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阿黄送了我不少东洋纸，丰富了我藏纸的种类。她自己不谙八法，却对纸有一种过人的嗜好，即便价格不菲也解囊收入。有时人的爱好就是如此，收藏了欣赏或赠送朋友，自己是不使用的，由于不谙八法，一下笔就可惜了。那只能是把玩一张纸的色泽、纹路，还有从中沁出来的幽幽香味——纸香在众香中是十分独特的，和书香相比，它没有油墨于其中，就更淡逸和细微。有时一个长卷打开了，发生与众不同的声响，绸缎般地舒展开来，像时日那么悠长。一个人喜好藏纸，藏而不用，让人想到不少藏家的身后——后来者对藏品毫无兴致，连打开来欣赏也不愿意。人的趣好相差太远了，一代代人的繁衍可以接续，延伸到久远，使子孙万代串联起来。彼此虽不曾谋面，但持同样一个姓，说话都会多上几分亲切。兴趣则异于繁衍，如口之于味，不能强求。上一辈的兴趣之物堆了一屋子，到了下一辈则想着如何清空，给自己兴趣的另一些品类腾出地方。好在阿黄在这方面及时地出现了接班人，她的女儿考上了大学的书法专业，这些纸才有了使用者。
物尽其用——我常怀这样的想法，能在有生之年将自己使用的一些消耗品用罄，或者所剩不多，最好，也遂了作为物的愿望。如果是尤物就更不一般了，通常有灵性于其中，应对同样有灵性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就像神骏，不是任何一个骑手就可以翻身上去，它一定在等待那个人的出现。如果有幸，那个人出现了，这匹骏马的价值才上升到顶峰，否则，一辈子晾在马槽上。好纸可以当摆设，像神那般地供着，说是唐伯虎那个时代的，或者康熙年间监制，让来者看一眼。如此，还是浅薄。晋时阮孚说：“一生能着几两屐”，可见人生苦短，不可矜于物，如果不能放胆用屐，而让自己赤着脚走路，那屐的作用真是抓瞎了。人常有悯物之心，舍不得用，小心翼翼地用，悯物过头就不能充分地显示出自己对物的尊重。
赠人以纸，说起来是很风雅的。当年王逸少一次就给了谢安石几万张纸，传为美谈，这比送脂粉、五石散有着更多的文气，让人联想到澄澈、玄远，也联想到一个人的笔墨情怀如此倜傥。一张纸比人情单薄得多，但几万张纸，这个人情就不是俗常之谓了，是精神方面的必须。送纸是危险的，敢于送纸也说明了对对方的一种识见的无误，双方由于这一张张单薄的纸而相互欣赏。赠送者认为送对了，被赠送者也认为太合心意。那么，接下来的畅谈，完全可以从纸开始说起。风雅不及实在，俗常日子是实在过去的，真能如王逸少、谢安石这般锦衣玉食，送纸才能成为后世谈资，真是俗常人家，他们的需要则如亦舒在《喜宝》中说过的：“如果有人用钞票扔你，跪下来，一张张拾起，不要紧，与你温饱有关的时候，一点点自尊不算什么。”亦舒此说还是很诚恳的，在生活的现状里，对这么一张张纸所持有的态度，不必以嘲笑的态度待之。
对于文士而言，能用上与自己情性相契的纸自然快慰之至。笔墨生涯，越往后对于纸的选择就越讲究，讲究的尽头就是挑剔，面对一张纸的态度说一些别人认为是玄虚的感觉。即便要订制，也难以表达清楚，便难以与人说，觉得说了也不知所云——真能说清楚就不是感觉了。难言之隐——往往是隐于感觉之内，不能量化，说出来不能达意，也就欲说还休。四宝堂里总是陈列无可计数的宣纸，供喜爱者挑选。有人进来，挑贵的买，作为礼品，物贵则宜。有的则认品牌，以为品牌为立身之本，必然不会离本太远。我则靠手抚，在纸面做一个轻轻推送的动作——即便同一批次的宣纸，手抚起来也未必同一种回应。毕竟，作坊里那么多人，重复那么些动作，不是每个人的心绪都能深婉不迫。有时我也把纸摊开，像《风声》中的听风者听听抖动中的声响。清脆的、挺刮的声响肯定不宜于我。一个人在道行渐深的往后，心思越发细密如牛毛，有了挑剔的资本，什么都要求合乎自己的情性，就像善于品尝的口舌，绝没有饥不择食的迁就。这个要求不能说高贵，只是自适而已。文士雅集的机会总是有，总是要墨戏一番。轮到了，站起来，把主人准备的宣纸摸遍了，觉得都不适手，更不适心，便不写，转回来坐着，继续喝茶。主人见状，便过来劝他随意一点，逢场作戏嘛——如果早二十年他一定不扫主人的兴致，但此时，他摆了摆手，决不将就一张纸。一张纸不将就，俗常日子里的不少方面也都不将就。将就了别人会高兴一些，但自己会不高兴，他不愿意自己不高兴——记得苏东坡也是如此说，自个也是很需要开心的啊。后来在场面上就很少看到他了。他的书写总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对自己稔熟的亲爱的宣纸们，觉得此时甚好。
