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湖南益阳清溪村，荷塘、稻田之间新建了许多作家书屋。周立波故居就坐落在山林与荷塘之间。稻田上空有无人机观测，农业科技人员在室内操控，曾经的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作业之余在高架桥底下聊天。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中的想象变成现实，而清溪村的“新山乡巨变”只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周立波是现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都是红色经典的代表。周立波在社会主义新文学思潮中勇立潮头，进行着文艺形式的探索和文学观点的创新。他的写作特点就是扎根土地，深入群众，沉浸式地与农民和工人同生活、同劳动，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员。周立波是新时代书写“新山乡巨变”的精神性象征。
追求将生活原型与艺术创造有机结合
周立波的两部写乡村的长篇小说，都是从农民与土地的实际生活中提炼而来的。《暴风骤雨》写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塑造了郭全海、老田头等人物形象。《山乡巨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湖南益阳清溪村为典型，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塑造了亭面糊、邓秀梅、王菊生等性格各异的人物。
1946年，时年39岁的周立波随部队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亲历火热的土改运动，并任中共黑龙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区委书记。1947年，调松江省委宣传部（现属黑龙江省）负责《松江农民报》，他把土改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完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围绕土改工作组与地主汉奸韩老六的矛盾斗争展开。《暴风骤雨》上部写了打倒韩老六分财产，小说在表现农民享受胜利果实时喜悦又辛酸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元茂屯的穷人分到了被褥、粮食、牲口等；张景祥分到一双太阳牌长筒胶皮靴，专拣泥洼子去踩；花永喜分到一件女式皮大氅，众人帮他出主意娶个媳妇。《暴风骤雨》下部写工作组组织农民搞大生产，在大生产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少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工具、牲口等。东北土地改革运动是当时的样板，后来在全国推行。周立波去元宝区参加土改一开始没有文学创作动机，他同工作组成员一起深入村屯和农户，在很短时间学会方言土语。他同农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房间里常常挤满了穿着靰鞡鞋的农民积极分子和村屯干部，有的来谈问题，有的纯粹来唠嗑。这些都成为他小说的素材。小说写成后连载于《东北日报》，1948年在东北书店出版后影响巨大，当时许多土改工作队员人手一册，以之作为教材。
《山乡巨变》分上下篇。上篇主要表现互助组升为初级社时农民艰难的思想转变过程，下篇为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曲折历程。《山乡巨变》中的“巨变”，最大的变化是人的思想、精神和认知。农民由过去零散的个体劳动变为规模性的集体劳动，这种改变超出了农民的认知。驻乡干部也是边干边学习，与农民共同成长。小说中写到乡干部邓秀梅到清溪村后第一次开会传达报告时很紧张，“脚杆子有些发颤，眼前也好像蒙了一层薄雾”。她照本宣科，讲得“干枯而不连贯”。这位年轻乡干部的任务是要把农民刚分到手的土地和农具归为集体管理。面对少数几位顽固派，她经过锻炼也变得非常老练了。秋丝瓜不愿意入社的原因是家里喂了四十来只鸡、三只大白鹅、两头壮猪、一头黄牯。邓秀梅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暂且不说入社的事”，她先是聊天，然后抓住秋丝瓜善于算账的性格，给他拿来算盘算了一通账。而针对作田能手菊咬筋，她与工作组则通过一场竞赛来劝说他入社。农民的观念意识的巨变还包括妇女面貌的改变，“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的劳动美和健康美形成一种新的美学风尚。
周立波曾在文化部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任职，但他在北京的时间短暂而匆忙。1955年10月，周立波全家迁入湖南，他先后在桃花仑乡竹山湾、瓦窑村，以及大海塘乡等地任所在乡的副书记等职。在农村生活和工作期间，农民群众成为他的知心朋友。人们信任他，甚至两口子吵架也找他公断是非。《山乡巨变》中的很多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并融入自己的艺术创造。周立波在北京期间创作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也是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同劳动的成果。从1951年2月开始，他3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深入了解高炉的大修，走访工人家庭与工人们聊天。写完第4稿时又开座谈会，听取工人的意见，前后共修改了6遍。小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18万字，人物多达40多个，评论家评价“缺乏生动性与深刻性”，周立波对此作过深刻反思，他写《山乡巨变》时从中吸取了教训。
追求“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标准相互结合
周立波早期抛弃了父辈给他取的“绍仪”“凤翔”等带有美好愿望的名字，崇尚自由，改为“立波”（取“自由”英文单词Liberty的谐音）。他在上海从亭子间到劳动大学，还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关进监狱，从此人生观发生重大转变。1934年加入左翼文学联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后，他将目光下沉到民间。
