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蒙古帝国的解体与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关于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一般认为始于“大航海时代”或英国工业革命而开启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向全球扩展，并逐渐实现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二战”之后，一方面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鉴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兴起，在整个国际学术界，都开始越来越注重欧洲以外地区与文明，在世界近代史道路中的地位。作为这一学术潮流的重要成果，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1974年，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并非欧洲一隅所推动，而是整个世界体系互动而成，作为互动的最终结果，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于欧洲的结论，比如1990年，美国学者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一书中，便指出11－13世纪，存在一个亚洲、中东农业帝国与欧洲城市之间联成一体的世界体系。这一世界体系在13世纪发展至高峰，在14、15世纪，由于战争、瘟疫等原因开始衰退。受到现代世界体系之前存在不同形式的世界体系的观点影响，历史学对于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历史的讨论，视野被进一步放开至整个亚欧大陆。比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在《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陆伟芳、高英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便专题考察了帖木儿帝国解体后，东亚世界、伊斯兰世界、西欧世界长达600年的交锋与互动，以及其中所存在的全球化特征。一直具有北亚研究传统的日本历史学界，一方面延续了注重北方民族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受到现代世界经济理论及其争论的影响，从而倡导世界一体化进程始于蒙古帝国的观点，主要代表作有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陈心慧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3年）与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军事扩张的时代·世界经营的时代》（孙越译，邵建国校，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
但将蒙古帝国视作世界一体化开端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即蒙古帝国存在一百余年之后，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亚欧大陆农业文明所取代，主宰、塑造世界近代化道路的文明，包括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中国文明，虽然都深受蒙古帝国影响，但皆非蒙古帝国的直接延续，而是被征服文明的复兴与嬗变。相应，在对蒙古帝国打通亚欧大陆的历史贡献给予充分重视的同时，并不应以之为近代世界形成之契机。而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为蒙古帝国的解体。
14世纪，伴随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三大汗国在内乱中政权分裂、瓦解甚至垮台，金帐汗国势力也已仅限于俄罗斯诸公国，不再具有世界史意义，尤其宗主国，哪怕是名义上的——元朝，被长城以内的汉族政权——明朝逐回草原，控制亚欧大陆百余年的蒙古帝国国际秩序就此轰然倒塌。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文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西欧基督教文明解除了蒙古帝国的威胁，东欧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都掀起了民族独立潮流，并将本土文明与蒙古帝国带来的新因素相结合，创造出与之前本土文明具有一定，甚至相当程度不同的新文明，且皆努力填补蒙古帝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亚欧国际秩序从而呈现多种文明复兴、扩张与竞争的历史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主导了七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从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相应，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应始于蒙古帝国宗主国元朝的灭亡，即1368年。以往将西欧“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视作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从结果倒退原因、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后诸葛亮”，而未考虑正是14世纪以来三种文明的相互博弈，才造成了西欧的异军突起；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的合力，而非基督教文明的独力，形塑了世界近代史。
二 亚欧大陆主体文明的地缘政治与疆域模式
不过另一方面，亚欧大陆各文明在各自地缘政治与政治文化影响之下，在疆域扩张的内在动力与历史观念上，仍存在相当不同，这也是不同文明在世界近代史中占据不同地位、发挥不同作用的历史根源。
西欧由于地形破碎之缘故，不易形成统一局面，长期以来小国接壤而邻，由于生存空间狭小，农业基础薄弱，故而相互之间为争夺贸易通道、扩大生存空间而战争不断。在这一地缘背景下，西欧国家自古以来，便不断尝试以地中海为跳板，向亚、非两洲进发，或通过和平方式，开展商业贸易；或通过战争方式，掠夺资源，以开拓生存空间，并支援宗主国，从而树立在欧洲之统治地位。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借助从中国传来的科学技术，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以在全世界实行殖民主义，传播基督教，建立世界霸权为目标。相应，西欧疆域扩张实针对整个世界，尤其注重壮大自身经济力量。或者说，西欧疆域模式最为体现商业驱动之特征。由此角度可以将西欧疆域模式称之“商业边疆”。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在蒙古帝国西进中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促动下，在其对于海洋空间天然兴趣催动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至17世纪，掀起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单向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世界的历史推动者与主宰者。