南方的潮润使不少宣纸都起了霉点，失去往日脸面上的洁净。笔在纸上行如在黄昏里。有的人便拿到装裱店去美容，使恢复到如新状态。有时为了怀旧，打开自己三十年前写的作品，都是满目昏黄。潮气无声潜入，不分昼夜，没有什么可以抵挡，放在箱子里的，搁在橱子里的，外边还做了包裹，无一幸免。时日在上边留下的痕迹，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南方生活的细腻清新，即便有机会去北方长居，而不愿动身。却不知在听着苦雨芭蕉的滴沥，看着桨声灯影中的涟漪，卷轴正悄然侵入了润泽。水如此之多，灵气是从来不缺乏的，以至南方多名士，玉树临风，新桐初引，端的倜傥自任，有一些小小的傲气，施于纸上，都是未干墨迹的诗草。寻常人对日渐霉斑的一张纸真是束手无策，只能交由资深的装裱师傅，请他抹掉这些时间之痕。这比装裱一幅新作费时费力多了。装裱师傅喜欢和旧日纸张打交道，虽然要拿出全身本事应对，毕竟所收费用不菲，同时成就感也大大增加。取件的时日到了，这是装裱师傅最得意的时刻——卷轴徐徐打开，如同徐徐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主人脸上抑制不住的欣喜，好像不认识这件自家的宝贝了。装裱师傅知道成功了，人们识见了他精湛的功夫，还有细密的心机。过了几年，又过了几年，这些作品又敌不过梅雨潮气，霉点又一次上脸，他又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劳作。忽一日照镜子，看到白头发多起来了，皱纹叠着皱纹，还有一些如同宣纸上的黄斑了。想着自己有能力几次把纸上的时光痕迹抹去，使旧作宛如新制，而对于自己日渐苍老的容颜，却无能为力。他只能无奈地笑笑，冲着镜子，做个鬼脸。
俞先生去世前给了我一叠花笺。他收藏它们已经有一些时间了。在他众多的学生里，把花笺送给我最为合适——礼物送人也是需要考虑与之相适应的对象，使礼物倍显珍贵。花笺是宣纸中的娇女，和六尺、八尺宣相比，它是那么小巧雅致。淡淡的底色，使它生出几分阴柔，捧在手上没有感觉似地，生怕突然有一阵风来吹落。藏的时间久了，火气尽销，如同俞先生和我说话时温婉平和的神情。一个人老了，还是会想到如何处理自己的藏品，尤其是纸、纸本，那么脆弱怕水怕火，就是一个雨点也可以洞穿。那么，一定要托付给适宜的人，那个人眉目清秀，举止舒缓，斯文中透着清高。那么，他一定会妥善应和这样的纸品的。我想俞先生把花笺赠与我，肯定也把其他类型的藏品赠与师兄弟们。品性不同，受物不同，人与人的交往深度，可由此见出。几年过去，我把俞先生送的花笺都写光了。之所以写了几年，是因为我用小楷，抄些古诗词，也自己撰文，很细腻地写，在好心情的时候。如果在大宣纸上写，我会任性一些，写坏了就揉了，并不可惜。可是于花笺，我有一种怜惜，觉得不斯文以待，就愧对时时萌生的怀旧幽思。有人说这些花笺有不少年头了，你不留着，反而把它们都写光了，真不知作如何想。我是不想把它们再送下一个人了，许多纸在我这里就不再传送，戛然而止，消失在我的笔下。如果都不使用，作为礼品承传，又如何知道其中滋味。我于细小之物特别倾心，它们是不震撼的、不大气的，如花笺，如此之小，三行两行，长句短句，以无多为旨，便清旷疏朗，有如私语窃窃。想想古文士如此喜好花笺，在上边写个不停，许多隐微的心曲都在上面。倘不居庙堂之高，不处江海之远，一个与世无争的文士，在小小的花笺上写写自己小小的悲伤，小小爱慕，使如此单薄的花笺沉着起来。
少年时常听善笔墨者长寿，还可以举出一大串人名来。就像文徵明，他同时代的文人都不在了，甚至连他的学生也有不在了，他还精神地活着，又写又画，真是艺坛上的老祖父了。据说去世前他还在为人写字，和纸亲近，这是一个最热爱纸、在纸上不懈驰骋笔墨的文士，作为盟主当然无可非议。这也就使人多有联想，觉得纸上太极足以使人长寿，足以抵挡个人生命的消耗。事实是，一些人远未及老就谢世了，究其原因，实则无多少时日于书斋静坐修身，好好写字，多半在场面上，接迹有如市人。守不住对一张纸的敬畏，笔起处尽是躁动之气。一个人没有安和心境去敬惜一张纸，也就称不上在纸上有何托寄。一张纸的寿命比一个人要长久多了，把它铺张开来时，看到了它的清畅大方，卷起来时又如此敛约和婉转，皆韧在其中。如果一个人善待一张纸，看到一张纸的前世今生，眼神也会更谨重一些。那种胡乱下笔，对一张纸带有亵玩倾向的作法，我向来鄙夷——一张纸落在这样的人手里，只能说运气糟透了。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兰亭序》，一张纸承受了如此的美妙，是王羲之写的，还是谁作伪的？好事者还在争辩无休，但从纸上的笔迹看，都会让人想到书写者的教养——一个人的字和一张纸如此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此纸长寿，此人当年也应当长寿。
