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获读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散文随笔集《知哺集》，刚刚翻看数页，脑子中竟然冒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两句话，其一是《任诞》篇的：“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 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其二是《赏誉》篇的：“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宁稼雨教授对《世说新语》有着精深研究，我想这两句话，用来形容我阅读《知哺集》的某种感受，或许也是相当恰切的。
正如宁稼雨教授在本书《自序》中所说：“是集所收各位恩人，多为当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各种影响的重要学人。其中多已作古，健在者亦年过八十。所记事情最早在六十年前，最晚则在近期。就与我本人关系而言，或系嫡传授业老师，或为私淑师长，也有素昧平生的知己。”细读这些文字，这些老师或在其成长过程中有着启蒙作用、知遇之恩，或在学业上有培养、启迪等帮助提携。文章并非一时写成，而是在三十多年时间内陆续写成的。不同时期的心情、感受不同，文风和笔法抑或有所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和坚定的，那就是我对所有恩人发自肺腑的感恩之情。”书中附有数十幅珍贵图片、插页，都是这些师恩的宝贵证明。
宁稼雨教授书中用过两个比喻来表达这种感恩之意：其一是引用《增广贤文》的话：“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并说：“今虽难效跪乳反哺之行，但铭记旧恩，存之韦编，传之于世，亦古来君子不废之道。于我而言，此举乃力所能及之报恩反哺所为了。”其二是“如果把我比作一件画作，那么他们或多或少都在这个画面上留下珍贵的笔触。”正由于深知老师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宁稼雨教授的回忆文字才写的一往情深，同时也真切写出了“人伦之表”的意义，那些已经故去或仍健在的老师们的形象，鲜活地在书中映现出来，从而具有了某种永恒意义。
在“亲炙篇”中，宁稼雨教授写了从上小学到博士毕业期间亲自教导过他的老师们的往事。对硕士导师刘叶秋先生，宁稼雨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称他是“指引我走上学术之路的命中贵人”。从1982年入学到1988年先生故去，虽然仅有六年相处时间，但先生留下的学术基因和治学方法令其受用终生；就私交而言，又可以用“形为师生，情同父子”来形容。收入这部分的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刘叶秋先生的生平、成就和对自己的培养引导之恩。宁稼雨教授的记述具体而生动，很少泛泛而谈。比如书中记述刘叶秋先生曾用左手书《戏作》一绝，诗云：“西园左笔人争宝，赝作曾由郑板桥；自笑无端追老辈，居然今古各风标。”并记录了程毅中在刘叶秋先生逝世后，追步原韵书挽歌一章：“评联说稗编辞典，甘为他人作渡桥；两米栖中文百万，遽存遗稿著风标。”两首诗歌，可以说是对刘叶秋先生人品、学品的高度概括。书中还记述了刘叶秋先生当年应聘任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居住于北京珠市口82号时之艰苦状况：
初到先生家的人见到如此窘状，都表示如非亲睹，真是难以置信。这样的环境无法看书写作，先生只好在馆里挑灯夜读。办公室没处放床，他每天中午和夜里将几把椅子拼在一起，便是下榻之所。1986年，家人见他年事已高，不忍再让他往来奔波，便自筹材料，请人在院内两屋夹缝中搭了一间面积为2.7平方米的小屋。此屋除了一张与火车卧铺面积相等的小床和一张老式一屉桌，便只剩一条可过一人的窄走道了。对此陋室，先生不但没有怨言，反而幽默地称之为“二密栖”，以取二米七的谐音，并自书一幅《舟室铭》自勉，铭曰：
寸土偶空，辟兹舟室。不足回旋，聊堪容膝。可供啸歌，可读经史。虽小何碍，纵大无取。泰山沧海，微尘涓滴。巨细齐观，佛家真谛。天游在心，布衣雄世。丙寅夏日于檐前间隙筑室如舟，姑设几榻，以资偃息。书铭张壁，以见自得之乐。刘叶秋。
这些真实、珍贵的文献的采录，将一位一生钟情于学术，别无所求的学者的情怀写了出来。当然，从一种角度说，这样一位有贡献的学者，其“待遇”竟如此之差，实在是不应该的。但从另一种角度看，中国自古的学术传统是追求做人与治学的完美统一，必先有一流人格，方可成一流之学问。一个心中充满物欲的人，能否做出真正一流的学问来，是令人怀疑的。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赞赏颜回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书中还详尽记述了与博士生导师孙昌武先生的缘分和从师经历、受到的种种恩德：“佛家最讲缘分，过去我也不尽信。但这些年想起我和孙昌武先生的交往，内心却不能不惊叹缘分之说的神奇。”书中几篇文章详尽记述了孙昌武先生在学术上对他的提携帮助，乃至最终成为孙先生第一位博士生的经过。