阿拉伯文明产生于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之阿拉伯半岛。宗教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温床，世界主张一神论的两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此。由于农业经济同样先天不足，阿拉伯文明为拓展生存空间、获取生存资源，一方面通过开展商业贸易，从海外获取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崇尚严格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是在对异教徒不断的战争中形成、发展、壮大起来。自公元6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便不断向四面扩张。经历过蒙古帝国的洗礼，阿拉伯文明将“圣战”意识与游牧民族骑战风气相结合，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影响一直及于19世纪。可称之为“伊斯兰扩张”。阿拉伯文明疆域扩张动力相对其他文明而言，宗教色彩最为浓厚。或者说，阿拉伯文明疆域模式最为体现宗教驱动之特征。由此角度可以将阿拉伯文明疆域模式称之为“宗教边疆”。
俄罗斯是近代几大文明体系中，核心地带唯一处于内陆亚洲者，由于气候寒冷、降雨量少，以草原、森林为主要地貌的俄罗斯文明，虽然以农业为主，但生产率却得不到保障。俄罗斯前身是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罗斯诸公国，金帐汗国的统治不仅结束了俄罗斯平原上的政治分立，而且带来了蒙古政治威权制度。受到洗礼之后的莫斯科公国，利用蒙古帝国衰落之契机，迅速崛起，为掠夺资源，打通与外界经济交往的地理通道，在亚洲内陆疯狂扩张，形成了近代世界最为广阔的陆地边疆。可称之为“俄罗斯崛起”。从各角度而言，俄罗斯都成为游牧民族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或者说，俄罗斯文明疆域模式最接近传统的游牧政权。由此角度可将俄罗斯疆域模式称之为“游牧边疆”。
与以上三种文明不同，中国文明中心地带独处东亚平原，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具有以上三种文明无比艳羡、而难以企及的地理空间，为由农民为主体建立的华夏、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与商业边疆、牧业边疆对于空间、人口具有无限的欲望不同，农业边疆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所追求的疆域是适宜于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地带。不仅如此，农业经济对劳动力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较高诉求，边疆开拓引发的连绵战争，会对中国古代的农业财政产生直接冲击。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或“有限扩张主义”的特征，不似以上三种文明无节制地向外扩张，主要是围绕平原地带，向四周渗透；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开展边疆战争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消除四周，尤其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而非单纯的疆域扩张。
三 “明长城时代”——明代中国的边疆政策与历史分流
蒙古帝国解体过程中，长城以内汉族所建立之新中华政权——明朝，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为政治口号，从而灭亡了元朝。在政权脉络上，明朝自觉继承华夏传统，也即所标榜与践行的“法体汉唐，参以宋典”（《皇明诏令》卷二）。在边疆立场上，面对元朝的历史遗产，却具有收复元朝旧疆的历史意味，这主要表现在对于东北亚、南方边疆与青藏高原的大力经营。不仅如此，蒙元帝国从阿拉伯地区获得的世界地图，尤其海路地图，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驱动了明代官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体制向东南亚、南亚海洋世界的空前伸展，与民间以“下南洋”为名目，在宋元基础上向东南亚海外贸易的空前展开，是明代中国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历史新内容。
但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国家、社会整合一体、向外扩张不同，明代中国在对外取向上呈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史态势。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之经济趋势下，在南宋以来远洋贸易历史传统下，明代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具有自发地、积极地固定控制南洋甚至远洋航行之内在驱动力。但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类似行为的作法不同，明朝国家在拥有当时世界上堪称最强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情况下，由于统治集团来自于淮河流域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动荡不安、经济逐渐衰败的小农经济地带，放弃了蒙元王朝在经济形式上具有相当复合型的财政政策，强调复归汉族政权“以农立国”的传统财政立场，对于蒙元积极经营海洋、开展海外贸易的历史新路，既缺乏足够了解，也显得没有兴趣。由于明朝是中国古代唯一从南向北、统一中国的政权，出身淮河流域的统治集团对于遥远的西北边疆，既十分隔膜，又在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压制汉民族的长期背景下，对长期控制西北边疆，缺乏信心。因此在西北边疆的军事行动，以解除周边民族对明朝的威胁为根本目的，因此并未固定控制蒙古高原，甚至对作为汉唐旧疆的西域地区，也由于畏惧、防范东察合台汗国，而止步嘉峪关，满足于与西域各国维持松散的藩属体制。而统治集团的首领朱元璋在出身贫困农民、颠沛流离的成长经历影响下，对于维护政权的稳定性具有异乎寻常的关注；于是在政治上接受了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以建立朱氏皇族共治天下的“家天下”统治为最大目的，为此大规模诛杀武将集团，几至殆尽，从而大为削弱了明朝边疆扩张的军事实力。可见，明初的边疆经营将中国古代“农业边疆”疆域立场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朝疆域观念的封闭性显著地体现于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并在东部沿海大规模建设了城堡、墩台等“类长城”的军事设施。伴随于此的，不仅是由于军事主动权丧失而导致的边疆防线不断内缩，而且长城修筑吸纳了国家的大部分财政与主要的政治关注，在军事、财政、政治等层面，对明代中国历史进程形成了整体性影响。明朝由此不仅再次丧失对内亚东部地区的控制，为蒙古人势力恢复与壮大提供了历史条件；而且最终被来自长城边疆内外的农民军、女真人摧毁了政权，从而与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西社会历史的分水岭。若与“大航海时代”、 “伊斯兰扩张”、“俄罗斯崛起”相对比，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称之为“明长城时代”。
结语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主体文明都呈现出借鉴蒙古因素，加以涵化，努力填补蒙古帝国解体所造成的国际权力空缺的历史潮流，从而构成并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历史线索与地缘格局，可称之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明朝一方面亦呈现涵化蒙古因素，在青藏高原、南方边疆与东北地区大力开拓边疆之外向取向；但另一方面，在西北边疆、东方海域，大规模构建以防御为主的长城或“类长城”防御体系，从而在边疆政策上，整体地呈现了内向选择；不仅为其他文明的疆域扩张与海外贸易提供了历史空间，而且自身也最终灭亡于边疆地带的叛乱者，从而呈现出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历史走向，深刻影响了14至17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