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崇侠尚任，养士与游侠活动盛行。除正史文献外，民间歌谣时谚与史相依,广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侠活动的生动内容，并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保存、补充或拓展了正史的相关记载，为古代咏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现实素材、文学形象和审美指向，成为我国古代咏侠诗的直接源头,哺育启迪了古代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在游侠现实存在重要的历史时期，尚武任侠作为当时普遍性的社会风气，虽未引起文人的审美观照，但作为大众追慕的对象，反映游侠生活的民间歌谣时谚开始繁荣。依据《史记》《汉书》《列女传》《古谣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乐府诗集》等统计，先秦咏侠谣谚包括《徐人歌》《荆轲歌》《渔父歌》等共计13首，汉代咏侠谣谚包括《颍川儿歌》《长安为尹赏歌》《时人为杨阿若号》等共计19首。作为古代咏侠诗滥觞和咏侠主题雏形的咏侠谣谚，简单直白，且多与史传、辞赋等相混，反映着作为实录阶段游侠的自由流动、血性张扬和侠义观念，以及超越世俗的荣名和气节，展现着侠义之士冀知报恩、重诺轻生、借躯报仇的任侠精神，言信行果、急难救困的侠客之义，温良泛爱、轻财好施的人格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女性中亦多侠义有气节者，并被诉诸歌咏。且从其行为看出当时人们对侠义精神的认可和自觉践行，如《伍子胥歌》《鲁孝义保颂》《合阳友娣颂》等。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大多散见于史籍等文献中，很少受到关注。但其对古代侠文化与侠文学的开创性、奠基性作用不容忽视。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是中国古代咏侠诗从民间歌谣到成熟的文人诗创作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源发和承继关系十分清晰。它们积累了咏侠诗产生所必要的文学素材和基本的审美要素，不但在咏侠诗的基本主题与题材、游侠形象和人格精神等方面哺育启迪了后世文人咏侠诗的创作，而且在诗体和艺术形式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学史意义表现在四个方面：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确立了古代咏侠诗的主题与题材。从对中国古代咏侠诗主题的拓展和题材的影响看，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对文人咏侠诗的奠基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为后世文人咏侠诗提供了主题性素材；二是为后世文人咏侠诗创作提供了侠义形象；三是为后世文人咏侠诗创作发展灌注了侠义人格精神。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通过描写当时炽烈的任侠风气、歌咏任侠之士，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种成品或半成品的文学素材。古代文人借侠张扬自我，抒发豪气干云的气概，并不断对其进行“义化”改造和理想化、英雄化的艺术创造，最终使咏侠题材成为绵绵不绝的咏侠诗潮，并使咏侠谣谚所歌咏的侠义行为及其人格精神，沉淀为咏侠诗创作中稳定不变的主题内涵，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咏侠主题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中所歌咏的荆轲等古游侠，为后世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侠义形象和素材。其中如荆轲、季扎、伍子胥、渔夫、濑女、灌夫、楼护、戴遵、杨阿若、秦女休等都是后世咏侠诗主要歌咏的侠义之士,而以对荆轲、季扎与秦女休的歌咏见于历朝历代咏侠诗。
从后世咏侠诗的创作内容看，一些基本的、稳定性的内容却来自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积淀与影响。如“重信守诺”“损己助人”“不矜其能”“轻生重义”“冀知报恩”“借躯报仇”等富含侠气、侠情、侠节的侠义人格精神，以及一些特征性的主题内容，在历代歌咏古游侠的诗篇中几乎是相沿习用的。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形成了古代咏侠诗的文化基质。先秦两汉是中国侠文化的发轫期和文化基质形成的重要时期，咏侠谣谚表现的任侠风气和游侠行为与史相融，成为基础性和稳定性的侠文化因素，对中国咏侠诗文化基质的形成、侠义人格精神的确立产生了广泛影响。
以“利他”为核心的“侠客之义”，作为行侠的准则和侠者的重要标识，在秦汉游侠的行为中已有普遍性和超异性的表现，这些内涵性的要素，主要来自史家评价。如“士为知己者死”的明主情结与恩报意识；“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的人格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操守；“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绝异之姿等，都是侠文化中积极的文化基质和具有核心价值的文化要素，也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极力赞赏的主要思想内容。它们通过咏侠谣谚成为诗歌中最初的古游侠形象具有的行为特征和侠义人格精神，成为古代咏侠诗基本的思想内容和审美追求。而游侠“不轨于正义”的消极一面作为侠文化的基质因素，有着张扬个性、追求享乐的世俗特征，为文人对侠的义化改造提供了前提，为诗歌中塑造血肉丰满、富有个性的游侠形象奠定基础。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在展现游侠行为观念，咏赞其人格精神中，对中国侠文化基质的形成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的确立树立了典范，并赋予了侠文学深厚的思想内容。