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关键词：日非关系;“反应性”外交;第三方因素;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中非关系

作者简介：王一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3年第3期

当下，大国博弈呈现长期化、复杂化发展态势，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各自利益，围绕国际秩序走向、国际主流价值形态转换等领域的博弈也愈演愈烈。特别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显，美西方主要国家更加注重通过助力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安全赤字、在全球治理领域彰显国际影响力的同时，拉拢更多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形成阵营化对抗。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统一发声的政治力量和快速增长的经济潜力令其在国际多边外交与全球市场中的影响力愈发显著，成为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日本作为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开启对非官方发展援助(ODA),1993年成立“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简称“日非峰会”),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非洲视为其在“印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合作对象。但是，与欧美不同，日本从未单独出台对非战略，故而对第三方因素的反应成为日本对非洲外交政策演变中的重要特点，日非关系变化趋势也呈现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

一、研究基础与理论框架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较早将目光投向非洲的亚洲国家之一，在建立深化对非洲关系过程中大致经历了经验共享、能源合作、发展援助、论坛外交等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日本对亚洲、中东、欧美等其他区域作为第三方因素的“反应性”协调一直是日本对非外交政策走向的重要特征。学术界对日本外交中的“反应性”因素也进行了比较丰富的考察，为本文奠定了重要的先行研究基础。

(一)日本“反应性”外交的既有研究

肯特·卡尔德(Kent Calder)于1988年在《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结构》一文中以日本经济外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首次提出了“反应性国家”这一理论，认为当国家行为体难以独立出台重要对外政策且需应对外部压力而随时做出反应性政策改变时，该行为体即具备了“反应性国家”的主要特征。卡尔德强调，日本虽然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大国，但受战后国际秩序以及日美同盟的限制，在制定政策时对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考量往往需让位于外部压力。1丹尼斯·安友(Dennis Yasutomo)与杰拉德·柯蒂斯(Gerald Curtis)在此基础上对“反应性”外交做了进一步解读，认为“反应性”因素主要源于外部压力，指出日本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更倾向于受外部压力所左右而非基于国内利益的根本需求。2平田惠子与宫下明聪基于“反应性国家”视角考察了日本在对东南亚外交以及对外发展援助政策中受到美国影响所做出的反应性调整，将“反应性”外交研究由原本的“反应方与压力方”的双边政策拓展到“反应方、第三方因素与目标对象”的多边政策范畴。3

在学界有关日本对非洲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对于其“反应性”的考察也成为解析日非合作走向的重要指向标。如日本学界着重从历史角度考察日本对非政策的演变进程，分析日本对非外交在面对来自国际社会、欧美国家乃至中国的外部压力后产生的不同发展走向，特别是以历届日非峰会为坐标轴来划分不同外部环境下日本对非政策的变化趋势。4欧美学界对于日本对非外交的“反应性”研究主要集中于联合国、七国集团、亚非领导人会议等多边国际机制，论述日本对非双边外交与其国际多边外交的协调互动，注重分析日非合作与日本在全球发展中国家间塑造话语权的交互关系。5中国学界对于日本对非洲“反应性”外交政策虽未进行系统研究，但也从诸如联合国多边外交、与欧美对非政策差异、与对东南亚外交的相似性、对华实施战略牵制等多个角度探讨了第三方因素在日本对非外交中的独特作用。6非洲学界对于日非关系中的反应性因素也有一定关注，主要是从论坛外交的视角出发，考察分析中日两国在对非外交政策选择中的异同以及相互竞争态势。7

(二)日本“反应性”外交的理论框架

学界对于“反应性”外交的定义主要基于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视域下对国家行为“认知变量”的界定，即国家在面临国际社会不同压力时会采取不同的反应模式，以达到维持抑或改变现状的目的。8这也揭示了“反应性”外交系国家行为体为应对不同第三方因素而不断调整对外政策的互动过程。本文拟在上述理论基础上，从三个层面对“反应性”外交进行进一步理论辨析。

第一，“反应性”外交与“被动性”外交、“预防性”外交的关系界定。

所谓“被动性”外交主要指受到外部压力所做出的非自愿性的外交应对举措，具有较为纯粹的消极被动性特征。9“预防性”外交则旨在以更主动的外交手段预防冲突的发生和升级，重点在于在早期阶段消除外部压力所带来的潜在风险。10“反应性”外交在“被动”“预防”层面上与上述两个概念存在较大相似性，但与“被动性”外交相比，“反应性”外交更加强调反应主体的主动性，在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时积极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以达到政策目标，在主观意愿上并不完全限于消极被动；与“预防性”外交相比，“反应性”外交更倾向于综合性战略考量，不仅出于对外部因素给自身造成安全风险的提前预防，更加着眼外部因素对自身国家定位和对外战略的综合影响，通过不断平衡竞争与合作关系以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实际效果。

第二，第三方因素与传统外部压力的概念区分。

传统“反应性国家”理论主要关注“压力方与反应方”的双边互动关系，而随着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发展，第三方因素通过与外部压力不同的作用方式对双边关系走势的影响愈发显著。其区分主要体现为：一是第三方因素不以直接压力的方式作用于反应方。外部压力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反应方被动调整对目标对象的政策方向，而第三方因素更多是由于其客观存在现状而影响反应方主动调整政策以达到自身战略目标。二是第三方因素不以牺牲反应方的整体利益为前提。反应方在处理外部压力时往往会让渡自身部分利益，但第三方因素更加强调国际社会间的协调互动，反应方在不损害国内利益的前提下，更多会寻求既有秩序的接纳认同以创造更大的战略空间。三是第三方因素不以限制反应方的应对措施为条件。不同的外部施压方式往往是反应方选择何种应对的核心变量，但第三方因素对反应方的影响更兼具长、短双重特性，反应方在与目标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往往根据自身对不同第三方因素的不同反应程度而采取更为灵活的对策。

