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九年以来，新疆觅宝人在库车附近佛寺废墟发现许多婆罗谜文佛经写本，统称“库车文书”。其中包括流散英国的鲍威尔写本（Bower Manuscripts）、韦伯写本（Weber Manuscripts）、马继业写本（MacartneyManuscripts），以及流散俄国的彼得罗夫斯基写本（Petrovsky Manuscripts）。库车文书发现时间早于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于阗文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正由于库车文书的刊布，导致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和日本探险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遗址上演了一场中亚古代写本大博弈，国际敦煌学研究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此应运而生（王冀青：《库车文书的发现与英国大规模搜集中亚文物的开始》，《敦煌学辑刊》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一、韦伯写本
一八八九年，阿富汗商人古拉姆·卡迪尔·汗拿走了库车文书的部分写本，并于次年交给英国上尉鲍威尔，这便是著名的“鲍威尔写本”。此外，他还将喀孜伯克家中所获其余写本给了他在叶尔羌的弟弟迪尔达尔·汗（Kaldar Khān）。一八九一年，迪尔达尔·汗带着这些文书去了拉达克首府列城，并将其中一部分给了供职于英国驻列城政府的蒙师·阿赫马德·丁（Munshi Ahemad Din）。后者又将其转赠给了摩拉维亚派传教士韦伯（F. F. Weber），这便是著名的“韦伯写本”。
一八九三年，霍恩勒刊布了从韦伯那里所获库车文书，将其分为九个部分（A. F. R. Hoernle， “The Weber MSS： Another collection of ancient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JASB 62， pt. I， 1893， pp.1-40）。据霍恩勒考证及后来的研究，其中第一部分为九叶梵语本《虎耳譬喻经》；第二部分为六叶梵语本《雪山女神偈颂》；第三部分为七叶梵语本《佛经写本》；第四部分为一叶梵语本《佛经写本》；第五部分为八叶梵语本《佛经写本》；第六部分为五叶梵语本《梵语词汇》；第七部分为七叶梵语本《陀罗尼经》；第八部分为四叶梵语本医药文献；第九部分为二十五叶龟兹语本《瑜伽百药方》。从发现时间看，韦伯写本的龟兹语《瑜伽百药方》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最早发现的吐火罗语写本。在新疆出土回鹘文佛经榜题中，这种未名语言被称作“吐火罗语”（Tocharian）或“龟兹语”（Küs?n）。一九0八年，德国学者西格（Emil Sieg）和西格灵（Wilhelm Siegling）首次成功解读了这种语言（Emil Sieg， W. Siegling，“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Indoskythen： vorl 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XXXIX，1908）。霍恩勒在印度退休后，将一九0二年从韦伯手中购买的写本带回英国，后来售予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二、马继业收集品的韦伯写本
马继业（George H. Macartney）是英属印度殖民政府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其父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贵族家庭，一七九三年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国外交使团的马戛尔尼就是他的本家。马格里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后来到中国加入英国少将查尔斯·戈登（Charles G. Gordon）的雇佣军“常胜军”，帮助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一八六三年，清军攻占太平天国战略要地苏州。太平天国纳王郜云官献城投降，仍被李鸿章杀害，引发查尔斯·戈登强烈不满，于是马格里娶了郜云官之女。结婚后，马格里夫妇迁居南京，生下马继业，十岁时马继业回英国受教育。一八九0年，马继业作为英国使团成员荣赫鹏（F.Younghusband）的助手和翻译首次到新疆，并留驻喀什噶尔。一九0八年，英属印度殖民政府驻喀什领事馆正式建立，马继业为首任领事，后来升任总领事。他在新疆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八年，直至一九一八年退休。
一八九一年，迪尔达尔·汗将韦伯写本剩余部分带往印度，给了他在印度北方邦阿里加尔的朋友费伊兹·穆哈默德·汗（Faiz MuhammedKhān）。一八九五年，迪尔达尔·汗又去印度取回这部分写本，带往喀什噶尔给了马继业，这便是马继业收集品第一批第一部分（霍恩勒编号M.1set i）。一八九四年，迪尔达尔·汗向马继业报告说，库车城的玉素甫伯克（Yusuf Beg，即喀孜伯克铁穆尔·玉素甫）家中还有十部写本，马继业立即请喀什噶尔的中俄通商局总办曾广均向库车县办事大臣刘人佺写信，要求查办此事，尽快将写本弄来。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刘人佺给曾广均回信，告知调查结果（王冀青：《霍恩勒与中亚考古学》，《敦煌学辑刊》二0一一年第三期）。马继业将这封信译成英文寄给霍恩勒。内容如下：
尊函收悉。知您要我查询铁木儿伯克家中是否窝藏有什么吐蕃文文书。我立即传他询问，他说他并没有这类文书，但数年前有一些人在库车城西大约五里（按：约一英里余）一大土岗上的确曾挖出一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挖出的文书现在不是被卖掉便是被烧掉了，我还亲自去察看了这个土岗，高约十丈（按：约一百英尺），边围亦十丈左右。由于人们一直在那里挖掘， 现在留下了一个洞，而这洞又坍塌过。我雇了二十五个人，在专人监督下做了些挖掘，共挖了两个月，只得到一小包碎纸和残叶，上面写有文字，我现在将这些东西轉给您。今后如果我知道谁有这类文书，会向您打招呼的（A. F. R. Hoernle， “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of Ancien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Bengal 66， pt. I， 1897， pp. 213-214）。
一八九五年四月，霍恩勒收到了马继业转来的刘人佺在库车城西佛寺遗址的发掘品，共计一百四十五个残片。霍恩勒将它们分为十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九个婆罗谜文贝叶残片；第二部分是十二个婆罗谜文桦树皮残片；第三至十二部分皆为婆罗谜文残纸。
