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青享寿逾百岁，他毕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做过著名的淮安新安小学校长、延安保育小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教育出版及研究工作，为老解放区小学教育和新中国教育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
从苦儿院走出来的革命青年
郭青1906年出生于安徽怀宁一个穷苦佃农家庭，10岁那年父亲因痨病去世。母亲带着三个幼子，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把郭青的妹妹送给人当童养媳，她自己到城里替人家洗衣做活，郭青则被送去一家钟表铺当学徒。
当时，安庆有一所绅商资助的苦儿院，专门救助本地贫苦儿童，并教授相应技能，郭青11岁那年被苦儿院收留下来。在苦儿院，2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阴暗的寝室里，吃的是糙米烂菜，穿的是破旧衣衫，但有书读就让郭青感到很满足，他一心一意埋头读书，用了五年时间达到了高小水平。苦儿院为了鼓励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的学生，专门挑选出四位优秀毕业生到省立工艺美术学校继续读书，郭青是其中之一。然而因组织同学驱逐贪污腐化的校长，他被学校开除。
此后，郭青转到安庆职工学校上学。在这所学校，郭青接触了一批有思想的年轻教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又和几个同学办起了工人补习夜校，教工人们识字、学文化，宣传民主和反帝思想，很受工人欢迎。他和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苦儿院同学一起，秘密阅读进步书刊，到农村宣讲进步思想，并经常深夜到安庆街头撒传单、贴标语。郭青在《回忆二十年代安庆革命活动的一鳞半爪》中说：“进步青年拿到这些书如获至宝，高兴地说：‘雪夜闭门读禁书，诚人生一大乐事。’买到书后，撕去封皮，拆成散页，分散阅读，互相交换，零散保存，以防敌人抓捕……我们在安庆地下活动时，多半在我家开会，有的文件放在我家保存。记得有长江局的油印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安庆文史资料》第4辑，1982）1925年，郭青加入共青团。他还曾写信求教于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杨贤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在杨贤江文集中，保存了两封写给郭青的信。
1926年，20岁的郭青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当时我们认为北伐就是革命，所以很快离开了安庆，欣然参加了北伐军。”（《回忆二十年代安庆革命活动的一鳞半爪》）1927年后，他一直在安庆从事小学和贫民子弟的教育工作，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从新安小学到圣地延安
根据《新安旅行团大事年表》记载：“1935年8月，汪达之邀请郭光庭（郭青）同志来新小担任校长，以便他亲自率领新安旅行团出发。”汪达之是晓庄师范的学生，1930年受陶行知委托担任新安小学校长。新安小学很不一般，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试验的重要基地，也是著名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的母校。在大江南北，“新安旅行团”每到一处，都会为农民放映抗日影片，宣传抗战主张，吸引来数不清的民众观看。“新安旅行团”也到城市的中小学乃至大学演讲、表演，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1936年5月，该团抵达上海。在党组织安排下，一批著名进步学者和艺术家前来给孩子们授课。郭青也赶到上海，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陶行知，参观了他办的工学团，并听了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著名人士的时政报告，还加入了生活教育社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在汪达之率领“新安旅行团”外出时，郭青留守主持新安小学的管理工作，继续对陶行知新思想和方法进行试验创新，身体力行。该校学生主要是当地农民子女、孤儿以及党的干部子女，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具有“康健的体魄，生产的技能，艺术的兴趣，征服自然的本领，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开设的课程除国语、算术、常识、音乐、美术、体育外，还有当时一般学校没有的“科学把戏”“国难教育”“社会实际”“生活技能”等。教材是“根据生活教育之原则”由教师自编。教学方法坚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提倡“手脑并用”，重视实践。学校有劳动基地，学生在校既读书又劳动，以培养独立工作和生活能力。学校还实行“小先生制”，师生之间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老师要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引导学生自己教育和管理自己。在郭青领导下，学校办得朝气蓬勃，学生生活生动活泼。回忆这段时光，郭青说：