第三，“反应性”外交与第三方因素的互动关系。

本文拟选取四个视角探讨国家行为体在针对不同第三方因素时所采取“反应性”外交的基本动因、政策取向以及实际表征，具体如表1所示。

一是认同因素，即国家主体在外交初期借助第三方因素以获取对象国的接受认同。当国家因身份国情、历史认知等差异而难以获得新对象国认同时，往往会选择自身熟悉且对象国易接受的第三方因素为抓手迅速增强双方共识。此时发生“反应性”外交的基本动因为国家自身在主观层面所做出的判断，政策取向多为强需求导向下的功利性选择。11由于该反应模式多发生在外交初期且不存在过多时效要求，故而在力度和敏感度上的长期性、紧迫性均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需求因素，即国家主体在第三方因素发生改变时对对象国产生的新需求。在第三方因素发生变化影响国家整体利益时，国家亟须对对象国开拓新领域合作，以满足自身维持现状的实际需求。此时发生的“反应性”外交的基本动因是国家为解决自身实际问题的被动性补充，政策取向多为紧急的突发性应对。12由于该反应模式主要存在于国家为应对突发状况且并不主动寻求根本性改变的情形下，因此在力度和敏感度上的表征为长期性较低但紧迫性较高。

三是体系因素，即国家主体在针对对象国制定政策时，基于自身国际定位与体系阵营而采取与第三方因素相统一协调的方式。国家在与对象国互动时，往往会依据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属性开展符合其所属体系要求的外交行为，从而做到与同阵营中其他第三方因素协调一致。此时发生的“反应性”外交的基本动因是国家对自身国际战略的综合考量，政策取向也倾向于与所属体系一致的结构性协调。13由于国家主体与所属体系关系具有相对长期稳定性特征，因此该反应模式长期作用于国家与对象国的双边关系中，在力度和敏感度上的表征为长期性较高但紧迫性较低。

四是竞争因素，即国家主体在对对象国关系中处理与第三方因素的竞争关系。国家在与对象国合作中同第三方因素产生直接竞争抑或因整体利益视其为战略对手，从而开展竞争以确保自身相对优势地位。此时发生的“反应性”外交基本动因是国家与第三方竞争因素的主动性战略对冲，政策取向也多为对该因素的复合型战略制衡。14由于该反应模式在反应方认知中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和威胁性，因此在力度和敏感度上的长期性、紧迫性均处于较高水平。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反应性”外交为主要切入点，梳理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在日本对非洲外交不同演进阶段中的主要作用和变化趋势，并以日非峰会为考察案例，重点探讨当下日本对非外交中的涉华“反应性”主要特征，进而厘清日本对非洲外交的整体发展特点、展望后新冠疫情时代日非关系的走向趋势。

二、日本对非洲外交中的“反应性”因素考察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联系、地理位置、人文交流等因素，非洲在日本对外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与第三方因素的反应协调对日非关系走向的影响相对较大。换言之，在日本实施对非外交时，政府决策除了基于对非双边关系考量之外，更加受国际或地区多边互动影响。虽然日本学者多评价日非关系“有行政而无政治”,指摘其缺乏自主意识，但日本也在与不同第三方的反应互动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对非外交。15根据日本对非外交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第三方因素”所做的反应，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考察其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演进过程，即在建立对非外交关系初期为获取认同而引入的亚洲因素，实现对非外交重点突破以填补紧急需求的中东因素，以及为全面开展对非援助而聚焦体系融合的欧美因素。根据前述第三方因素与“反应性”外交的互动关系，日本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而开展的对非“反应性”外交体现出不同的基本动因、政策取向以及实际表征。

(一)认同因素反应：对与亚洲合作的功利性选择

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修复与周边国家关系并获取国际社会更大认同成为日本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与欧美传统发达国家相比，日非关系基础较为薄弱，因此日本在建立对非外交关系初期将如何获取非洲的接受认同作为重要挑战。长期以来，作为欧洲前殖民地的非洲亟须实现经济自主发展，对于依靠欧美发达国家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教师爷”式援助已产生厌烦，而亚洲同样作为欧美前殖民地且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与非洲在历史认知和现实需求上均存在高度相互认同。在此背景下，日本以援助国身份加入“科伦坡计划”16以后，逐渐摸索出一套贸易、投资、援助“三位一体”的经济合作方式17,既可促进对象国的经济发展，又有利于推动日本与该国的经济关系，使得东南亚国家的对日印象和舆论大幅好转。18日本将相关实践经验视作与非洲建立关系的重要模式参考，东南亚也成为日本向非洲输出模式的成功推荐案例。19可以说，日本在早期对非合作中为减少非洲抵触情绪而刻意淡化其作为发达国家实施援助的身份立场，而是利用了自身的“亚洲身份”与亚非之间“天然的伙伴关系”,将日本打造为实现亚非经济发展成功经验共享的“桥梁枢纽”。因此，日本对非洲最初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亚洲—日本—非洲”的互动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身份分享成功经验成为日本开启对非外交的重要方式。20

