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学东坡移居八首》“论人虽甚愧，诗亦岂不如”，自信其诗不逊于苏轼，其相提并论的底气从哪里来？今人着眼于组诗的比较，谓其“诗艺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格调近似苏而成就有超越”。合观郝经所言“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及本集《答潞人李唐佐赠诗》“书破三千牍，诗论二百年。文章有圣处，正脉要人传”、《病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读书略破五千卷，下笔须论二百年”，元氏此语并非仅就组诗即兴而发，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着眼于其整体诗作的考量，且与当时舍宋宗唐的时代背景、诗学思潮息息相关，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看法。现从以下三方面还原这位金元之际文坛领袖心理空间的真实存在。
诗学理念的自信
自南宋张戒等对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屡屡发难，舍宋宗唐的诗学取向在中国南北诗坛渐成气候。元好问顺应时代趋势作《论诗三十首》，放眼千年诗史，直继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理念，在尊古复古的基础上对宋诗的新变多有批评，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苏、黄：“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组诗“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批评次韵，合观王若虚“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者多矣”，其指向可知；“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针对“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而发，可合观《中州集》“柳州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东坡爱而学之，极形似之工，其怨则不能自掩也。”《遗山自题乐府引》谓“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基于“吟咏情性之谓诗”之诗体本质功能的把握，其《杨叔能〈小亨集〉引》提出诗学唐人以诚为本的主张：“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所以他对舍宋宗唐的诗学理念十分自信，自谓“学时文五七年之后，颇有所省。进而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见之之多，积之之久……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答聪上人书》）。这份理念自信是其平视苏诗之底气的基石。
诗作取向成就的自信
诗作取向成就的自信是元好问平视苏诗底气的主要来源。他早年作《石岭关书所见》，学杜造诣初露峥嵘。赵秉文见其《箕山》等诗，“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晚年律切精工老手浑成，遂有“诗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之誉。尤其是那些用杜甫诗史理路写成的丧乱诗，代表了其诗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杜林嫡派”（徐继畬书遗山祠匾额）。
正大末诗人令南阳时得知陕西重镇凤翔沦陷，深感亡国末日即将来临，遂作《岐阳三首》，拉开丧乱诗序幕。随后《雨后丹凤门登眺》《读靖康僉言》《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淮右》《癸巳除夜》《即事》《甲午除夜》诸作，关联汴京围城、哀宗出奔、两宫北迁、汴京沦陷、淮右战局、蔡州城破、崔立被诛等时事，一幕幕诗史画卷奔赴笔底。题材转向重大时事，命题特别注重时、地、人等纪事要素，刻意效法杜甫以诗为史，表明了其诗的价值取向。七律多用组诗体式，既紧密联系又各有侧重，“不求工而自工”，诗艺炉火纯青。其深沉悲凉的感情基调、百转千回的表达方式、苍凉壮阔的意境及字字千钧的笔力，与杜沉郁顿挫的诗风完美契合。“在浑重淳厚这一点上，他也许堪为杜甫以后的第一人”。
赵翼对这类诗给予高度评价：“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人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宜感人。”“遗山诗佳者极多，大要笔力苍劲，声情激越。至故国故都之作，尤沉郁苍凉，令读者声泪俱下。如‘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之类，于极工炼之中，别有肝肠迸裂之痛，此作者所独绝也。”吴汝纶亦云：“遗山沉痛激烈，神似杜公，千载以来不可再得者。读之最能增长笔力，是少陵嫡派也。”
唐、宋以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是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及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学杜大家辈出，而能直承杜甫衣钵获此桂冠者则唯有遗山诗。诗学杜甫，侧重于诗史，这种“事关家国，尤宜感人”的重大题材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诗作成就，正是元好问之所以敢于平视苏诗的重心所在。
诗兼苏、黄之类比自信
金“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在此巨大惯性的推动下，元好问将苏、黄诗视为偶像常常攀比：“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到无。”（《又解嘲二首》）他不像南宋四灵、江湖派那样弃宋宗唐，而是兼学苏、黄，在诗咏情性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如《南冠行》“生不愿朝入省暮入台，愿与竹林嵇阮同举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鲤鱼尾，不如孟光案头一杯水。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间愁。撑霆裂月不称意，更与倒翻鹦鹉洲。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裹挟汹涌澎湃的感情生发天风海雨般的议论，驱遣典故，意到笔随，层出不穷，汪洋恣肆，采纳了以才学、议论为诗的表现方式，诗情与才学互动互补相得益彰，避免了刻意争奇斗胜“从肝肺中流出不足也”之弊。
何道生《忻州牧汪君》“一代典章谁信史，中州坛坫此雄师。浣花心事坡翁笔，那逊成都有旧祠”、徐继畬《读元遗山诗二首》“平生学杜皮兼骨，偶效苏黄亦示奇。禾黍故宫歌代哭，泪痕多似少陵诗”，点明元氏诗学杜、苏的本末体用之别。翁方纲“遗山七言歌行，真有牢笼百代之意”“盖所谓乾坤清气，隐隐自负，居然有集大成之想”、刘熙载“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亦就集成唐宋诗而言。“七古中，唯髯苏一人。得先生而两，宜其高自位置也”（查慎行语）、“七言妙处，或追东坡而轶放翁”（王士祯），这也是元氏敢于类比苏诗的底气所在。
刘祁《归潜志》：“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谨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绝如线，赖元、李、杜、曹、麻、刘诸公为之主张，学者知所适从。”由此可知元氏平视苏诗的时代氛围、理路根由及领袖群伦的践行导向。
（作者：狄宝心，系忻州师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