“终日同儿童们在一起，看到孩子们的纯洁天真，心情为之感动。想起自己童年的不幸处境，感慨万分，决心把失去的东西寻找回来。教师是培育幼苗的园丁，这事业纯洁高尚神圣，我宁愿一辈子都当个辛勤的园丁。就这样奠定了我从事教育工作的思想基础。”
有一次，郭青到上海办事，陶行知让他把一个姓张的小女孩带到新安小学。郭青问：“孩子叫什么？”陶先生想了想说：“叫苏云吧，在江苏飘来飘去的一片云。”并且，很郑重地嘱咐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好。郭青对这个没有名字的孩子心里没底，很紧张地问：“出了差错怎么办？”陶先生说：“你只要尽力而为，出了事你不用管。”（项苏云口述：《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
南京陷落后，新安小学的教学已无法维持。这时，郭青接到仍在外带领新安旅行团宣传抗日的汪达之的信，要他带7岁的苏云去西安。于是，郭青带着小苏云在兵荒马乱中匆匆离校，第一站来到淮阴，看见铁路上停着一列货车，心想这列火车总是要开走的，便拉着苏云攀上了一节敞篷的货车车厢。他俩就搭乘这趟免费的货车到了安徽蚌埠，接着又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向西北行进。夜间，他们遭到在风陵渡的日军炮击，所幸最后冲出了险境。
到了人地生疏的西安，住了一个月，郭青因没有收到汪达之的信，不知投奔何处，而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他暗自打算先去找个教书的差事，挣钱维持自己和苏云的生计。正在此时，汪达之的信终于辗转而来，郭青看了信才知道，他历尽艰辛带到西安的女学生，竟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她因从未见过父亲，一直由母亲带着，故而随母亲姓张。信中，汪达之还指示郭青带着苏云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设法把她安全送到延安。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西安，特务活动猖獗，普通百姓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郭青向路人询问八路军办事处时，看到的都是惊恐猜疑的目光。颇费了一番周折，郭青才带着苏云找到了办事处所在的七贤庄1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郭青终于带着苏云乘上了前往延安的卡车。到延安后，张苏云改名项苏云，郭青则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回忆起这段往事，郭青诙谐地说：“是项苏云带领我再次投入了革命队伍，要不是护送她去延安，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党组织有这样直接的联系。”
在保育小学的岁月
不到半年，郭青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结束，组织安排他到他熟悉的教育领域工作，担任延安鲁迅小学教务主任。鲁迅小学之前叫延安干部子弟小学，于1937年由徐特立创建，最初有30多个七八岁至十来岁的小学生，他们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有的是白区地下工作者的孩子，也有延安干部子女。1938年年初，延安干部子弟小学和延安完小合并，改称鲁迅小学，继而又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中学小学部。项苏云也在这所学校读书。
到延安不久，郭青由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徐明清和教育厅国民教育科科长董纯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位介绍人都曾是陶行知的学生，并在晓庄师范学习和工作过，其中徐明清在上海工作时还帮助照顾过幼年的项苏云。
1939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办一所战时儿童保育院，由福利会拨发一部分办院经费。为了使小学的孩子也能分享福利会的资助，边区政府决定将边区中学小学部并入陕甘宁边区保育院，称保育院小学部，也就是保育小学。学校成立不久，郭青被任命为保育小学校长。
这一年，延安保育小学的学生已达到300多名。学校教师大多是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毕业生，其中不少人有中小学教学经验。
边区政府对这所小学非常关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询问学校的情况。尽管当时延安物资匮乏，边区教育厅还是想办法保障孩子们的供应。保小学生的待遇要优于一般干部，而且粮食中大米和面粉的比例要高一些，服装每年要多发一套，冬季再补充被褥鞋帽。