如此，日本始终强调日非合作是亚非“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凸显日本在亚非合作中的联通纽带作用。日本早在1977年就召开首届“东盟—日本论坛”,以东盟这一地区多边组织为抓手开启了对东南亚国家的论坛外交，故而在设立日非峰会时也借鉴了相似机制，以作为非洲联盟前身的“非洲统一组织”为重点对非洲国家开展集体外交。1993年首届日非峰会上，日本就将“亚洲经验共享”作为重要议题。1998年，日本又在第二届峰会成果文件“东京行动计划”中，提出将推动亚非合作作为助力非洲发展的重要举措。21此后，日本举办了多届“亚非论坛”“亚非官民论坛”“亚非商务论坛”等，重点为日本与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中小型企业开展商务合作牵线搭桥。222003年出台的《日非峰会十周年宣言》则重点强调了亚洲与非洲的联系以及将亚洲经验应用于非洲问题的重要意义，突出日非峰会并非发达国家对非援助而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32016年，第六届日非峰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日本不仅邀请了多个亚洲国家参与，还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非洲纳入“印太”地缘政治区域内。2017年，日本又联合印度高调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虽然从实际成效来看非洲对于“印太战略”“亚非增长走廊”等的回应十分有限，但不难看出，日本屡次主动提及“亚非发展共享”理念，其根本目的仍在于让非洲更易于接受自身理念模式，凸显了日本在对非合作中引入“亚洲因素”的功利性。

总的来说，在日非关系出现认同因素挑战时，日本所采取的“反应性”对策即引入同为发展中国家集中的亚洲作为第三方因素，以间接提高非洲对其的接受认可度。日本引导亚洲经验在对非合作中反应延伸的基本动因出于其主观所做出的判断选择，具体政策取向仍多限于倡议、平台类机制合作且缺乏长期持续关注。可见，日本并不十分在意“亚洲因素”在日非合作中的实际功效，其本质更倾向于日本在需要进一步打开非洲市场的特定情况下所打出的“主动牌”,对于其政策整体走势的根本影响有限，功利性选择的特征更为突出。24亚洲作为第三方因素，在日非合作中既缺乏长期政策支持，又不涉及核心利益关切，故而该因素在日本的对非“反应性”外交中，无论是力度还是敏感度都呈现出长期性、紧迫性均趋向较低水平的实际表征。

(二)需求因素反应：对中东能源危机的突发性应对

20世纪70—80年代，两次中东战争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令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能源的日本愈发认识到供给来源多元化对能源安全的重要性，非洲也成为日本拓展能源外交的重要新方向。25日本有史以来最初的两次外相访问非洲均发生在石油危机之后，且到访国均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主要出口国，将非洲拓展为油气资源供给备选地以确保能源安全的目的十分明显。261972—1979年间，伴随着日本开始重视非洲的能源地位，其对非ODA也相应出现了较大增幅，在日本所提供ODA总额中的占比由1.3%迅速增长至9%以上，在日本对全球各地区ODA中增速居首位，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也保持了10%左右的较高占比。27可以说，日本以ODA迅速加强对非外交的契机正是源于“中东—日本—非洲”的互动结果，其根本目的在于紧急填补中东能源危机给自身带来的能源战略空缺。28

从日非能源贸易整体情况看，在能源危机下日本对于非洲的应急需求远大于长期能源供给需求。1970—1990年，日本自中东的石油进口约占75%,自东南亚进口约占18%,而自非洲的石油进口占比仅为1%左右。29可见，日本对非洲的长期能源进口需求十分有限，但非洲在能源危机来临时通过现货交易满足日本短期能源需求的应急作用却十分重要。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油价大幅飙升，而中东产油国为稳定油价开始收缩产量减少出口，日本即迅速转向非洲加大石油进口，进口额达到历史最高点的51.4亿美元，同比提升了近一倍，但在2009年国际油价恢复后又迅速回落至10亿美元左右的常态进口水平。30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为弥补电力供给缺口，对于将天然气作为核能替代能源的需求直线上升。因此，在期货合同之外，日本大幅提高了对液化天然气(LNG)的现货紧急采购量，而此时中东等地区国家出现LNG现货供给能力缺口，非洲成了日本重要的采购来源地。当年，日本自尼日利亚进口LNG达到478万吨，同比增长了2.4倍，尼日利亚一度被称为日本应对福岛核事故的“救世主”。312012年，日本自非洲进口LNG的总额达到7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较此前均值提高了一倍，占日本全年LNG进口总额的10%以上，但之后又回落至较低水平。可以看到，长期以来，日本对非能源外交的主要目的仍在于推进自身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以应对外部风险，而非出于加大双方能源贸易的实际需求。

总的来说，日本作为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在面对全球特别是中东发生能源危机影响能源供给安全时，其对非外交受需求因素影响的一面更加突出。日本对能源需求因素的“反应性”表现为积极开展对非能源外交，不仅迅速加大进口以满足紧急需求，而且建立合作联系为潜在贸易奠定基础。日本对于“中东—非洲”互动下所产生需求因素的反应的基本动因并非出于主动性、长期性的选择，而是更倾向于对现实缺口需求的被动性、应急性补充。因此，日本采取的“反应性”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发性应对特征，即：若外部能源供给稳定，日非能源贸易则在短期内缺乏大幅上升空间；一旦真正出现突发性能源供给危机，日本则会迅速加强对非能源贸易以保障能源供给安全。中东这一第三方因素在日非能源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需求导向型角色，虽然未对日非能源关系产生长期根本性影响，却涉及日本能源供给安全的核心利益，具有较高的紧迫性。因此，该因素在日本的对非“反应性”外交中，在力度和敏感度上呈现出长期性较弱但紧迫性较强的实际表征。