到达延安后，经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洗礼，周立波的思想再次升华。召开座谈会之前，毛泽东把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找来谈话，一批一批地谈。周立波同何其芳、严文井、曹葆华、姚时晓等来到杨家岭山岗上，毛泽东在会客室接待了他们。中午他们一行人又同毛泽东一起吃饭，一边喝酒一边聊文艺。1942年5月，周立波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他深刻领会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精神，付诸文学实践，创作出一系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
他也开创了新的写作范式和美学范式。人物的新气象、新做派，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社会变革中，农民无法做到自发的改造和提升。因此，小说开头一般都是干部深入基层，对农民提出新的规范，同时又因农民朴素的世界观改变了干部过去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习惯。周立波是将“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标准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家。他如实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突破观念先行的安排人物模式。如《山乡巨变》中的两个人物陈先晋、王菊生都是落后农民的代表，但周立波并没有将二人脸谱化，而是深刻地理解和同情旧式农民对土地的眷念所表现出来的执念。
周立波的写作观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湖南文学的影响巨大。20世纪80年代“文学湘军”的崛起与周立波回湘有直接的关联。《四大作家返湘记》记载，周立波回湖南源于毛泽东与他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湖南文坛时下很不景气，没有一个扛大旗的作家，湖南那么多名家为什么不回去几个，把湖南撑起来？”周立波回湘后，又把康濯、蒋牧良、柯蓝等作家邀请回来。1962年，与康濯、柯蓝等10位作家联名发表《立即行动起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倡议书。周立波把自己的经验概括为“经、练、阅”三字奉赠给湖南文学青年。他在1958年和1962年连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后，强调文联的中心任务是“出作品、出人才”。当时湖南省文联机关在长沙市司马里王家菜园二号。聚集在周立波周围的年轻人自作聪明，只在工厂采访一次就敢写工厂题材。周立波严肃批评他们，“你不熟悉，写不像的”，并将他们赶出“菜园”，到广阔的天地“觅食”。知识分子深入民间，给劳动人民带去先进理念，自身也接受了劳动人民的影响，达到互为提升的效果。周立波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湖南作家群体中得以传承和弘扬。
追求将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有效结合
周立波的文艺理论形成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左翼时期，周立波受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影响，重视文学与哲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他从果戈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文艺观点中受到启发，结合中国自身的文艺现实进行思考，重视文学与时代精神、文学与现实等重大理论问题。巴尔扎克的“在现实中不断地观察中所练就的文学眼光”的理论也为他后来文学实践所应用。第二阶段为延安时期，他意识到“要突破知识分子啾啾唧唧呻吟，吹起响亮的军号”，把农民、工人、士兵都介绍到文学里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的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决心。第三阶段是出国访问时跟外国作家和理论家的交谈。1956年同巴金应邀去柏林参加民主德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作家的观点碰撞，萌生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创新意识。周立波两次到苏联。一次是作为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的文学顾问和编剧，在苏联完成后期制作。一次是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访问苏联，并再次与西蒙诺夫等老友相见，交流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管理的问题。巴甫连柯谈到文学中的琐碎细节要不要写的问题，爱伦堡谈到“作家不能作为旁观者去看看生活，而是要参加到生活中去”。波列夫希望看到中国作家多写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时对这些观点都有所吸收。
周立波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使他将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进行有效结合，因此也拥有深刻而灵动的评论。这一特征在其鲁艺讲课时就被集中体现出来。例如他评价蒙田“专心于观察和思想，献身于忙碌的安闲”。他在《〈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中强调作家要警惕“三不够”，即气不够、材料不够、语言不够，尤其要重视语言。他注重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一个好作品也要考究其情节是否合理，他认为“奇特的情节不仅不容易普遍，而且不容易逼真”。他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对有个性的作家不吝赞美，例如他很欣赏端木蕻良描写“大自然寥落的风响”和“荒野里古人的遗迹”的艺术魅力。他反思有的作家“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他自己则把“土香土色”捡拾起来，灌注在《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之中，取得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作者：卓今，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