一张纸无足，却可以走遍天下。有的从北方来到南方，有的从南方来到北方。或者从国内去了国外，再从国外回流国内，出现在各种拍卖场面上。拍卖前总是要举办一个展览，让人心中有点分寸。许多人在一张张纸跟前走过，大放厥词，说纸上的墨迹是真的，或者是伪的，谈论纸的年头是不是到了，或者根本与那个年头不符，由此判断可靠的程度。有时，打假的人来了，整个场面有些失控，那幅被指责的纸安然不动。人的眼光相差太多了，看不透一张纸的承受之重，只能指指点点，大声小声。一张纸再贵也不会天价，可是某个大师在上面写点画点，一张纸的身价就如日之升，接下来就有人使心计运手法作伪了。如果一张纸有灵，它会知道在上边写写画画的人是不是伪造者。但作为纸，从来是缄默无声的。《吕氏春秋》说出了人生在世的一个大苦恼：“使人之大迷惑者，必物物相似也”，纸上墨迹就是如此，真耶伪耶，众说纷纭。科学的昌明，一架仪器可以测量厚重地底的蕴藏，却没有一架仪器可识辨纸上真伪，只能靠人的眼力。眼万千殊异，除了看到一张纸，还要看到纸背后的世道、人情。淮南王刘安说：“天下是非无所定。”对一张纸，也可做如是说。许多带有墨迹的纸在拍卖场上被人吆喝着——主人不需要它了，它被新主人接受了，交易的背后是银两。新主人也不想久藏，待到行情看涨时，又毫不犹豫地把它推出去，换更多的银两回来。让人兴奋地是一张纸在家里酣睡，上边的尺寸不长一分不短一厘，文字不多一个不少一个，门外的世界却在变化着。行藏由时，主人的薄情寡意，使它不停地辗转着，不知下一次沦落谁家——除非，它们有《平复帖》的命，张伯驹把它捐给了国家，如今它躺在那个极为严密的空间里，不见天日，它的漂泊生涯才算终结。
一些纸留存到现在，为我们有幸见到。更多的纸灰飞烟灭，无从找寻。人、物有命，何况一张薄纸。要穿过久远的烟水来到我们的面前，如同骆驼穿过针眼，只能说幸甚幸甚。那时节的人每日都执毛笔书写，可以想见写尽多少纸。纸不怕多，传下来就是宝贝。苏老泉曾说自己把往日写的几百篇文章都放火烧掉了——他觉得和圣人贤人的文章相比，自己的纸上文字只配付之于火，便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其实，烧它作甚，烧了之后就能写到圣人、贤人的份上？人生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表达，不必傍圣人、贤人，只要真实地待了一张纸即可。一些文士，名字留下来了，却无一丁半点纸片，就使后人在言说时枯索得很，无从援据。像李太白写了那么多，只有《上阳台帖》留下来，虽仅二十五个字，却让人欢呼雀跃，以为不特李太白一人之私幸，也是后人之大幸。当然，纸上的书写也有它的危险性，白纸黑字，让人难以申辩。苏东坡总是爱在纸上写，把情绪都写进去了，把危险都招来了。写了又给人看，推到更广大的空间，结果自己遭殃，又连累朋友、兄弟。平息后他还是爱写——一个文士是不能舍弃纸的，宦海浮沉，世道艰辛，也只有在纸上写，会带来一点点宽慰。李渔和苏东坡相同之处也在于写，他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都是不快乐的，还好老天眷顾，他喜欢上填词、制曲，便一一写去，以为富贵荣华也不过如此。我能理解枕腕而书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足以使人眉目舒展，不知今夕何夕。写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给很多的人看，如柳词，虽草野闾巷亦能歌咏。一个则是相反，给极少数的人看，甚至就给一个人看，诡秘得很。看过的人记熟，顺手就着煤油灯让它化为一片乌云；或者咽入口中，让它烂在自己的肚肠里。许多的谍战片都有如此雷同的设计，不厌其烦地显示一张纸与死生的关联。想想也是，不知有多少人命丧于纸上。
每日，我都花了时间来消费这些好纸。书写使人开心起来，是良好的物质材料优化了人的心境。想想从五六岁始习书，到现在有多少纸在指腕间流过。此时窗外青山妩媚，白云游逸，笔下更是明快。若到夕阳昏黄，风起于芦苇之梢，满山迷蒙，纸上就有了更多的信手和慵懒气味。如果一位书法家在他的终了，能够把贮存的好宣纸都挥洒得差不多，那真是一件幸事。人将了，物亦将了。
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纸在时日的过往中渐渐堆叠起来，走向厚重，我想，这就是此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