(三)体系因素反应：与欧美对非援助体系的结构性协调

日本自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后，不断加大对外援助力度，将ODA视为彰显国际贡献、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正如罗伯特·奥尔(Robert Orr)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对外援助与外部压力》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开展对外援助的根本动因在于通过追随欧美援助模式以体现本国现代化发展”。32OECD成员国大多为欧洲国家，它们将前殖民地非洲作为提供援助的重点方向，以至于日本因其对外援助过于偏向东南亚地区而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批评。33据此，OECD开始向日本施压并要求其提高对其他地区的援助力度，特别是在198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明确提出希望日方加大对非洲的援助。34另外，日本与欧美国家签署“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其出口经济停滞，而以日元贷款为主的ODA既可有效抵消贸易盈余，又可保障部分资金实现回流，成为日本应对欧美经济外压的重要举措。351990年前后，日元汇率持续上升也令以美元结算的日本ODA数额实现大幅上涨，非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日本第二大对外援助对象区域。可以看出，日本全面开启对非洲援助并非基于日非双边诉求，而是在“日本—欧美—非洲”互动下，为应对美西方国际体系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做出的被动性战略选择。

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加快了谋求“政治大国化”的步伐，注重在国际贡献领域构建自身的领导形象。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对非洲出现“援助疲劳”,而日本长期作为全球第一大对外援助国，于1993年倡导召开日非峰会，开始尝试主导国际对非合作议程。基于彰显国际贡献的根本目的，日本着重突出了峰会平台与既有国际体系结构性协调的一面。第一，峰会的构想源于联合国使团而非外务省内部考量。1989年，日本驻联合国使团开始在联合国内部、世界银行以及非洲各国驻联合国使团间沟通交流，就由日本牵头召开国际对非合作会议达成积极共识，并推动外务省审批后于1991年在联合国大会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特别委员会上正式获准提出。36第二，始终坚持峰会主办方的多边属性构成。与大多数国际论坛采取的由主办国轮流担任主席国的机制不同，日非峰会的共同主办方除日本外，还包括联合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后世界银行和非盟又相继加入。尽管部分非洲国家提出希望轮流担任主办方，但均被日本以“峰会是国际对非多边合作平台而非双边机制”为由拒绝。第三，长期倡导峰会与欧美国际秩序的一致性。日本频繁利用G7轮值主席国身份，在该机制下设置非洲事务专项议程37,不断推动峰会成果与欧美主导的对非援助体系相协调，以提升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38可见，日非峰会虽提出了“自主”“平等”等特色理念，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是日本主动融入、引领以OECD和G7等欧美为中心的既有国际对非援助体系。39

总的来说，日本作为以欧美为中心的既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长期以提高自身在体系内的话语权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故而“欧美因素”在日非合作中具有较强的体系塑造影响力。可以看出，日本在加强对非援助时，对于该因素的反应的基本动因既包括对欧美外压的被动性应对，也包括对国际体系的主动性协调，更倾向于综合性的战略考量。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要被动应对欧美加强对非援助的整体要求并转移自由经济贸易体系下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更需主动加强与欧美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的融合协调以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对非援助领域与欧美实现体系结构性协调和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化”的目标密不可分。“欧美”这一第三方因素由于涉及日本的国际体系定位与秩序塑造等重要关切领域且并非能在短期内通过一时一事得以体现，因此在日本的对非“反应性”外交中，其在力度和敏感度上呈现出长期性较强但紧迫性较弱的实际表征。

三、日非峰会中的涉华“反应性”特征

在历史问题与地缘冲突交织影响下，中日关系长期面临战略结构矛盾与现实利益竞争。这也使得日本对华的竞争与防范心态始终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出台的“新安全保障三文件”更将中国视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40日本政界、学界也屡屡强调“日本是基于中国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所带来的外压而做出的被迫‘反应性’调整”。41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日方强调的对华“反应性”调整显而易见是为实现自身制衡中国的战略目的而增加“正当性”的说辞。所谓“反应性”因素，并非基于中方的实质“外部压力”而采取的“被动性”应对，更多是出于日本自身对华制衡的竞争思维而做出的单方面战略对冲。日本在对非关系中也延续了对华复合型战略制衡的整体态势，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虽晚于日非峰会，但20余年来在国际对非合作中保持引领地位。日本视中国为在非最大的第三方“竞争因素”,因此不断调整峰会机制，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中非合作开展主动性战略对冲，以提高自身在非影响力。

(一)机制竞争因素反应：与中非合作论坛开展同质化竞争

2000年，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此后确立了每三年由非洲不同国家轮流担任论坛共同主席国以及在中非间相互举办论坛的机制，这充分体现了中非合作的平等性和重要性，非洲国家对此大加赞赏。有鉴于此，在2013年举办的第五届日非峰会上，非盟委员会在首次成为峰会共同主办方后表示非洲希望与日本轮流举办峰会，特别是时任非盟委员会主席祖玛明确表示希望日方参照中非合作论坛的模式对峰会机制进行调整。2014年，非盟委员会更以发表决议的方式希望以三年为周期由日非轮流举办峰会。42日本开始认识到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视与期待程度与日俱增，为提高日非峰会在非洲市场的竞争力，随即做出针对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反应性”调整。2014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决定将日非峰会更改为与中非合作论坛相同的每三年在日非间轮流举办的机制，并宣布于2016年在内罗毕举办第六届日非峰会。

