内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支持依然很强。卡梅伦离任后,与中国的交往也正受到审查。他不太可能象从前那样致力于英中关系的发展。

英国内阁对重要问题实行集体决策制,也制约着卡梅伦的自由裁量权,使他难以对英国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因此,他即使有心,也无力推动英中关系重返“黄金时代”。

其实,中英关系的根本性改善有赖于两大因素。其一是美国因素。卡梅伦上任后第二天就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了电话,重新确认了美英之间的 “特殊关系”。华盛顿要求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一致。作为华盛顿盟友网的核心成员,英国很难跳出华盛顿的掌心。

其二是香港因素。《国安法》的出台以及中央政府的反暴乱举措,打击了英国在香港的势力,触犯了英国的利益。英国很受伤, 既失了面子,又丢了里子。英国对此耿耿于怀,伺机报复。随着香港由乱走向治,英国的这种失落感可能越发刻骨铭心。指望英国短期内停止成心找茬,不现实。

由此可见,中短期内,英国的对华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明年将举行大选,目前民调显示反对党赢得大选的概率高。然而,英国政府更迭也不会导致英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在上述两大因素消除以前,英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将大体保持不变。中英关系回不到从前,卡梅伦时代那种紧密关系已成昨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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