除了人格、人生情怀等外，宁稼雨教授对自己老师们的学术贡献也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地做了高度概括，这些内容也可以视为一种学术传承，对当下正在读书的硕士、博士乃至青年教师，不无启发。书中对刘叶秋先生、孙昌武先生、朱一玄先生、卞孝萱先生等的诸多学术贡献，都有详尽描述。因多为亲身得之，来自言传身教，尤为珍贵。比如谈到孙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指出此前孙先生的研究重心是韩愈和柳宗元，在对两位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他们的文字作品表述，还是行为本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在《柳宗元传论》一书中，充分肯定和论证了柳宗元思想中的儒释统合问题。此后发表了一系列佛教与文学关系的重要学术论文，如《王维的诗歌创作和佛教信仰》《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佛教影响的研究》等。这些论文基本奠定他在佛教文化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权威地位。书中还特别记述了1983年前后，孙昌武先生前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参加佛学讲习班的经历。这个班每周六上午八点半开始授课。那时京津之间没有高铁，快车也要两个多小时。听课这天，已经46岁的孙先生需要早上五点多赶最早班公交车到天津站，赶最早一班火车，八点多到北京站下车后，需要一溜小跑赶到建国门的社科院教室，才能在上课前赶到。孙先生在那里主要听了虞愚先生讲授《因明入正理论》和《百法因明论》，从而对佛教的基本概念、教理内容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为此后从事中国佛教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学习过程也充分体现出孙昌武先生那种孜孜以求、永无止境的求学精神。
情乃真情，学乃实学，而宁稼雨教授之感又极为深厚。这些内容构成这部小书极具深意和高度的文化品位。
对于自己的两位小学、中学老师刘金兰和徐世政先生，宁稼雨教授也饱蘸深情的笔墨，写出他们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小学三年级时，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给学校发放一部分借书证。因数量有限，每个班级只发一张。一个年级六个班，其余五个班的班主任老师都不假思索地把图书证发给了他们的宠儿——班长，只有宁稼雨的班主任老师刘金兰，却意外地把借书证发给了宁稼雨，当时还引起轩然大波。但刘老师不为所动，对同学们说过这样一番话：“图书证不是职务证明，应该发给更喜欢读课外书并不会因此而影响正常学习的同学，而宁家儒（我以前的名字）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确实，对于小学生而言，老师的一句话往往会影响其一生的，我想，宁稼雨教授此后一直钟情于藏书、读书，应该正与小学时这位老师的影响分不开吧。
在“至恩篇”中，宁稼雨教授写了几位虽非业师，却对自己学术成长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几位师长，包括朱一玄、敏泽、卞孝萱、程毅中、祝恩堂、王多闻等先生。
比如记录当年参与朱一玄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的撰写工作时，写道：
我负责的文言小说作品中有很多没有标点排印本，只能看线装古籍原书。尽管已经和古籍打交道多年，但仍然还是会遇到一些断句、释义，以及部分草书序言的认字困难。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随时去向朱先生请教，而往往都能得到满意答复。记得一次某书的草书序言中有几个字书写潦草，难以辨认，我便去向朱先生请教。朱先生张口就告诉我，这是《易经》里面的话。我震惊于朱先生的博闻强记，他却坦然地跟我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启蒙学习需要背诵的。”正是朱先生作为强大后盾，才使得我本人乃至全书的学术质量能够得到基本保证，避免了很多错误。
正如宁稼雨教授所说，有些老师，甚至未曾谋面，只是因为读过其书而想见其人。比如书中所写胡士莹等先生。这种情况在古代称之为“私淑”，实际上，以我个人的体会看，“私淑”之师同样极为重要，可以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在与一位老师交谈、求教。
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一一复述书中那些精彩的描述。最后，我想借此文，结合本人对“师德”“师恩”的体会，略谈一点我对“师”之文化意义的理解。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讲“天地君亲师”五字，如果说在长期的封建观念和以血缘宗法制度为根基的文化系统下，前面的四字施设，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话，那么最后加上一个“师”字，却少见明白的解说。我以为钱穆先生对此的阐述相当深刻，他说：“中国人讲天地君亲的道理是谁？就是师。而中国人的师，是和天、地、君、亲相配合，亦成为中国人可尊可亲一对象。中国人说作之君作之师，这是天道。师道之尊，在此也。”进一步说，天、地、君三者，尽管自古言之，但古人对这三者的理解和解释与现代人对此的理解和解释实已如天地悬隔。就“亲”字而言的孝弟之道等，古往今来的变化其实也很大，但唯有这最后的“师”字，实际上反成为五字之中最具稳定性和永恒性的一项。这说明什么呢？ 我以为它或许表明：所谓天、地、君，并非永恒不变的概念，不同时代乃至不同国家的人们对其认识是很不同的；但“师”之意，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无论哪个国家地域都具有一种永恒不变的伦理关系，换句话说，“师”是人类文化中最具永恒性的一种存在，也是文化传承最具核心意义的一种存在。乃戏改白居易句，谓“天长地久有时尽，师道绵绵无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