2015年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首次将在非洲举办的部长级会议升级为峰会，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宣布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在此次峰会上，中方还出台了“十大合作计划+600亿美元”的“一揽子”对非合作计划。此后的2018年、2021年两届论坛会议均延续了这一机制，即2018年“八大行动+600亿美元”以及2021年“九项工程+400亿美元”。“整体合作计划+大额资金支持”的合作机制受到了非洲国家的高度欢迎与认可，成为中非合作走深走实的重要原因。为与规模迅速扩大的中非合作论坛竞争影响力，日本不断借鉴中方做法并改进日非合作机制。在2016年内罗毕峰会上，日本确立了以“社会”“经济”“安全”为核心的对非合作“三大支柱”,并围绕相关合作做出了300亿美元的官民投资总额承诺，即“三大支柱+300亿美元”,与中方的“一揽子”式合作模式高度相似。在此后的2019年、2022年两届峰会上，日本同样围绕“三大支柱”分别更新了200亿和300亿美元的整体资金支持计划，凸显其在同质化机制下与中国围绕资金规模开展“反应性”竞争的态势。43

(二)政治竞争因素反应：在对非合作中对华开展地缘政治博弈

在前三届日非峰会期间，即1993—2003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日本作为世界第一大援助国，更多聚焦以援助非洲减贫来提升自身影响力，并未过多关注涉华政治议题。但在2003年后，中非务实合作水平进入长期高速发展，中国在非影响力持续扩大。对此，日本在2008年第四届日非峰会后，开始将中国视为调整峰会议程的重要第三方因素，在涉及国际秩序、海洋安全等领域对中国在非洲政治影响力开展“反应性”竞争。

第一，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施对华制衡。

在2016年日非峰会上，日本在成果文件《内罗毕宣言》中首次加入了“秩序”相关内容，倡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拉拢非洲国家对所谓“既有国际秩序”宣示认可。44在2019年和2022年的两届峰会上，日本均在成果文件中延续了对于“国际秩序”的一贯表述，强调与非洲共同维护既有“基于规则的区域国际秩序”。日本在对非合作中一再强调所谓“国际秩序”,其根本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作为国际对非合作中的“次等强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构建，以提升在非存在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即日本意在借维护国际秩序之名，行对华国际制衡之实。随着中非合作走深走实，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愈发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认可，“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秩序的塑造力显著增强。日本更加认为非洲对中国的道路与秩序认同将严重冲击美西方主导的“普遍价值”及国际体系，进而对日本所在“阵营”占据优势权力地位的国际格局造成冲击。因此，日本在非洲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积极倡导“国际秩序外交”,其本质仍是日本针对中国模式在非巨大影响力的“反应性”战略对冲，试图将中国打造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并拉拢非洲国家强化对华制衡。

第二，在非洲海洋安全领域加强对华战略对冲。

长期以来，日本将中国不断增强的海洋力量视为自身在海权领域的直接威胁。随着中非海洋合作领域持续扩大，日本愈发重视在非洲海洋安全领域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特别是围绕“非洲之角”的海上安全合作，更成为日非峰会的重点关注内容，其对中国在该区域外交动向的“反应性”竞争特征凸显。中国自2008年起派遣海军赴亚丁湾实施常态化护航行动以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45日本随即迅速反应，于2009年紧急制定《应对海盗法》并向亚丁湾派遣护卫舰，至今从未间断海上自卫队的反海盗行动。2017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首个海外基地后，日本也随即于2018年邀请吉布提外长访日，并向以美英为首的亚丁湾多国海上联合部队派遣司令官，着力提升对“非洲之角”安全事务的影响力。462022年，中国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并任命首位“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得到东非各国的积极响应。日本对此也迅速做出反应，在同年8月日非峰会上宣布将任命“非洲之角民主主义担当特使”以助力该区域实现和平稳定。47日方强调“以民主实现和平”,既旨在彰显本国在“非洲之角”安全事务中的存在，又打着所谓“民主”旗号以“价值观”对中国施压。可以看到，日本在非洲海洋安全领域不断对华开展“反应性”竞争，实质上是企图把亚洲海洋问题带到非洲，从而牵制中国正当实施海洋维权，也凸显了日本在印度洋、太平洋一线遏制中国的海洋战略定位。48

(三)经济竞争因素反应：推动峰会转型，与中国竞争在非经济影响力

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13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作为中非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49日本长期将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对非经济援助的重点方向，与中国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合作模式具有较高的同质竞争性。但是，在对非经贸合作规模上，日本与中国存在巨大差距也是不争的事实。50因此，为进一步提升自身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缩小与中国在非洲市场的差距，日本持续推动峰会“由援助向经贸”转型，在对标中非经贸合作成果、炒作“债务陷阱”等领域与中国开展针锋相对的“反应性”市场竞争。

第一，对标中非经贸合作成果以提升日企市场竞争力。

在1993年、1998年、2003年的三届日非峰会均以“减贫援助”为重心，日本对对非经贸合作的重视相对有限。如图1所示，2000年，中日对非双边贸易额均为100亿美元，基本保持均势。2003年以后，中非贸易额迅速增长，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成为非洲最大对外贸易伙伴国。反观日本，2008年与非洲的贸易额仅为300亿美元。日本开始注意到对非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并迅速做出应对，2008年召开的第四届日非峰会上首次将“加速经济发展”列为核心议题。日本学界也将本届峰会视作日非合作从“政府单一的发展援助”向“官民一体的经济合作”转变的分水岭。512013年，中非贸易额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而日本仍停留在300亿美元甚至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为扭转这一劣势，日本在2013年以后的连续四届峰会上均将“以民间主导的经贸合作”明确列为日非合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凸显了峰会平台向“官民协作”转型的趋势。在2019年的第七届峰会上，日本更是延续此前承诺，持续推动对非200亿美元的官民投资。52如图1所示，日本在中非贸易额每次实现新突破后均会借峰会平台宣布对非经贸投资新议题，以彰显对标中非经贸合作成果的态势。