据考古调查，龟兹王城位于库车河东岸皮朗村，东距库车新城约两公里，汉代称“延城”，唐代称“伊逻卢城”，今称“皮朗古城”。一九一五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赴库车考察。据向导米尔·谢里夫（MīrSarīf）介绍，韦伯写本就出自库车城西五里库特鲁克·乌尔达（KotlukUrdu）遺址，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地图标有这座佛塔的位置（M. A. Stein，Innermost Asia：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 Vol.2;Oxford， 1928， p.818 ；Vol.5， Map， no.17）。值得注意的是，刘人佺发掘品第十二部分婆罗谜文残纸与韦伯写本第九部分龟兹语本《瑜伽百药方》内容相同，亦表明韦伯写本出自库车城西库特鲁克·乌尔达佛寺遗址。
据新疆文物普查， 这座佛寺遗址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镇的库特鲁克·欧尔达村南约五百米农田中。该遗址破坏严重， 仅存东墙、南墙部分墙体，四周有大量杂草。据新疆第二次文物普查，这是一个佛寺遗址，东西约五十五米，南北约三十五米，占地面积约一千九百二十五平方米。如今寺院已夷为平地，仅存几处残垣断壁。地表未见遗物（新疆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汇编：库车县不可移动文物》，二0一一年） 。
唐天宝九年（七五0），悟空和尚从犍陀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东归，途经龟兹国。他在游记中写道：“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亦云丘兹，正曰屈支城。西门外有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可三纸许，以成一卷。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此《十力经》，佛在舍卫国说。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前践寺，复有耶婆瑟鸡山。此山有水滴溜成音，每岁一时采以为曲。故有耶婆瑟鸡寺、东西拓厥寺、阿遮哩贰寺。于此城住一年有余。”（圆照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据考证，“前践寺”即库木土拉千佛洞，“耶婆瑟鸡寺”即克孜尔千佛洞，“东西拓厥寺”为苏巴什佛寺。《大唐西域记》将“阿遮哩贰寺”称作“阿奢理贰伽蓝”，位于龟兹王城西北（今库车大清真寺附近）。显然，韦伯写本出自龟兹王城西门外莲花寺，也即库车县伊西哈拉镇库特鲁克·欧尔达村附近佛寺遗址。
马继业收集品中的韦伯写本，入藏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如今归属大英图书馆。这批库车文书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写本被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6402A-B，出土地点误作和田北部沙漠丹丹乌里克遗址。据日本学者玉井达士博士考证，这部分写本与韦伯写本第九部分写本相互衔接，内容为龟兹语医药文献（Tatsushi Tamai，“ Tocharian Mss. of Weberand Macartney，” Indigenous Languages Philology ， 2020），出土地点实乃龟兹王城西门外莲花寺。
马继业收集品的另一部分库车文书（大英图书馆编号Or.6403A-B），出土地点被误作和田北部沙漠丹丹乌里克遗址。殊不知，这批写本与韦伯写本第七部分写本相同，内容为梵语本《陀罗尼经咒》，出土地点实乃龟兹王城西门外莲花寺。
三、彼得罗夫斯基收集的韦伯写本
一八八二年，沙皇俄国依据新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开始在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建立领事馆。于是彼得罗夫斯基（N. F. Petrovsky，1837-1908）来到喀什噶尔，出任俄国首任喀什噶尔领事。一八九一年，鲍威尔写本刊布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请求彼得罗夫斯基调查库车文书其余写本发现情况，并派人收集这些文书。一八九二年三至九月，彼得罗夫斯基在安集延乌兹别克商人帮助下收集了近百件库车文书，分批寄给了俄国皇家考古协会。彼得罗夫斯基在当年九月一封信中写道：
前不久，在代理的协助下，从库车当地人手里又拿到了一些文献，上面的文字和我在喀什噶尔拿到的以及那十二份文献的文字一样。我把这些文献寄给您供研究。我前面提到的文献，一共有十七捆，编号从一到十七，共八十七页，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残片。我很荣幸将所获文献供皇家考古协会东方分部研究。〔郑丽颖：《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整理研究（1883—1903）》，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二0二一年〕。
显然，这些库车写本就是一八九四年迪尔达尔·汗向马继业所说库车城喀孜伯克铁穆尔·玉素甫家中的十部写本。发现时间与鲍威尔写本相同，但出土地点不同。鲍威尔写本采用梵夹装桦树皮写本形式，年代在五世纪左右；韦伯写本采用梵夹装纸文书形式，年代在七至八世纪。此亦表明二者出自不同时代遗址。
一八九三年，俄国梵学家奥登堡（Sergei F. Oldenburg）首次在《俄国皇家考古协会东方部学报》上向世界公布了彼得罗夫斯基在库车收集的古写本照片。这些写本拼写的语言从未发现过，而且只在新疆发现。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写本即龟兹语写本。
一九九0年，苏联梵学家榜迦德- 列文（Gregory M. Bongard-Levin）与沃罗比耶娃- 吉斯雅托夫斯卡雅（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合作出版了《中亚发现的古印度文书》第二辑。书中首次刊布了彼得罗夫收集品的《虎耳譬喻经》。据他们考证，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韦伯写本第一部分正是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婆罗谜文写本的前面一部分。这部分文献相当于尼泊尔梵文写本《天譬喻经》第三十三个故事《虎耳譬喻经》，勘同三国时期竺律炎、支谦译《摩登伽经》、西晋竺法护译《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等汉译佛典（周利群：《圣彼得堡藏西域梵文写本释读新进展》，《文献》二0一七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