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形成了古代咏侠诗最初的艺术体制。从咏侠诗艺术体制的形成和艺术手法的积累看，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先导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对后世咏侠诗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传导性作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在为后世咏侠诗创作提供主题与题材的同时，也把清新、自然、质朴的艺术风格带入其中，为后世咏侠诗创作带来了本质性的风格特征，而自然质朴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咏侠诗基本的艺术风格。二是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中，业已形成了文人咏侠诗的基本母题和艺术体制。先秦两汉时期，游侠不仅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而且成为民间文学口头诵唱的一个基本母题。它们是文人咏侠乐府诗的真正源头。此时的咏侠谣谚中，一些歌谣对形成乐府咏侠诗诗题和形式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汉代咏侠歌谣《长安为尹赏歌》《东门行》两个题目。《东门行》直接成为乐府咏侠诗题，而《结客少年场行》诗题及其体制，就是在《长安为尹赏歌》基础上形成的。后世文人以此又演化出《少年行》《少年子》《少年乐》以及《长安少年行》《邯郸少年行》《渭城少年行》等诗题。而《游侠篇》这一诗题，同样源于民间咏侠歌谣，后生发为文人咏侠诗的常用题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七“杂曲歌辞七”《游侠篇》云：“《魏志》曰：‘杨阿若后名丰，字伯阳，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后世遂有《游侠曲》。魏陈琳、晋张华又有《博陵王宫侠曲》。”《游侠篇》与《游侠曲》相同，在此基础上又演化出《侠客篇》《侠客行》《侠客》等诗题。三是一些艺术手法为后世咏侠诗提供了艺术借鉴。先秦两汉咏侠谣谚中一些艺术手法如起兴、比喻、夸张等修辞和用事用典手法为后世咏侠诗提供了基本的艺术借鉴，也成为后世咏侠诗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珍贵的史料价值也值得重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游侠风貌和生存状况，提供了真实生动的游侠生活史，拓展、丰富、补充了正史记载之不足。先秦两汉时期，广阔的列国时空和崇尚任侠养士的现实环境，滋养了游侠的原始血性、侠义人格，为其特立独行提供了舞台和空间。史书实录与民间咏侠谣谚共同作用，使当时的任侠风尚和游侠活动得以相互补充、血肉丰满，更使这一时期对侠的记录能够文史合一、历史记载与现实生活交辉合璧。而最富生活现实感的咏侠歌谣、时谚，无疑成了真实反映当时游侠精神风貌和存在状况的社会生活史。其展现的游侠活动和侠者的个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丰富、补充了正史，展示了民间社会对侠的态度和价值评判，因而更具史料价值。如《鱼父歌》《伍子胥歌》反映伍子胥逃离楚国路上发生的故事，情节细致生动，有效补充拓展了《史记》的记载。二是记载保留了一批个性特异的历史侠的生动形象。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反映的任侠群体地域、阶层非常广泛，所咏人与事都和历史记载相印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如荆轲、季扎、伍子胥、渔夫、濑女等都成为后世咏侠诗歌咏的侠义之士，更为司马迁所感叹的“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补充了新鲜的素材，灌注了极其生动的人格魅力。三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游侠的社会评价，与游侠的历史评价相得益彰，成为侠的文化基质和文学形象的重要内涵。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对游侠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评价总体持肯定态度，诸如知恩图报、不畏牺牲、重诺轻生、急难解困等侠义人格精神，尤其在世俗道义方面的评价，体现着与正史的一致性，这也是其史料价值的体现。为侠的文化基质和文学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内涵。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展现了游侠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侠义人格精神，对中国侠文化基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文学主题、题材和体裁以及文学形象等方面对中国侠文学产生、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使中国侠和侠文学的创造传承成为史家与文人共建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史家的记载评价与文人的描写歌咏相互作用，使侠既成为史家较早立传的一类历史人物和现实存在，又通过史家的法正之路、文人的义化之路，以及大众的英雄之路，使侠成为后世文人寄予理想追求的文学母题，为咏侠诗和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和审美形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汪聚应，系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