企业是促进经贸投资合作的重要主体力量，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在非贸易投资，助力中国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53于是，推动更多日企赴非投资也成为日本加强对非经贸合作的重点方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2017年海外日企情况调查报告》通过对300余家在非日企的问卷调查表明，超过40%的受访日企认为与中国企业在对非洲商品出口以及参与国家工程项目竞标等方面存在较大同质化竞争且处于相对不利地位。54此外，《2018年海外日企情况调查报告》也显示，2007年仅有3.7%的受访企业认为中企是其在非洲的最大竞争对手，但到了2018年这一比例迅速提高到23%,首次超越欧美等其他国家，这一趋势在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非洲新兴市场国家尤其凸显。55因此，在2019年日非峰会上，日本政府再次推动峰会从政府援助主导向企业投资合作转型的趋势更加凸显，更首次将日非民间企业正式列为峰会合作方，让双方企业可以就如何扩大日本对非投资议题直接进行对话。日本此举旨在助力本国企业在非洲市场获取优势竞争地位，对冲中国在非洲的巨大经济影响力。

第二，炒作“债务陷阱”以彰显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优势。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以2020年为例，由中企承建的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占比超过30%,远高于其他各国企业，非洲也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其中铁路、公路、港口等成为主要合作领域。56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日本对非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与中国在市场方向上高度重叠，但在既有合作规模上与中国仍存在较大差距。鉴于此，日本也在不同领域做出了“反应性”针对。57一方面，提出以所谓“质量”对抗中国的“规模”。日本于2016年G7伊势志摩峰会上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概念，并于同年与肯尼亚签署了“建设蒙巴萨港口周边经济特区的备忘录”,提出以蒙巴萨港为中心建设高质量、多层次、复合型的工业经济贸易特区，以此制衡中国通过援建“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在东非形成的经济影响力。58此后，日本着力推广的“西非增长之环”“纳卡拉走廊”“东非北部走廊”等以公路基建为中心的“综合广域开发”项目均系为对抗中国而开展的所谓“高质量”合作的重点内容。另一方面，炒作中国在非洲制造“债务陷阱”以彰显日元贷款的可持续性。日本作为非洲重要双边债权国，近年来频繁站队欧美并在国际多边场合抹黑“中国借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令非洲深陷债务陷阱”。在第六、第七届日非峰会上，日本均提出向非洲派遣债务专家以解决非洲债务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压。2022年的第八届峰会上，日本更进一步提出助力非洲建立健全的债务金融机制，出台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国际标准，保障良政与民主体制下的金融体系，从而彰显自身日元贷款债务金融机制的相对优越性。59可见，日本积极炒作“债务陷阱”,旨在凸显自身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相对于中非合作的优势竞争地位，根本目的仍是服务于其对冲中国在非经济影响力从而实现对华经济制衡。

总的来说，中非合作影响力不断攀升，而日本的对非合作则相对趋于落后，使得“中国”这一第三方因素在日非关系中的影响力愈发凸显。日本在非洲针对“中国因素”所采取反应对策的基本动因并非旨在填补两国在非洲的实际差距，而是由于其愈发视中国为“最大战略挑战”而在非洲开展的对华延伸性战略对冲，即日非合作中的涉华“反应性”举措系日本在全球领域对华实施战略性对冲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在峰会机制层面开展与中非合作论坛的同质化竞争，还是在政治层面加强关于国际秩序与海洋安全议题的对华地缘博弈，抑或在经济层面通过对标中非经贸合作成果、炒作“债务陷阱”对冲中国经济影响力，日本在非洲开展的一系列涉华“反应性”外交均出于其在各个领域对中国实施的复合型制衡战略。特别是近来，日非峰会在强化日非合作基础外，助力实现日本对华战略制衡的政治功能愈发凸显。诚然，日本无论是在对非合作整体规模，还是在覆盖区域范围，短期内均难以与中国比肩。随着中日在非洲影响力差距巨大并日益扩大，“中国因素”在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中，无论是在力度还是敏感度上均呈现出长期性、紧迫性都较为强烈的实际表征。中国也日益超越其他地区成为日本调整对非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

四、结 语

卡尔德将“反应性国家”视为日本制定经济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即并非基于与对象国的双边关系诉求，而是以应对第三国的事件、关系、做法为导向，调整外交战略方向。纵观日本对非外交的演进过程，日本在各个阶段针对不同属性特点的第三方因素采取了不同的“反应性”措施，即从最初为反应“认同因素”而基于主观判断对亚洲三方合作做出功利性选择，到为反应“需求因素”而基于被动补充对中东能源危机采取突发性应对，再到为反应“体系因素”而基于综合考量对欧美援非体系实施的结构性协调，最后到为反应“竞争因素”而基于战略对冲对中非合作开展复合型制衡。这一系列针对不同第三方因素的反应，在力度和敏感度上均出现长期性、紧迫性对应不同第三方因素而发生变化的态势。可见，虽然非洲在日本整体对外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其在日本调整对亚洲、中东、欧美、中国等重点外交对象关系上的反应联动作用却十分凸显。因此，日本长期以来在对第三方因素的反应协调下不断调整对非外交政策，高度重视国际多边因素在日非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出助力日本应对与其他地区国家间关系继而在国际秩序中塑造更大“话语权”已成为其深化对非外交的重要战略考量。

