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1887年—1936年）是中国现代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主要创始人、中国自然科学开拓者和启蒙者，被称为20世纪的徐霞客，他也是运用现代地学思想和方法研究徐霞客的第一人。

踏入西南，开始关注徐霞客

1911年春，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学位的丁文江从英国乘船返回祖国。他没有回到他的故乡江苏泰兴，而是在越南海防上岸，乘坐刚刚通车的滇越铁路火车进入云南，准备在中国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

中国西南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层发育较为齐全、矿产种类繁多，是地质研究的圣地。丁文江急于到西南考察，也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兰地质学家古格里在研究东非大峡谷时推测，中国的西南地区可能与东非大峡谷有相似之处。后经证实，古格里放弃了此说。

丁文江到达昆明后短住两周，拜见了那里的前辈。一位前辈跟他讲：“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于是，丁文江开始关注这位比他年长整整300岁的江苏老乡、明代探险家徐霞客。徐霞客以毕生精力游历山河，并详细记录了所到之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和对西南喀斯特地貌的描述举世闻名。

徐霞客曾经游历过的中国西南地区，在300多年以后仍然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地区。丁文江在那里考察，不得不装上假辫子、留了小胡子、头戴瓜皮帽、身穿黑褂长袍。他在昆明苦寻《徐霞客游记》不得，直到回国第二年才在上海的一家书店买到了这本书。被称为“千古奇书”的《徐霞客游记》，在明清之际就受到了国人的重视，多次出现研究的热潮。但是早期的研究以整理书稿内容、校刊文字、分析其文学价值为主。直到丁文江回国后，才开始利用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研究《徐霞客游记》。

重走徐霞客旅行路线

丁文江回国后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教育机构和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的创建。他十分重视教书育人，一再强调野外考察方法在现代地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一些西方探险家认为，中国地学落后是由于国人多为书斋学者，不爱旅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长期在中国考察，并写就《中国》一书。他认为，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其他科学也许在中国可以发展，但中国人却做不了基于野外考察的科学研究工作。丁文江在教学和实际工作中，反复以李希霍芬的言论激励中国学生，并在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中注重加强野外训练。因此，中国现代地质教育自创立之始，野外训练的传统远胜于西方。

丁文江重视野外考察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到了徐霞客探索精神的感召。这种精神被丁文江称之为“‘知识欲’——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丁文江参与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地质教育机构，就把野外实习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并规定每周教师必须带学生分组实习一次。丁文江更是身体力行，经常赴野外考察，并多次到达中国西南地区。1914年，丁文江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再赴西南考察，他对照着游记重走徐霞客的旅行路线。1929年，作为总指挥，丁文江带领地质调查所十来位同事再赴西南分组考察。参与这次考察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多年后撰文《丁文江——20世纪的徐霞客》，称丁文江的西南区域考察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展边远地区的大规模地质工作”。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的前二三十年，多位中国地质学家在野外考察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参与1929年西南考察的地质学家赵亚曾（1899年—1929年），不幸在云南昭通被土匪杀害。

研究《徐霞客游记》地学价值

历史上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者不乏其人，但是运用现代地学思想和方法研究徐霞客的，丁文江可谓第一人。1927年夏至1928年春，丁文江旅居大连，开始对《徐霞客游记》进行详细整理与研究。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丁文江编辑整理的两册《徐霞客游记》。此时中国最大的地质调查机构已经创建10余年，该所收藏并绘制有大量地图。丁文江依据这些地图，绘制增添了1册附图，并首次编写了《徐霞客年谱》附于书后。丁文江在序言中强调，徐霞客的求知精神同西方的科学精神相同，且比西方早了近300年。而以往对徐霞客的评价“或仅爱其文章，或徒惊其游记，皆非真知先生者也”。

在丁文江的带动下，中国科学界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徐霞客游记》的地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941年底，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中国学者在位于贵州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举行了“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会上丁文江的学生、地质学家叶良辅作了“丁文江与徐霞客”的报告，称“丁（文江）徐（霞客）二公可称同志”。

丁文江于1936年1月在野外考察中，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他的一生始终践行着徐霞客“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的科学精神。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