1939年8月，边区教育厅专门为小学教员举办了培训班，毛泽东应邀而来给学员讲课。那天，毛泽东一走进挤满了人的培训班，大家都站起来热烈鼓掌。他招手并示意大家坐下，操着湖南口音对学员们说：“有人认为，一个小学教员，对抗战能有什么用呢？这种看法就不对了。小学教员在抗战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要以为我们的任务不大，不过是个小学教员而已……孙中山先生起初是学医的，后来创造了三民主义；高尔基是鞋店学徒，创造了现代世界文学的最高纪录。我们的教科书要有抗战，但要把生活加进去，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联合起来，这就是‘抗战教育’的‘知行’教育。”最后，毛泽东还问孩子们：“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谢觉哉等都到学校看过孩子们，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为保小捐赠过钱和物品。
郭青担任保育小学校长后，把全身心的爱和体贴灌注于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并把战时教育、生活教育的进步思想贯穿于学校的建设和教学当中，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41年5月，郭青被选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此后，他被分配到延安师范学校担任教导主任。抗战胜利之前，郭青还担任过米脂县东街小学校长和县政府教育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绥德专署三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国民教育科副科长、秘书室主任。
1947年3月，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边区教育厅指派郭青、黄克到保育小学负责学校师生疏散工作。郭青在《回忆延安保育小学》一文中写道：
保小学生除一部分（一百多人）离开延安去晋冀鲁豫根据地外，留下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还有三百多人，要跟着部队行动。学生年龄小，加上工作人员自己的小孩和保育员中年纪大的老太太，小的小，老的老，行军有很多困难……14岁以上的学生要背上背包（自己的被子）。战争间隙暂驻休息时仍要上课学习。五个多月的行军，幸未发生什么事故……第一天跑了七八十里路，队伍距离拉得太长，个别小孩竟在路上睡着了。（《从延安到北京——北京育才学校校史资料选》，1983）
《延安保育院小学校长百岁回忆》一文也有相关记述：
有一天，保小的队伍来到王家湾。师生们一进到村子，就感觉环境不太一样，站岗的不是拿红缨枪的自卫军，而是拿驳壳枪的士兵，村里还有电线和电报天线。因为队伍里有个病号，实在走不动了，郭青和黄克就张罗着到村里找担架。上了山坡，他们看见一个人，正背着手散步。他们喊：“老乡，老乡。”那人不知是喊谁，一直没有回头。他们又喊了几声，那人才转过身来，问：“同志，你有什么事？”他俩一惊，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你是，是毛……”那人回答说：“我不姓毛，我姓李。”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改称“李德胜”了。又问：“您知道村长在哪儿吗？”那人说：“村长在下面，你们赶快去找。”他们刚要走，听那人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到哪去？”回答说：“我们是保小的，要往绥德方向走。”那人说：“你们先在这吃饭吧。吃完饭，我派一个班，送你们走一程。”于是，跟随这位“李”同志的部队，特意为保小的师生们做了一顿面条；吃完面，也没睡午觉，保小的孩子们就在两个骑兵班的保护下，继续往东北方向前行。（《党史纵横》2005年第7期）
很多延安保小的学生后来成为在各领域独当一面的栋梁之材，他们没有忘记郭青校长和保小其他校长、老师当年的呕心沥血、精心呵护。多人撰写回忆文章，认为这些为人师表者的言传身教和延安精神的熏陶，是他们健康成长、进步发展、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在延安特别是保育小学的工作经历，可谓是郭青人生的一段“高光时刻”。离休之后，他撰文著书，详细回顾了学校各方面情况。这些论著既是郭青在延安保育小学工作情况的全面总结，也是研究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基础教育的重要历史文献。
投身教育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郭青被任命为陕西省文教厅办公室主任。1953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优秀教育干部和学科专家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扩充教材编辑出版队伍。因此，郭青于1954年3月调京担任人教社计划财务室主任，和他同期报到的还有吴伯箫、叶立群、余元庆、魏群、孙士仪、李润泉、肖垠、董秋芳、余文、刘默耕等许多学科专家。两年之后，郭青转任出版部主任。
人教社成立之初，全国中小学课本的版本和定价已经统一起来了，并形成了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国家不再补贴。郭青上任后，首先遇到了出版社在东北与江西亏损，而其他地区均有盈余的情况。纸张价格高低对印制书籍的盈亏起决定作用，为此，郭青建议纸张单价采取加权平均法，通过联购的方法解决各地盈亏不等的问题。同时，为了减轻学生经济负担，他还主张继续降低小学教材的定价标准，教科书定价因此长期在各类书籍中处于最低档。