从整体上看，日本在非洲的“反应性”外交兼具主动选择和被动应对的双重属性。但是，随着大国博弈长期化发展，日本愈发意识到国际秩序迎来重构关键期，开始更坚定地奉行以维护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日本优先”原则，以为“后美国霸权时代”到来争取更主动的有利地位。因此，随着非洲日益成为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争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新战场，日本为进一步保障自身利益，在对非“反应性”外交中主动选择的一面将会更加突出。特别是面对“最大战略挑战”的中国逐渐成为在非洲影响力最大的域外国家这一发展趋势，日本势必将更加注重联合欧美力量开展“阵营化”对抗并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相对优势，打造具有特色的日本对非外交以实现对华战略制衡。在2022年第八届日非峰会上，日本提出了加强“对人的投资”,着眼发挥自身在卫生健康、产业教育、绿色环保、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优势，彰显其在对非洲人员个体发展层面的有力引领，突出日本在国际对非合作中“小而精”的独特性，以此来反应对冲中非务实合作成果，争取在非更大“话语权”。非洲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基础中的基础”,因此中国要对日本持续在非实施对华反应制衡做好积极应对，以更好维护并拓展自身在非洲各层级利益。

注释

1Kent Calder,“Japa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mation:Explaining the Reactive State”,World Politics,Vol.4,Iss.4,1988,pp.517-41.

2参见:Dennis Yasutomo,The New Multilateralism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Gerald Curtis,“Japanese Foreign Policy:Inaction And Reaction”,Asia-Pacific Review,Vol.3,No.1,1996,pp.29-35。

3参见:Keiko Hirata,“Japan As a Reactive State?Analyzing Japan’s Relations With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Japanese Studies,Vol.18,No.2,1998,pp.135-52;Akitoshi Miyashita,“Gaiatsu and Japan’s Foreign Aid:Rethinking the Reactive-Proactive Debat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4,1999,pp.695-731。

4参见:望月克哉⌜日本のアフリカ開発援助―その受动性とイニシアティブ―⌟、武内进一編『成長するアフリカ―日本と中国の視焘―』、日本貿易振兴机構アジア研究所アジ研セミナーの仝议報告書、2007 年9月、1―15頁;遠藤貢⌜反庥から理念へ―アフリカ外交―⌟、国分良成編『日本の外交第4外政策地域編』、岩波書店、2013年、295―315頁;高橋基樹⌜TICADとFOCAC—日中協調下のアフリカ開発協力のあり方—⌟、『国際問題』2010 年5月吖、14—27頁;森川純⌜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その構造·軌跗·課題―⌟、『国際政治』2000 年1月吖、14—27頁;金子七⌜TICAD プロセスと日本のアフリカ開発協力⌟、『立法と調査』2020年11月吖、66—82頁。

5参见:Scarlett Cornelissen,“Selling Africa:Japan’s G8 Politics and Its Africa Diplomacy”,Global Governance,Vol.18,Iss.4,2012,pp.461-70;Kweku Ampiah,“Japan at the Bandung Conference:The Cat Goes to the Mice’s Convention”,Japan Forum,Vol.7,Iss.1,1995,pp.15-24;Kingsley Ighobor,“Boost in Japan-Africa Ties”,Africa Renewal,Vol.30,Iss.1,2016,pp.20-1。

6参见张永蓬:《日本对非洲外交:从实用主义平衡到战略重视》,《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第90—115页;胡令远、王盈:《日本对非外交的新理念、新动向及新挑战》,《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6期,第71—82页;周玉渊:《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第107—124页;吕耀东:《从内罗毕宣言看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深化及其战略意图》,《西亚非洲》2016年第6期,第21—34页。

7参见:Seifudein Adem,“Africa in Japanese Diplomatic Thought:An African Perspective”,Journal of Black Studies,Vol.40,Iss.5,2010,pp.871-96;Anas Elochukwu,“Strategies of China and Japan’s Rivalry in Africa”,Journal of Chinese and African Study,Vol.1,Iss.1,2020,pp.68-78;Cobus Van Staden,“Japan and China’s Summit Competition in Africa”,SAIIA Policy Insights,No.78,2020,pp.1-17;Céline Pajon,“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in Africa:Between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Local Realities”,Notes del Ifri,December 2022。

8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llinois:Waveland Press,1979,pp.69-72.

9敬璇琳、刘金源:《务实主义的被动外交——欧盟南海政策的演进及未来走向》,《欧洲研究》2018年第4期,第67—68页。

10吴琳:《东盟预防性外交的规范塑造:内涵、策略与实践》,《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0页。

11贺平:《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第37—38页。

12赵可金、赵丹阳:《应急外交: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外交变化》,《外交评论》2020年第4期,第28页。

13顾嘉伟、苏长和:《对冲路径、体系压力与21世纪以来韩国的对冲战略效用》,《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6期,第110—111页。

14陈拯、王广涛:《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58—59页。

15高橋基樹⌜日本アフリカ援助外交の⌟、『国際問題』2010年5月吖、16頁。

16“科伦坡计划”始于1950年,全称为“南亚和东南亚合作经济发展科伦坡计划”。英、美、澳等发达国家及南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参加,日本在经济恢复后成为新的援助方成员。

17周玉渊:《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第113页。

18潘万历、白如纯、吕耀东:《战后日本对非洲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性演进:从1.0到3.0》,《现代日本经济》2021年第3期,第5页。

19遠藤貢⌜反庥から理念へ―アフリカ外交—⌟、国分良成編『日本の外交第4外政策地域編』、岩波書店、2013年、300頁。

20佐藤誠⌜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歴史にみるその特質—⌟、『成長するアフリカ―日本と中国の視焘—』(報告集セッション3)、2007年9月、3—4頁。

21外務省⌜TICAD II 21世紀に向けたアフリカ開発東京行动計画⌟、1998年10月2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kodo_1.html#2[2022-11-14]。

22外務省⌜アフリカ·アジア·ビジネス·フォーラム⌟、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aabfv.html[2022-11-14]。

23外務省⌜TICAD 10周年宣言⌟、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pdfs/10_sengen.pdf[2022-11-14]。

24张耀之:《功能性合作视角下安倍政府对非洲合作探析》,《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2期,第100页。

25藤目和哉⌜石油危机から30年—エネルギー需給構造の貌と政策課題—⌟、日本エネルギー研究所、2004年2月、2頁。

261974年,日本时任外相木村俊夫访问加纳、尼日利亚、扎伊尔(1997年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及五国;1979年,日本时任外相园田直访问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坦桑尼亚、肯尼亚五国。

27今井健一⌜日本⌟、北村かよ子編『国際開発協力問題の潮流』、アジア研究所、1993年、197—198頁。

28佐藤誠⌜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歴史にみるその特質—⌟、『成長するアフリカ―日本と中国の視焘—』(報告集セッション3)、2007年9月、4頁。

29日本エネルギー研究所エネルギー計量分析センター⌜エネルギー·統計要覧⌟、2000年1月、https://atomica.jaea.go.jp/data/fig/fig_pict_01-09-03-05-01.html[2023-04-14]。

30日本貿易振兴机構⌜主要国·地域別長期貿易統計⌟、2022年12月、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trade.html[2023-04-23]。

31岩間剛一⌜電力不足の日本において重要性増す中東·アフリカ諸国のLNG⌟、『中東協力センターニュース』2013年2·3月吖、42—43頁。

32ロバート·オアー『日本の政策决定過程―外援助と外圧—』、東洋新報社、1993年、167頁。

33今井健一⌜日本⌟、北村かよ子編『国際開発協力問題の潮流』、187頁。

34ロバート·オアー『日本の政策决定過程―外援助と外圧—』、156頁。

35高橋基樹⌜日本アフリカ援助外交の⌟、『国際問題』2010年5月吖、18—19頁。

36片岡貞治⌜アフリカ問題と日本⌟、『地域研究』第9第1吖、2009年、247—248頁。

37外務省⌜G7アフリカ局長仝合の開催⌟、2023年3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3_001109.html[2023-03-26]。

38Scarlett Cornelissen,“Selling Africa:Japan’s G8 Politics and Its Africa Diplomacy”,Global Governance,Vol.18,Iss.4,2012,p.461.

39高橋基樹⌜TICAD と FOCAC—日中『協調』下のアフリカ開発協力のあり方—⌟、『SRIDジャーナル』2019年1月吖、26頁。

40陈拯、王广涛:《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66页。

41⌜力による現状更の批判で精いっぱい⌟、『朝日新聞』2022年6月11日。

42畝伊智朗⌜TICADVIアフリカ開催の背景と課題⌟、『国際問題』2016年4月吖、49—50頁。

43“Japan Vows Billions to Counter China in Africa”,VOA News,August 27,2022,https://www.voanews.com/a/japan-reengaging-with-africa-in-face-of-rising-china/6748427.html[2022-12-23].

44外務省⌜TICAD VIナイロビ宣言⌟、2016年8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f/af1/page3_001784.html[2022-11-14]。

45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2019年7月,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2022-11-14]。

46龚伟:《日本对非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政治功能”评析》,《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2期,第67页。

47⌜岸田首相 アフリカの角民主主義定着へ 担当特使任命の考え⌟、NHK、2022年8月29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0829/k10013792281000.html[2022-11-14]。

48吕耀东:《从内罗毕宣言看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深化及其战略意图》,《西亚非洲》2016年第6期,第32页。

49商务部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课题组:《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突破》,《西亚非洲》2022年第6期,第75页。

50外務省⌜日本のODAの特色⌟、2022年2月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tokushoku.html[2022-11-18]。

51平野克己⌜アフリカをどう理解し、どのように向かいあうべきか⌟、『国際問題』2019 年 6月吖、4頁。

52王一晨、吕耀东:《基于“发展—安全关联”观的日本非洲政策》,《西亚非洲》2022年第2期,第132页。

53商务部:《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国》,2021年11月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657864785583207&wfr=spider&for=pc[2022-11-14]。

54日本貿易振兴机構『2017年度海外进出日系企業宓態調査(アフリカ編)』、2018年1月、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_Reports/01/26b8d0e8484278c5/20170090.pdf[2022-12-23]。

55日本貿易振兴机構『2018年度海外进出日系企業宓態調査(アフリカ編)』、2019年1月、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_News/releases/2019/bc4f3f06c1a65445/rp-africa2018.pdf[2022-12-23]。

56“Chasing the Dragon:How Chinese Firms Have Dominated African Infrastructure”,The Economist,February 19,2022,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how-chinese-firms-have-dominated-african-infrastructure/21807721[2022-12-23].

57Céline Pajon,“Japan’s Africa Policy:Back to Basics in Times of Crisis”,Notes Del Ifri External Publications,September 16,2022,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publications-ifri/articles-ifri/japans-africa-policy-back-basics-times-crisis[2022-12-23].

58国晖:《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研究——基于对华制衡视角》,《日本学刊》2022年第6期,第137—139页。

59外務省⌜第8回アフリカ開発仝议結果概要⌟、2022年10月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fr/af2/page24_001517.html[2022-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