郭青担任出版部主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从1957年开始，上级规定中小学课本由大区印造逐步向各省、市、区自行印造过渡。为了保证课本大量供型和质量的要求，他和同事把用于工业的电镀工艺经过试验改进用到印刷制版业，获得成功，建立了当时全国唯一的用电镀铜版制型的新工艺，满足了各地印制的需要。
1961年年初，人教社与高教社合并，郭青担任大出版部主任，并开始负责供应大学基础课教学用书。文、理、工各种用书种类庞杂，排版字数多，印订数量大，五六个月时间必须全部出齐，困难极大。当时的教育部高教二司司长黄辛白挂帅，与郭青等组成领导小组。排印计划制定好后，郭青担心延误出书，天天跑工厂、抓进度，马不停蹄，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同时，他还要注意不能影响中小学课本供应，哪一方面都不能出问题。到秋季开学前，2000余种、500万册课本顺利出版，排版近亿字，直到此时，郭青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睡了几夜好觉。此后，这样的浩大工程每年都有一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教社停办，编辑和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此时的郭青已经60多岁，被安排放牛，劳动量不大。这对穷苦出身、在延安经常劳动的郭青来说，是小菜一碟。1972年，他被安排退休回安徽老家，他出资为家乡怀宁县的一个小乡村架设电线，给每家每户都安装了电灯。1980年年底，郭青被落实政策迁回北京，1982年12月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作为在20世纪3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始终在教育和出版战线的普通岗位上默默耕耘，从无怨言。
老骥伏枥心无忧
1979年，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编写老解放区教育史工作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教育科研项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特别强调要写好陕甘宁边区教育史。1982年3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研究小组成立，1985年5月在西安召开了编写工作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在边区工作的董纯才、林迪生、李之钦、辛安亭、张腾霄、刘御、郭青等出席了会议，重点研究了《边区教育史编写纲目（草稿）》与《陕甘宁边区教育大事记》，并对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研讨。会上成立了编审委员会，郭青为特邀顾问。他不顾年老体弱，用了很多时间撰写了自己早期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从事教育工作情况的回忆录，先后发表《回忆二十年代安庆革命活动的一鳞半爪》（1982）、《回忆延安保育小学》（1983）、《崇高风范育后代》（1992）、《怀念蔡子伟同志》（1999）等文章，还出版了内容丰富的革命回忆录《延安保育小学》（1989）一书。
郭青活了一百多岁，晚年每天读书看报，写回忆录、读书笔记和日记。他个头不高，瘦瘦的，但精神矍铄，脸上没有老年斑，黑白相间的眉毛足有一寸多长，除了耳朵有点背，没有任何慢性病，很少吃药，很少住院。郭青保健养生有什么秘诀呢？他常说：“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
郭青生活规律，起居有常，一般早上6点多起床，喝一杯凉开水或蜂蜜茶。中午午睡一个小时左右，晚上10点前就寝。饮食以清淡为主，不挑食、不偏食，从不吸烟，也不喝酒，坚持打了几十年太极拳。
郭青淡泊名利，更不居功，一直住在景山沙滩后街的两间平房。有的人觉得以郭青的资历，应该享受更优越的待遇，可他却说：“比起我在苦儿院，比起我们在延安的时候，现在多幸福啊！”
2005年6月20日，是郭青百岁生日。这一天，他的许多学生都来到沙滩后街看望老师。项苏云带上了延安时期《解放日报》记者为保小的五位“特长生”拍摄的一张老照片。那是延安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比赛大会，这五位各有特长的学生在比赛中获了奖，《解放日报》还为此写了一篇报道。郭青看着照片，一一点出了照片上学生的名字。不论是好学生还是调皮捣蛋的学生，郭青对他们的爱是一样的。他对教育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
为了商议如何给郭青校长过这个百岁诞辰，一些原保小的师生一起追忆了郭青在保小的往事。中午聚餐时，他们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学校吃饭的情景。食物端上来后，大家要先唱《吃饭歌》，指挥唱歌的人大喊“发动”，大家才动碗筷。于是，在座的保小师生又像当年那样唱了起来：“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该加倍努力，服从纪律，用功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
